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选国

转眼来疆履新，已七月有余。

前日，发小从京专程看我。彼此已一年多不见，本该好好聚聚，喝上几盅。怎奈琐事缠身，竟抽不出时间一叙别后光景。

临行前晚，终于有闲暇。频频碰杯之中，我们走向了感情的极致。

他多了，我似乎清醒着……就在住的宾馆，我们聊起了往日武汉的点点滴滴。

那晚，上床休息的我，怎地无法像往常一样，静静地进入睡梦。也许是酒多了，也许是……

忽然，我梦到了珞珈山下的樱花，梦到了马克昌先生。

梦中，珞珈山旧貌如故，樱花依然怒放，摇曳着高远的蓝天。先生经常散步的小路还在，却唯独不见先生。我四处找寻，大声呼喊，可没人应我。在梦里，我忽地反应过来，先生已离世快一年了。

醒来时，发现枕头不知为何湿了……翻腕看表，才七点多，试图继续睡下，但与先生的往事，纷至沓来，次第上心，不能自已。

推开窗，霎时发现东方早已发际。冬日的乌鲁木齐，已很难见到晴朗的天空，虽“四九”早已过去，但城市中依然雾气弥漫。

难得有今天这么一个好天气。蔚蓝天空，没有一丝风，没有半片云，正是晾晒记忆的好天气。

2011年6月22日，阴历五月廿一日。大风至，多云转雨。原本炎热喧嚣的武汉，遭遇入夏以来最寒冷的一天。

19时16分，先生永远地走了。接到莫老师的电话时，我试图保持着平静，假装凝视着远方，默不作声。好久好久，我对一旁的妻说：“此后再无机会亲近先生了！”

说罢，泪垂，雨飞，人心碎……

26日，那天，先生收拾的整整齐齐，我们要送先生出远门了。被鲜花簇拥的遗像上，满头白发的先生，开怀大笑。

先生面色如生，很安详地躺着。我走近他身边，看着他，久久不能离开。

这样一个人，就这样地去了。我看先生一眼，又看一眼，我哭了……

先生于我，亦师，亦父。作为先生的第一届博士生，是我莫大的荣幸。与先生一起走过的日子里，他始终影响着我，改变着我，指引着我……

拂去岁月的浮尘，清理一下记忆的库存，梳来理去，与先生的最后三次见面如过电影般在脑海反复，挥之不去……

（一）

2010年5月6日，那是一个没有晚霞的傍晚。

好久没有探家，我和妻利用五一假期回了老家湖南一趟。期间得知先生刚从医院出来，索性没提前打招呼，就带妻匆忙赶到武汉先生的家。

先生家住武汉大学教师宿舍区。120多平方米的四室两厅房屋，是上世纪90年代初学校分的。在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是这里的常客。

如今再次走进先生的老屋，并没有什么异样，房子依旧，花草依旧，唯独老屋的主人——先生让无情的岁月给侵蚀了。手术后的先生脸色略微发白，显出病态，但眼睛澈亮，神情依然矍铄。

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先生的口腔溃疡怎么治也不见好。我们以为是免疫力问题，找了好几家医院，只当是口腔溃疡来治疗，从不曾想到白血病正在侵袭先生。

书房中的先生正伏案，一笔一字地撰写《百罪通论》的编写计划。这本书是与先生前期撰写的《犯罪通论》、《刑罚通论》的姊妹篇。即使已八十有四的高龄，且有病在身，他依旧坚持学术著作不能口述代笔的原则，整整齐齐地写出厚厚的一摞手稿。唯一遗憾的是，先生走之前，却无法亲眼看到这部最新著作的付梓。

不忍心惊动先生，我们悄悄溜进书房，但先生还是立即察觉出来。

“哟，小熊和小任怎么大老远地来了！也不提前告诉我一下？”从先生假装嗔怒的话语里，我听出了喜悦。

“工作顺利吗？有没有读什么书？其他人都还好吗？”这是先生见到自己“马家军”的必问话语，先生那偌大宽广的胸怀，始终装的是国家的法治建设和学生的进步，唯独没有给自己留一空间。

“最高法院最近关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意见，我仔细看了好几遍。”先生说，“这应该说是法治建设的一大进步”！

