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文汇读书周报》第三期

                                                 心香一瓣图史千秋

                                                                                 ——纪念潘景郑先生

                                                               （2007-08-24 作者：陈先行）

    今年8月10日，是著名版本目录学家、金石学家、藏书家、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潘景郑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潘先生毕生尽瘁图书之业，贡献卓著。兹发表其门生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陈先行的撰文，以示缅怀。

 潘景郑先生(1907－－2003)原名承弼，字良甫，晚号寄沤，江苏吴县人。出身名门，高祖潘世恩，是咸丰皇帝的老师，官至武英殿大学士，谥文恭；曾祖潘曾玮，历任兵部、刑部郎中；祖父潘祖同，翰林院庶吉士，充国史馆协修，因而有好事者为他刻了一方“宰相玄孙，少宰曾孙，翰林之孙”的印章。但他一生淡泊处世，与书为伴，将大半辈子精力连同其藏书都贡献给了我国图书馆事业。

    从竹山堂到宝山楼

    苏州历来是人文荟萃之地，风流儒雅，代有闻人，私家藏书，蔚然成风。潘氏一族以藏书出名者，可追溯到清乾隆时代奕字辈中的潘奕隽。其“三松堂”藏书虽无百宋之珍，但旧刻精抄及明清佳刊不下数百种，其中经黄丕烈校跋者多逾百种，以今视之，件件都是国宝。

 景郑先生是奕字辈的第六代，他与兄长承厚克绍遗风，从少年时代便从事收藏。他们继承了潘祖同“竹山堂”的四万卷藏书，以此为基础，穷搜遐方绝域，从1922年至1936年，积书累三十万卷，卓然名家。1929年秋冬之交，吴中书肆传出一部大字本《后山居士文集》，钤有“晋府书画之印”、“敬德堂图书印”等印章，本当引起人们的重视，但由于纸色晦暗，藏书家多以为它是明代翻刻本而弃之不顾。然而经潘氏昆仲慧眼细审，字体古朴，用宋代黄麻纸刷印，断定其为宋蜀刻本无疑，毅然以二百金收归插架。著名版本学家傅增湘在目睹该书后大为叹赏，谓此本“不特为海内孤行之帙，亦实为《后山集》传世最早之编”。他们遂将藏书斋名“竹山堂”改为“宝山楼”，以示对这件镇库之宝的珍重，在当时版本学界传为佳话。

宝山楼藏书，初为治学考览，故自经史子集以逮百家杂说，求其大致具备。进而由于景郑先生受老师章太炎的影响，意欲编写南明史，又打算与承厚共同编纂苏州艺文志，故对明末史料及乡邦文献刻意蒐採。虽然这两件事后来因故中辍，但相关书籍却入藏颇丰而成为重点。尤其是乡邦文献，一经发现，无不力求，所获世间罕观之籍占据楼中善本的半数以上。就宝山楼藏书的版本而言，虽推《陈后山集》、《中吴纪闻》等数十种宋元旧本为至尊，但形成特色的却是大量稿抄校本。民国时期，当许多人承袭清代藏书传统仍然津津乐道于宋雕元椠的时候，景郑先生却另辟蹊径，致力于稿抄校本的收藏。因为大多宋元本亡佚不可踪迹，每赖抄本延一线之传，而辗转翻刻或传抄之本，幸得考据家校正讹误方还其庐山真面。至于先贤未刊稿本，其珍贵自不待言；即使已经刻印，也有其校勘价值。当然，鉴别稿抄校本要比鉴别刻本难度高，这也是人们不轻易问津的原因之一。但景郑先生弱冠便与吴中老一辈著名藏书家邓邦述、丁祖荫、宗耿吾等朝夕往还，研讨版本目录学问，故精于此道。他曾在书店里看到一部《五代史补》，满篇校语，朱墨灿然，仔细辨认，竟出清代校勘名家陈鳣之手，但由于没有陈氏署款与印记，无人能识，书贾自然亦不居以为奇，于是他不事声张，以廉价买进。正是具有异同寻常的价值观念及凭藉一双过人法眼，宝山楼中网罗了一大批稿抄校本，其中稿本如归庄《未刻诗稿》、朱彝尊《文稿》、沈大成《学福斋集》、焦循《孟子正义》，校本如钱大昕手校《郑氏遗书》、黄丕烈手校《箫台公余词》，抄本如南昌彭氏知圣道斋抄本《绛帖平》、海宁吴氏拜经楼抄本《三礼目录》等，皆显赫有名。它们大都成为现今上海图书馆馆藏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捐箧归公得世守

