崔瑞芳，作家，笔名崔蕤，生于1932年，享年八十有一。

与王蒙

王蒙与崔瑞芳相恋尚未成婚，王蒙因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被打成右派。崔瑞芳坚信“王蒙是好人”，毅然与王蒙结婚，并随王蒙到新疆伊犁劳动改造。在伊犁，夫妻及儿子、女儿五口共住八平米土房。二十一年过去，1978年王蒙的右派，获得改正、平反，回京任《人民文学》主编，转作家协会副主席，1986年经邓小平提议，任中央文化部部长，政协常委。崔瑞芳曾多次随王蒙至温师院与温州大学讲学。最后一次为2008年5月，曾同泛舟楠溪江；其时，身体尚健。

　　王蒙的夫人崔瑞芳也加入了写书的行列。她以方蕤的笔名，用平实的文字，将她与王蒙两人相知相随几十年的生活故事一一道来，这本书的书名叫《我的先生王蒙》。王蒙对夫人新书的评价：还可以。

　　王蒙一向不愿意把自己的私生活公布于众，王夫人为什么会写这本绝对隐私的书？崔老师说，早就有朋友建议：身边放着这么个人，为什么不写写这个人，写写你和这个人的生活历程？我想，有那么多的专家、学者都在写王蒙、研究王蒙，作为王蒙的妻子写什么呢？当然就只能写日常生活中的王蒙。

　　崔老师写书是不是沾王蒙的光？王蒙的儿子王山告诉记者，母亲虽是教物理的，却喜欢文学，她把写书作为一种喜好，是对生命历程的一种温习和保存。名人效应往往会遮蔽周围的人。我母亲是个活生生的人，她是个公民，有写作的权利。在书中，她并没有刻意暴露他们的“隐私”，而是记录生活中平常的一面。琐碎但真实，至少符合她记忆中的真实。

　　据说，王蒙对夫人的这本书评价是：还可以。

　　抛开大作家的身份和曾任文化部长的光环，生活中的王蒙是怎样的一个人———

　　夫人“爆料”

　　18岁写求爱信

　　1950年寒假，我在北京女子二中读书，被临时调去协助“三反五反”运动做文书工作。报到那天，和王蒙在同一个厨房打饭，王蒙朝我笑笑。当时我想：这人挺有意思，还挺热情。一天晚上11点多了，我在办公室画表格，忽然听到敲窗户的声音，抬头一看，王蒙正趴在玻璃窗上朝着我笑。他说：“别干了，出去散散步！”我一时不知该怎样回答。“去吧，就走一会儿，去吧，去吧！”他的声音带点乞求。我迟疑着慢慢站起来……回校不久，我接到王蒙的第一封求爱信：“你为什么这么快就离开了，你走了，也不跟我说一声，我想你……”这一年，王蒙只有18岁。

　　需要照顾的“呆子”

　　王蒙是一个不修边幅的人，时常衣帽不整，往往一个裤腿长，一个裤腿短，而且不知问题发生在哪里。每每他在临出家门时，我都要提醒他拔出别在鞋里的裤角，我若是少说一句，他就这样参加活动去了。对我来说，王蒙永远是一个需要照顾和宽容得一塌糊涂的呆子。连他过马路的姿式我都觉得拙笨万分，几乎是瞪着眼向急驶而来的车辆走去，害得我连连指导。我不能想象，没有我的时候他如何能安全地穿过马路而没有滚到轮子下面。

　　没有绯闻的名人

　　在王蒙文学创作50周年国际研讨会上，张锲说了一句话令全场异常活跃：“王蒙是一位没有绯闻的名人。”

　　1956年秋天，王蒙来太原看我。我们去了晋祠，悠闲地逛到叫“不系舟”的石船上。王蒙建议：我们在这儿留个影吧？我答应了，找了一个可以依靠的栏杆坐下。王蒙走到我前面大约三米处站在那里，很不自然，两臂不知怎样放才好，羞怯地跟照相人说，远一点，照小一点。这是我们结婚前留下的唯一一张合影。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是这样一个守规矩的人。十几年来，他接触的人很多，有许多年轻漂亮的女记者、女演员、女作家———他与人家都是就事论事。在女性面前，绝无非礼言行。他尊重自己更尊重旁人，自然绯闻就远离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