其实，这件事最大的功臣应该是先生。在国家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先生积极提倡将“宽严相济”作为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在他的呼吁和推动下，刑法理论界、刑事立法和司法部门基本达成了共识，将“宽严相济”作为基本的刑事政策贯彻到立法和司法实践中。

“中国的刑事司法实践，要改变传统那种动不动就用刑法的理念，刑法一定要谦抑宽容。不轻易判一个人死刑，是对生命权的尊重。”说到这时，先生口气很坚决，却沉默了一下，“目前中国的死刑仍有威慑，当文明达到一定程度，再逐步废除死刑。”

先生是一个纯粹的法律人，他对法治建设始终充满热忱，但并不大声呐喊，而是默默地、一点一点向前推动。他说，“我们对法律要有真正的助推作用，而不是只在口头上发牢骚”。

以往，每次过去都会与先生聚餐，但那天由于刚动完手术出院，身体比较虚，就没有一起吃饭。走时，先生把我们送到了门口。他认真嘱咐我，“你们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好好工作，不要牵挂我，以免让你们分心……”

在我们执意要求下，先生没有出门。他一直目送着我们，眼看着车越走越远，最后看不见了，先生才回到了书房，继续一笔一画撰写《百罪通论》……

（二）

2011年1月22日，我又去了。那天的武汉飘着大雨。

受胜俊院长和最高法院党组的委托，我专程回到武大，探望已住进医院的先生。

当时，医院已确诊：先生患的是白血病。身边的人都知道这个结果，唯独先生全然不知，仍旧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推门进去，先生端坐在病房外间读书做研究。听照顾的护士介绍，先生每天仍按正常作息制度起床。他的床头堆满了刑法学相关的书籍，连茶几上也铺满了《法制日报》、《检察日报》等报刊。

粗心的我仿佛一下子明白了，原来先生一直不愿把自己当做病人。即使在医院，也不愿改变他一向工作的习惯。

“马老师好！”我打断了正在伏案工作的先生。

“小熊来了啊！工作顺利吗？小任她们都还好吗？有没有读什么书？”对学生，他永远都是关切的问候开头。

我依次向先生转达了胜俊院长和最高法院的问候，并送上了慰问金。

“看来法学基金会又发财了！”先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遮住了他的“眯眯眼”。先生顺便让我转达他对胜俊院长和建明检察长的谢意，感谢他们去年在百忙之中还专程来看望他。

寒暄过后，先生立即问我，是否看到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的修改意见。

从去年6月以来，一直在医院静养的先生，始终关注着《刑法修正案（八）》的修订工作。针对修订应当坚持的指导思想、刑罚结构调整、具体罪名修改与完善等10多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提交全国人大法工委。

“《刑法修正案（八）（草案）》总的来说是不错的，但是，还有不少地方值得推敲、研究。我的看法仅是一家之言，仅供参考。”虽然先生已是患病之人，但语速很快，思维依然清晰如故。

我忙应道，大家都认为您的宝贵意见符合我国的国情，也符合我们现代的法律制度。所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一一吸纳，他们让我向您表示感谢，并问您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国还有很长一段路需要走。”作为一个法律人，国家法治的进步和发展，是先生一生的理想和追求。说到此，先生目光中透出神采。

“希望我们的刑法，能够逐渐从国家刑法走向市民刑法，这是我的一个理想。我们国家应该是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并重，这样，这个国家才能逐渐走向文明。”

那天的先生，状态非常好，根本不像患了重病。先生的一席话，镌刻在了我的心上。在莫老师的要求下，先生还与我们合了影。

“晚上我就不请小熊吃饭了，王晨你们要安排好，适当小酌几杯！”临行告别时，先生一再嘱托师弟王晨把我安顿好。

先生不在，晚饭自然吃得不香，所以我们早早就散了。王晨陪着我，缓缓走在回宾馆的路上。一想到对病情全然不知的先生，依然认真做着自己的研究、亲自辅导学生，还一直惦记着自己的学生。我突然异常伤心……