       正当景郑先生于宝山楼中宏览博物、玩索考镜之时，国家遭难，厄运降临。1937年，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使国土烽烟四起，亦使宝山楼蒙受极大损失，加上战乱中又被盗窃，三十万卷藏书顷刻去掉十之四五。为了避难，情急中仅将宋元明刻本与稿抄校本共千余种装箱秘藏，得获保存，而其他书籍与版片不遑收拾，相继损毁。遭此劫难，景郑先生疾首痛心，他叹然谓道，“故乡麋鹿，狼藉箧衍”，“固知聚散之飘忽，及身而见，能无怆然！”凄苦之情，溢于言表。

宝山楼虽然辉煌难再，但面对侵略者的肆意掠夺，东南地区文物的大量散亡，景郑先生仍未停止对古籍的收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是不甘心民族文化遗产任遭摧毁的。只是随着兄长的去世，子女的增多，经济状况大不如前，但若真遇上好书，他会倾其所有，哪怕影响日常生活而引起妻子的不满也全然不顾。如买劳权手校本《寇忠愍公集》便是如此。此书宋时凡三刻，已无可踪迹，他所购之本为清初精刻，经校勘名家劳权以朱笔校旧抄本，于文字点画差微不失；又以墨笔校鲍廷博的校抄本，亦至精审。如此善本，怎能轻易放弃？他在跋语中说，“主人索价六十金，予不忍失之交臂”，“阮囊羞涩，室人交谪，所不顾也！”

 在经历劫难以后，景郑先生虑及私人藏书当世尚难以长守，遑论子孙永宝，于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慨然将宝山楼中属于自己的藏品大多捐给了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前身为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在捐赠图书中除古籍及近代文献一千三百余种外，更有大宗金石拓片格外引人注目，因为清季号称收藏金石拓片首富的缪荃孙，据其目录所载凡一万零八百种，而景郑先生所捐多达近一万七千种！他自幼喜欢金石，尝谓于金石碑版之好不让宋代的赵明诚。1940年，贵池刘世珩聚学轩所藏碑拓七千余种悬诸沪市，以万金沽售。这使景郑先生怦然不能自已，虽其时蓄聚已逾万件，但刘氏所藏中有三千余种系吴县叶昌炽五百经幢馆旧物，多为西陲石墨，向为薄海仰慕；而另有千余种为东武刘燕庭嘉荫簃藏拓，亦素称稀见。刘氏在世时，颇以所藏自矜，谓江阴缪氏艺风堂之下无可比拟，且秘不示人。几经周折之后，景郑先生最终将此大宗碑帖收入箧笥，当人们对此盛举投以羡慕眼光时，只有他自己清楚个中艰难，在此之前，他还曾几次为不能举而有之而发出“物各有缘，好而无力，亦人生一憾事”的感叹。他备尝藏书的甜酸苦辣，所付心血甚至超对子女们的抚养，却毅然化私为公，其胸怀是何等宽大。

