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力

 　当得知上海有一位78岁的女红军参加过70年前的长征时，我们简直不敢相信。未满9岁的小女孩也能创造诸如二爬雪山三过草地的奇迹？

　　我们连续摁了五下门铃，苏力才出来。她开门的一瞬间，我们特意注意了她的头发，果然比其他老红军的黑。不知情中走完长征，不知名的姐姐救了她的命。由于当时还是个娃娃，苏力记不清楚这次轰炸是在什么地方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为了扩大苏区，同时策应中央红军在川南、黔北的活动，西渡嘉陵江，开始长征。当时，未满9岁的苏力几乎什么都不知道，大人们也不跟她说什么。她只知道跟着大姐姐行动，有时实在走不动了，就拉着大姐姐的衣服。

　　长征头一个月，苏力是在躲避国民党的飞机中度过的。看见成批成批的战友们倒在血泊之中，苏力没有恐惧，只有愤怒。穿越70多年的岁月沧桑，在现代化国际都市上海，78岁的苏力喝口水，沉默一会儿，对记者说：“如果是你置身于那样的环境中，你也不会感到害怕。因为，国民党反动派把你逼得连生存都成为一个问题，你还有时间和精力去害怕吗？我们这些红军战士，满脑子想的都是阶级仇恨。”

　　在一次敌机的猛烈轰炸中，一发炸弹在苏力身边爆炸。“轰”地一声巨响，苏力昏死过去了，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等她醒来时，发现身上压着一位大姐姐，尽管自己身上满是鲜血，但丝毫没有受伤。原来这是大姐姐的鲜血，她已经牺牲了。苏力含着泪把这位红军姐姐残缺不全的尸体简单掩埋在了一个沟谷里。

　　由于当时还是个娃娃，苏力记不清楚这次轰炸是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这位救命姐姐叫什么名字，更不知道在那危急关头，这位姐姐是如何挺身而出，把自己压在身下的。解放后，特别是在长征纪念日，苏力时常想起这位姐姐，她很想找找这位姐姐的家人，好好报答她的救命之恩，可是无从查找。

　　后来，红军给养非常缺乏，根本没有布料需要加工，苏力所在的三十一军被服厂解散了。这时，苏力在行军中，看见哪里人多就往哪里走，哪里热闹就往哪里钻，每到一处，大哥哥大姐姐对她这位“红小鬼”都很关照。她弄不清楚部队的编制序列和番号，也就无从知道自己是跟着哪个师哪个团行军了，但她知道是跟着红军。

　　长征中，苏力能记住的唯一一个人的名字就是张琴秋。1935年5月，苏力被编入妇女独立团，为团长张琴秋当通信员。能在这位赫赫有名的巾帼英雄身边工作，小小的苏力激动得连续唱了刚学会的三首红军歌曲。然而，她却未能完成张琴秋交给的第一项任务。当时，张琴秋让苏力把一封信送给60里外的某个人，一再强调这封信非常重要。可是，小苏力赶到那地方，却没有找到那个人，但她知道信的重要性，绝不能落入敌人手里，又连夜赶了回来。这一天一夜，她粒米未进。说起这件事，苏力至今懊悔不已。苏力深情地回忆到，尽管在张琴秋身边工作的时间不是很长，但她那坚强果敢、不屈不挠、不畏艰难的品行影响了自己一生。

　　苏力当时根本不知道自己的长征曾二爬雪山三过草地，“这么小的女孩子怎么可能知道张国焘与党中央闹分裂”，她认为雪山原本就有那么多，草地原本就有那么宽广，只知道不停地走啊走，千万不能掉队，因为她知道，一掉队，就有可能被藏民抓去，有可能永远地离开红军队伍，或者死，或者重新回到以前的苦难岁月。苏力人小身轻，踩着草根倒比大人们来得轻快，从没陷进过泥潭。有时，调皮的她还会在较大坚实的草根上“跳舞”

　　与绝大多数参加过70年前那次远征的人一样，在苏力的眼里，草地无疑是最艰苦的。

　　1935年冬天，当部队准备干粮打算过草地时，大姐姐们突然问苏力：“你走得动吗？”“走得动。”苏力大声说。“走不动可以回家。”“不！”小苏力急得哭了，“我回去要被打死的。”她边说边给大家看额头上的累累伤痕。

