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术研究

先生少年时研读古典诗词，大学学习西洋文学，文学功底深厚，曾发表了多部文学著作，如《中外名诗赏析大全》、《田螺精》，万年还出版过散文集《欧美散记》等。

而立之年，先生感觉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文学道路举步维艰，便转向较为“安全”的语言学。他语言基础很好，同时掌握英、法、俄三门外语。先生是学贯中西、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是我国语言学界的一代宗师。尽管他常常谦虚地说自己是语言学界半路出家的“野狐禅”，但因其深厚的学养和勤奋的精神，成为一名堪与其他语言学宗师比肩的语言学家。他涉猎广泛，研究课题多而新颖，很多都具有开创性，影响很大。他在语言理论、现代汉语、近代汉语、汉语方言、汉语语音史、社会语言学、计算语言学、词典学、语言教学等多个领域都做过深入研究，撰写、主编各种著作3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另有多部重要译作，为中国语言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现代汉语语法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是先生用力最多的一个领域。他从汉语的实际出发，发表了一系列具有宏观指导意义的理论论著。其中《论语法形式和语言意义》（1958）、《再论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1993）两篇文章全面、深入地论述了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以及二者的相互依存关系，阐明了形式和意义相结合原则的重要性以及结合的途径等重要理论问题，为在汉语语法研究中坚持这一正确原则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因而产生了重大的学术影响，被公认为汉语语法学的经典性文献。他还第一次提出“句法语义范畴”的重要概念，并初步建立了句法语义范畴的理论体系。这一概念的提出和相关理论体系的构建被认为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重要发展。他还第一次提出“完句成分”的概念，开启了汉语语法研究中一个新的重要领域，对这方面的研究起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先生在汉语语法的具体研究中也多有建树。20世纪80年代，他创造性地把传统的结构分析方法和新兴的社会调查方法结合起来，对北京话语气助词和叹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不仅正确地总结了语气助词的多种连读变音规律，而且分析了不同的心理和社会因素对连读变音的影响，使汉语语气助词和叹词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汉语词类问题是语法研究的老大难问题，20世纪90年代，先生以古稀之年，身体力行带领一批学者进行攻关性研究，其成果收入他主编的《词类问题考察》一书。这部论文集被认为是现代汉语词类研究的总结与突破，是迄今最全面、最深入阐述汉语词类问题的论著之一，因而一出版便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

（二）社会语言学

先生是国内最早进行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学者之一。几乎与国外社会语言学的兴起同时，他就写出了已明显带有社会语言学倾向的论文《上海话一百年来的若干变化》（1967），揭示了各种社会因素在语言演变中的作用。《关于北京话语音、词汇的五项调查》（1983）一文在国内首次全面引入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具有开创之功。先生在社会语言学方面的重要贡献不仅在于他第一次全面引进西方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而且在于他结合汉语实际对这种理论和方法进行了中国化处理，这无疑具有重大的开创意义。

（三）方言研究

除了对北京话、上海话的研究外，先生还对自己的家乡话进行了仔细考察。先生的语言研究历程是从研究家乡方言开始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吕叔湘先生和丁声树先生的指导下，他调查了自己家乡方言的代词，并于1957年在《中国语文》6月号上发表了《海盐通园方言的代词》一文。该文是较早注意到方言语法研究的重要文献，它的发表对扭转传统方言研究只注重语音语汇的局面具有重要作用。在后续的方言研究中，他始终注重对方言语法的研究，这在他的论文《海盐通园方言中变调群的语法意义》和专著《海盐方言志》以及他主编的国内第一部方言语法论集《汉语方言体貌论文集》中都有充分的体现。先生多年倡导和力行的方言语法研究已逐渐为汉语方言研究者所认同，这对汉语方言研究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四）近代汉语

先生在近代汉语研究领域也做出了重大贡献。《<老乞大谚解>和<朴通事谚解>中所见的汉语、朝鲜语对音》（1963）一文依据对音材料整理出16世纪北方话的语音系统，解决了汉语语音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因而成为近代汉语语音研究的经典性文献，至今仍为国内外广泛引用。《说“打”》（1984）一文引用例句达1000多条，总结了东汉以来“打”的一系列义项及其历时演变过程。近代汉语的历史分期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重大问题，先生以语言要素本身的变化为标准，提出了独到的分期意见。目前有关近代汉语的分期，特别是分期上限的定位，先生的隋末唐初说与王力的宋元说、吕叔湘的晚唐五代说被公认为三家有代表性的看法。 