外界很少知道景郑先生另一次捐赠图书的情况。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景郑先生为培养众子女读书成才，已很少有余钱，但他节衣缩食，硬是省出钱来买书，陆陆续续，居然又成规模，并不乏善本。然而“文革”伊始，他即被打入“牛棚”，藏书也被抄没。历史真会作弄人，不久，他头上带着“地主反革命”的“帽子”被派遣参与整理上海巿的抄家图书。他忍辱负重，用自己鉴定版本的绝技，从乱纸堆中将一大批古籍善本抢救而出。后来，上方将抄家图书移交上海图书馆保管，他又担任编目工作。当经手自己被抄图书时，有人劝说不要分散编目，应逐一检出，连号编目，使账目清楚，以待将来。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按图书馆工作规章，将善本与普通本分别编目各入其库，既未集中一处，亦未制作什么清单。其实，自己的藏书就像子女一般，还有不知不晓的么？何况其藏书有一特征，即仿效《四库全书》的封面，按经史子集四部制作不同颜色的函套，一望便知。只是他认为在新社会惟藏书归公方能世守，并能发挥书籍的最大功用。因此，当后来落实政策时，他仅要回若干治学必备的工具书，而将百余种善本甚至老师章太炎的亲笔信札、诗稿等又一次捐给了公家。在那次上海图书馆举行的简朴而又隆重的捐赠仪式上，他没有陶醉在官方与友朋的赞美词中，也未发一言自谦之语，而是请人为他与妻子陶令谐女士照了张合影，他最明白，若无妻子的支持，他藏不了书，也捐不了书，他就是那样朴实、低调。

    潜心图书馆事业

  1939年，沪上名人张元济、叶景葵等为保存历史文献，创办了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由于缺乏古籍整理专才，张元济先生力邀景郑先生共事。在张眼中，潘无疑是一时之选，作为吴梅、章太炎之高足，潘长于词曲、经史及训诂之学，又擅版本目录之学，这样的人才，打着灯笼也难寻觅。景郑先生欣然接受张元济的邀请，从此步入长达六十余年的图书馆事业生涯。

 景郑先生到“合众”后主司古籍编目，泛览群籍之余，他以丰富的版本学识与经验敏锐察觉前人目录的版本著录，由于目睹未广，往往高自标举，遗误后人。即如近代大名鼎鼎的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亦多未经目验，若奉为圭臬，则难免差错。造成这样局面，是当时耻言版刻而高谈簿录的风气流行的缘故。他认为“目录版片，辅车相依”，而讲版本必须注重目验与比较，因此书影对鉴定版本很有帮助。于是他与姐夫顾廷龙合作，花了两年多时间，编撰了《明代版本图录初编》一书。他们选择明本为专门，是因为宋元本或已翻刻，或已影印，或已被校订整理重印成通行本，真正属秘籍者已为数不多；而明本则随着斗转星移而日趋贵重，许多先贤著作赖明本得以流传，何况不少晚明著述在清代曾遭禁毁，所以对明本进行研究的重要性与迫切感已凸现在人们面前。此书类分十二，收有代表性的明版二百余种，于明代雕版承先启后的演变情况与各家、各地所刻的不同面目、精粗高下，大致可以踪寻；每类首撰提要，论其版刻特点，述其大要指归；每种书影后详注书名、卷数、册数、作者、版本、纸张、板框尺寸，并加考证按语，使全书更具学术性。此书出版于1941年，上海正处于孤岛时期，张元济评价道:“际此乱世，搜辑材料，居然保全；且印刷的不恶，是有天幸，亦二公之志愿有以成之也。名山寿世，堪操左券。”这部填补中国版本学空白之作，直至今天，仍是图书馆古籍工作者及版本爱好者案头必备书，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台湾与大陆曾相继重印，足见其所具有的权威性。

从合众图书馆至历史文献图书馆的十数年中，景郑先生一手编成《海盐张氏涉园藏书目录》等各家各类专目十四种、《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藏书目录》一至五编，此外还撰写馆藏书志初稿十二册。到1958年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与其他三馆合并成新的上海图书馆时，只有历史文献馆的藏书目录编得最为完备，然而他从无在任何一种目录上署名，也从未向旁人谈及，以致许多同仁后辈与他在上图共事数十年却对此毫不知晓，他的敬业精神与为人谦逊由此可窥一斑。而更令人钦佩的是他所编的目录非惟精准，并且颇具特色，《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石刻分类目录》即是代表作之一。