于是调转方向，和王晨再次返回医院。在华灯初上的街头，我遏制不住满眶的泪水，任它在脸颊上恣意流淌……

“怎么又回来了？是不是要接我出院？”先生有些意外，以为“救星”来了。

本想告诉先生病情的，但话到嘴边，还是忍住了，“我们想您了，您可要好好把小毛病治好了再出去”。

“你们看我身体多好，还有许多事情等着我呢！把我放在病房，这不是判我无期徒刑了吗？”望着我们，先生一脸的无奈。

“您在这里不一样可以带学生吗？不一样可以看书吗？您老就别着急了。您看我们这些学生都没有让您失望，师弟王晨最近不是也调整了吗？所以您老把身体养好了，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怕影响先生休息，没敢逗留时间太长，道完别我们就离开了病房。刚出病房，眼泪又抑制不住地滑落下来……

（三）

2011年6月9日，是最后一次见到先生。

当时的我，正在西安参加全国刑事诉讼第一审程序改革完善座谈会。

就在开会的间歇，我的电话不停地振动。莫洪宪老师传来消息说，先生的身体越来越弱，并已住进了重症监护室。那时，他的肺功能已衰竭了。

莫非不通情理的老天要带走马先生……这种忐忑使我愈发不安：先生已经85岁了，无论如何都必须要去见上一面。

不知为什么，我的心里升腾起一股不可名状的酸楚。先生自生病以来，虽然医院和身边的人都让他去重症监护室，但他一直不愿意。

后来才知道，原来先生见韩德培先生进了重症监护室不到一个星期就走了。之后，他就一直抵触重症监护室，总认为进去了就再也出不来了。

如此反复，终于经受不住医生和身边人的善意劝说，住进了重症监护室。

会议刚结束，我立即坐飞机到了武汉。

6月的武汉早已绿树成荫，依然异常炎热。由于出港和进港的塞车，我和王晨赶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见到先生时，已然是黄昏时分。

在病榻前，我们尽量做出欢悦的神色，以驱散内心的忧虑。由于厚厚的防护服裹得严严实实，先生一时没有认出我们来，依然神情专注地看他的书。

在我的记忆里，先生从来就没有胖过，一直很清瘦。此时他脸上似又消瘦了些许，加上病魔的折磨，明显老了许多。莫洪宪老师悄悄走到病床前，附耳对先生说：

“先生，小熊和王晨看您来了。”

“先生好。”说这句话时，我虽然尽量克制着自己的感情，但是泪水还是把眼眶打湿了。

“小熊来了，快坐？”先生一听我来了，急忙把身体坐直了。依旧精神，依旧硬朗。

我一直望着先生，以至于太专注，居然忘了应诺，久久未能答话。也许是几分钟，也许是一个世纪，我恢复了意识。

“您要注意身体，不要太累着……”得知来到重症病房，先生依旧看书时，我忍不住“数落”他几句，劝他多休息。

“我身体好着呢，护士她们对我特别照顾，你看氧气瓶这些大家伙都有！她们连床都不让我下……”

怕妨碍先生静养，在病房只逗留了20分钟，我们便匆匆告辞了。

临走时，先生紧紧握着我的手，“好好工作，不要牵挂我。”

我盯望着先生的那双手，由于白血病的折磨，已然失去了血色。那一根根青筋，回旋于失血的手臂上，像是一枝枝攀崖而上的葛藤。

先生就是用他这双手，来攀登法学大山之巅峰的。他主编了《犯罪通论》、《刑罚通论》等25部著作，在全国各级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15篇、此外还有译著20（篇）部等。

我紧紧、久久，不愿松开，仿佛松开了，就再也抓不住了……

返京之后，我记住了那一次的握手。万万没想到，离别时的深情握别，竟然成了永别，化作了永远的思念……

手中快燃尽的烟，灼痛了我的手。与先生在一起的好日子仿佛从指间穿隙过的水，怎么也掬不住。

我们，以及大家对先生的怀念，不仅是出于对先生的一种敬意，对先生法学成就的尊重，更由于先生代表了法律的良心。

而法律的良心就是时代的良心。由于这种良心存在，我们这个时代便充满了正义、公平、尊严和勇气。

想到这里，心里觉得十分欣慰。于是熄掉烟头，起身离去。时已大亮，天空高悬着一轮春天的太阳。

（本文作者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