　　苏力说，大姐姐们之所以有那样的考虑，主要是因为当时草地离她的家并不十分遥远，相对于过草地而言，回家更安全。苏力的那股倔劲感动了大姐姐，她们没有再坚持自己的要求。

　　位于川西北与青海交接处的茫茫大草地，没有树木，没有石头，有的是一望无际的沼泽。走路时必须寻找比较坚实的草根。一只脚踩上草根，另一脚必须赶紧再往前面的草根上踩。没想到，苏力人小身轻，踩着草根倒比大人们来得轻快，从没陷进过泥潭。有时，踩到一块较大坚实的草根，调皮的小苏力还会在上面跳一跳，吓得大人们连连警告：“危险！当心！”而小苏力却不失时机向大人们做一做鬼脸。

　　在此后的草地行军中，聪明可爱的小苏力为了让大哥哥大姐姐缓解行军的疲劳，多次进行这种草根上的“跳舞”。苏力说，我当时不太明白什么叫危险，只知道能让大哥哥大姐姐们高兴就行。解放后才知道，当时自己的一厢情愿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快乐，反而增加了他们的担心。

　　无论如何坚强，小苏力毕竟还是个孩子。一次，她实在饿得不行，把规定到宿营地才能吃的干粮在路上吃完了，结果，到宿营地，她只能默默地坐在一边，看着大哥哥大姐姐们吃。一位大姐姐发现后倒出自己的炒面，放在苏力的小手里。周围的战士也都围了上来，你一把，我一把，小苏力的茶缸又满了。

　　打那以后，小苏力不仅懂得了“节约干粮”，还学会了挖野菜。一天部队休息时，她和另一位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女战士结伴到附近去找野菜。一位红军大哥哥不放心，跟了上来。当他们返回宿营地时，队伍已经出发，他们掉队了。

　　也不知走了多久，苏力突然觉得没了力气。红军大哥哥二话没说背起了苏力，一步、两步，约莫走了一百多步，苏力再也不忍心让他背了，坚决要求自己走。于是，草地里，大哥哥一手搀一个，在若隐若现的月光下，三个人艰难地行进着。饿了，大哥哥拿出干粮，“先吃我的，你们的留着以后吃”；渴了，小姐姐拿出自己所剩不多的水；累了，大哥哥再次把小苏力强行背到背上。大约过了半天时间，在草地上一块比较结实的开阔地，三个人终于赶上了正在宿营的大部队。

　　苏力至今仍沉浸在感动之中：“这是长征路上唯一背过我的大哥哥。其实，当时他也只有十八九岁，我记得他姓刘，四川人，个子长得很高。赶上部队后，他跟着前面的作战部队走了。这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位大哥哥。也不知他有没有我这么幸运，坚持到今天。”

　　一天行军，苏力发现自己喝水兼吃饭用的茶杯不知在什么地方丢了。机灵的小苏力就跑进附

　　近的一座藏族寺庙里，拿走了供台上的一只小木碗。班长李大姐知道后，气不打一处来：“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跟你讲过多少回，怎么又忘了？放回去！”小苏力赶紧将小木碗放回了原处。按照惯例，班长又召开了一次行军中的班务会，大姐姐们都对苏力的这种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善意的教育。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当到了目的地进行休整时，苏力被关进老百姓一间破房子里闭门思过。不过，由于突然出现了敌情，要急行军，原本三天的禁闭只关了一天。

　　苏力说，红军正是由于有严明的纪律，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才能顺利通过一个又一个少数民族居住区，并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8岁参加红军，唯一会干的工作是钉扣子。这位从地主家跑出来、受尽凌辱的小丫头，来到红军的队伍里，感觉到了天堂

　　在苏力的记忆里，童年意味着苦难。苏力年仅1岁时，父亲去世，体弱的母亲拉扯着她这位独生女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当时的四川人大多有抽大烟的习惯，母亲也不例外，这让本来就孤苦无依的母女俩的生活更加艰辛。

　　迫于生计，在苏力7岁时，母亲把她卖给一王姓地主兼商人家当丫头。除了帮助地主照看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小孩外，苏力还得扫地、洗碗、干农活，几乎没有休息时间。由于她实在是太小了，常常出些差错，每一次差错，都招来一顿毒打，她的额头上至今还留下被刀砍的印记。