前人于石刻编目，无论公藏私藏目录还是知见目录，一地一门之专目抑或类似清人王昶《金石萃编》之综合目录，或以时间次序，或以地域编排，像景郑先生那样根据石刻内容为主，兼及地域、形式而分类编成的综合目录，迄今为止，可说绝无仅有。石刻的价值不仅限于书法与文物，人们早就从不同治学需求去利用石刻资料，尤其到清代，对石刻的研究已形成专门学问，但惟于编目一道，却始终陈陈相因，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对石刻资料充分利用的阻碍。而景郑先生以其长年喜好金石的素养及其研究目录学的独到眼光，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植入石刻编目之中，这实在是一项可贵的革新。此目分古史、传志、碑记、艺文、题榜、题名、释教、道家、医方、目录、画像、用品、国外、法帖、砖瓦、汇编凡十六类，眉清目晰，方便实用；首冠《序例》一篇，说明分类编排指归，虽寥寥二三千言，却精义蕴蓄，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关于石刻分类之佳作。

从1958年至1985年退休，景郑先生在上海图书馆工作了二十七年。他先是与瞿凤起先生(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后人)共同编纂了上海图书馆十数万册善本的书目稿，是目前惟一全面反映馆藏的善本书目。“文革”结束，为完成周恩来总理“要尽快地把全国善本书目编出来”的遗愿，由文化部组织全国图书馆古籍整理专家编制《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景郑先生与周叔弢、赵万里三人被推为该书目的顾问。那时他已年过古稀，刚在政治上落实政策，又在学术上受到推崇，他十分兴奋，不顾老迈，全身心投入编目审校工作。由于周、赵二老不久便谢世，他是惟一为此书目做实际工作直至退休长达八年的顾问，为这部规模空前的书目的最终完成，献出了晚年最宝贵的精力。

在长期图书馆工作中，景郑先生为提携后进、培养古籍整理事业接班人同样倾注了很大心血。他曾将多年辛苦蒐集的有关清代藏书家、校勘家的题跋校勘资料无私赠送有研究兴趣的年轻人，助其早出研究整理成果。十年动乱，造成专业人员青黄不接，他持续抱病为馆内外学生讲授版本目录学课程。八十年代，他又接受华东师范大学的聘请，兼任该校图书馆学系的教授，培养了数届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研究生，深受该系师生爱戴。他长期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病，医生开的是全休病假单，但他坚持上半天班。他这样做，也是为了身边的年轻人，因为在工作实践中，每天都有不少问题要向他请教。他从无权威架子，待人平等和蔼，诲人不倦，年轻人视其如自己的长辈，乐于与他订忘年之交。因工作忙，上班时间不敷所用，他便与年轻人相约，每天提前一个多小时到馆，以便授业解惑。在他退休前数年中，几乎天天如此，使吾辈受益良多。他的学生们，无论是图书馆员，出版社编辑，还是大学教师，研究所专业人员，在他退休以后的十多年中，是他家中的常客，而每次前往，都不会错过请益学问的机会，他们有一个共同感觉，即潘老是他们业务上的靠山，有他撑腰，遇上什么难题都不畏惧。

从藏书家到图书馆研究员，经历了几十年风风雨雨，景郑先生不计个人得失，始终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为图书馆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少年时代就有一个愿望:远离名利场，坐拥书城，甘老是乡。他如愿以偿了。

作者简介：陈先行，1951年生于上海，祖籍江苏溧水。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高级研究员、研究馆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上海文史馆馆员。曾任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副主任。1973年起，师从顾廷龙、潘景郑等先生研习版本目录、碑版金石之学。长期从事古籍鉴定、古籍编目与碑帖考订工作。

先后参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纂、《中国丛书综录》修订、《中国古籍总目?史部》等编纂工作，并主持编纂上海图书馆普通古籍目录。

主要论著有《俄罗斯国家图书馆藏〈玄玄棋经〉的版本问题》、《明清稿钞校本鉴定》、《中国古籍稿钞校本图录》、《古籍善本》、《上海图书馆藏明清名家手稿》、《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