（五）其他

先生对词典学方面也有创获，他主持编写了国内第一部词典学研究著作《词典学概论》，对计算语言学和语言教学也发表了一系列有指导意义的重要见解。

先生在译介国外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方面也有突出的贡献。他翻译了不少国外语言学论著，如《语言存在的客观性》（1958）、《语言》（1959）、《语法范畴和词类的关系》（1960）、《描写形态学的方法》（1963）、《语言理论，语言描写和语言教学》（1978）、《格辨》（1980）、《社会语言学导论》（1980）等。其中，《“格”辨》的翻译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备受推崇。此外，先生还主编了《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20多年来，许多院校采用了这部教材，到目前为止，在众多的西方语言学名著导读类教材中，这一部的影响最为广泛。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先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他既重视对语言事实的观察和发掘，又注重理论的运用与创新，并善于将二者统一到研究工作之中。他一贯坚持严谨、务实，不尚空论，并力求有所创新的主张。 

二．语文教育

先生学术造诣精深，学术地位举足轻重，但先生对此却十分淡然。他最喜欢的称呼是“老师”，最令他骄傲的是他的一群学生，说起他们，先生如数家珍，不亦乐乎。自从1952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从事英语教学以来，先生毕生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为语言学科的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联合成立了一个词典班，连办两期，由先生负责。他先后邀请了王力、陈原、许嘉璐等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前来授课，培养了出版界和辞书界的一批知名人士和骨干力量，比如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杨蓉蓉，她是改编《辞海》的负责人；汉语辞书编辑室主任、四川辞书出版社副社长冷玉龙，他主编过《汉语大字典》等。 

胡先生较早注意到了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性。1984年，时任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主任的胡明扬先生向学校起草了一个报告，要求在留学生现代汉语教研室基础上成立对外汉语教学中心，获学校批准并于1985年正式成立，很快从中文系独立出去，成为对外语言文化学院的前身。为了培养对外汉语教师，1985年先生办了一个研究生班，招了两届学生，共20余人，许多对外汉语教学界的知名学者和教师都出自这个班。

1990年离休后，尽管年事已高，先生仍然除了组织发动老一辈的学者们探讨语言学研究中可开拓的方向，有时还亲自带领中青年学者进行社会语言学调查，到各大高校给莘莘学子开讲座，吸引更多有志之士踏入学术研究的殿堂。

先生不仅在职期间兢兢业业，离休后仍不遗余力，为中国人民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点的申请和一级学科的建立做了很大努力，而且还承担着人民大学中文系的博士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的指导工作。

严师出高徒。在教学上，先生坚持“有教无类”和“以人为本”的原则，对每个学生都一视同仁。同时，先生也是一位教育“独裁者”，他深谙“玉不琢，不成器”的道理，常说“任何事情只要肯花时间就能做好”，因而对学生要求极其严格甚至可以说是“严苛”。这一点曾令许多学生“痛苦不堪”，但后来他们发现先生当年的严格让他们终身受益。

在生活中，先生又对学生关怀备至，并且时常鼓励学生，完全没有教学时那种严父的肃穆，让人倍感亲切和温暖。 

近几年来，先生在继续致力于语言研究的同时，还十分关心中国教育和人才培养问题，撰文强调通识教育对人才成长的重要性，反对过专的培养匠人的教育模式。其教育思想同样体现了贯穿先生一生的家国情怀。

先生曾于1988年和1989年连续两次获得“北京市教书育人先进个人”的光荣称号。

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中，先生辛勤耕耘，数十年如一日，真正做到了“诲人不倦”，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英才。目前，先生的弟子遍布全国各地的各个行业，有的在海外从事教学、研究工作。其中不少人已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成为本行业的骨干或学科带头人。此外，先生还招收了一些国外进修生，因此用“桃李满天下”来形容先生的教育成就是恰如其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