　　在无数次的毒打中，苏力印象最深的是，那次她不小心把地主家的小孩弄哭了，地主婆二话没说，让其他长工把她的双手绑在凳子上，拿起皮鞭猛打，苏力被打得皮开肉绽，身上多处化脓发炎。苏力抚摸着左手上那次毒打留下的伤疤，幽默地对记者说：“正是那位夫人给我留下了永恒的纪念品，才使我永远忘不了她！”

　　为了逃离魔掌，小苏力曾经5次逃跑，但都失败了，换来的是一次比一次更狠毒的抽打。1934年秋，红军来到苏力的家乡。当时，国民党的反动宣传说红军是土匪，杀人犯，专干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所有的地主都领着自己的佣人和丫头躲到山上去了，这一躲就是两个月。

　　后来，苏力听说红军是专救穷人的部队，里面全是像她这样的穷苦人。一天夜晚，苏力和另两个比她大的丫头偷着下山，准备投奔红军。但下山后，那两个丫头害怕地主报复，又跑回了山里。“我当时也有点害怕，毕竟还是个孩子。但后来一想，在地主家不仅受虐待，还吃不饱穿不暖。参加红军应该比地主家强，至少有一口饭吃。于是我就找到了红军。”说起70年前自己的那次人生抉择，苏力的嗓门突然提高了许多，把记者着实吓了一跳。

　　然而，苏力连续去了三四趟红军被服厂所在地，红军大姐姐都说她太小，不收。最后一次，红军大姐姐可能是被瘦小、衣衫褴褛的小苏力的诚意打动了，问：“小妹妹，你会干什么？”“我会钉扣子！”看见大姐姐手里拿着还未做好的红军服，苏力机警地回答。当苏力把当场钉好的扣子展现在大姐姐面前时，大姐姐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说：“小妹妹，你很能干，明天来参加红军吧！”

　　就这样，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的被服厂里就多了一位年仅8岁的“小小红军”。

　　“来到红军的队伍里，简直是到了天堂。再也没有了地主婆那种凶神恶煞的目光和毒打，整天见到的，是红军大哥哥、大姐姐一张张和蔼可亲的脸。他们都非常关照我这个小妹妹。”苏力一边整理乌黑的头发，一边说。记者仿佛能从年近八旬的老太太的神情里和话语中体会到当年的解脱感和幸福感。长征后的岁月虽然平凡，但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长征精神”始终鼓舞着苏力。老人一再叮嘱：年轻人，长征不能忘啊

　　长征结束后，红四方面军主力组成西路军，西渡黄河，与马家军作战，准备打通与苏联的国际联系。当时苏力正准备渡黄河时，由于胡宗南部队的阻击，没有过去。说到这里，苏力沉思良久后对记者说，她是幸运的，如果当时她过了河，参加了西路军，也许早已永远地留在了河西走廊上。

　　西安事变后，苏力先是参加了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后又参加了薄一波领导的山西青年决死队五团（后改编为长城演剧团），用歌声和舞蹈宣传抗日救亡思想。苏力说，她对不起那些在抗日战争中死去的战友，因为她歌唱得不好，舞也跳得不好，她没能在他们生前为他们献出精彩的演出。当记者要求老人唱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和《黄河大合唱》时，老人清清嗓子，毫不犹豫地唱了。记者从她那略显苍老的歌声中能够听出她年轻时歌声的甜美。老人之所以这么说，记者认为唯一的解释是，她至今还在深深怀念着自己的战友。

　　之后，苏力到延安学过护士，去东北从事公安工作，1949年随第四野战军南下到井冈山地区……1960年，她随丈夫到了上海，成为卢湾区民政局副局长。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长征精神”始终鼓舞着苏力。在井冈山地区开展土改等工作时，傍晚开完县委会，她总是身背着未满周岁的儿子，一个人走七八十里山路，连夜赶到另一个村庄发动群众；她从不“与民争利”，加工资时，她每次都把名额让给比自己级别低的同志，以至于到了离休的时候，她的行政级别依然很低……

　　大约11时30分，一位中等身材的老人推门而入，惊讶地说：“你这个老太婆，怎么还在说？”苏老说：“这是我们家老头子祝刚，他是怕我身体吃不消。”祝刚告诉记者，“她前几天刚生一场病，不能多说话，希望你们谅解。”

　　采访结束时，老人一再叮嘱：年轻人，长征不能忘啊！长征精神可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