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先生遽归道山，凡所熟识，无不唏嘘，众弟子更不胜其悲，哀之如失父母。送别老师后的那几天里，我情难自已，用笨拙之笔，写了一点回忆性的文字，抒发对老师的怀念之情，并借以平复一下自己内心的悲伤。文章见诸报端（《中华读书报》，2012年6月6日），同门多表同感，心有戚戚。这几日，又不时见到一些文章，忆及对先生的美好印象，也勾起我对许多往事的记忆。今人民政协报又惠予珍贵版面以纪念先生，承此美意，再作往事之想，重新感悟先生之道德文章。
      在弟子眼中，董先生首先是一位老师，他终生以教书为本、以育人为乐，如春风化雨，育无数桃李。1956年，董先生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随即留校任教，自此便一直耕耘在山大的讲坛上，长达半个多世纪。其间，先生曾担任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等行政职务，对山东中文学科的发展、尤其是古典文献学的发展，对保持其在国内的领先位置，厥功至伟。2011年9月，教师节之际，先生荣获山东大学第三届“育才功勋”称号，洵是名至实归，只不过来得似乎有些晚。
      先生对山东大学、对教学事业的那份忠诚和热爱，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已然说明一切。据说，先生也曾有机会在仕途上一展身手，但他没有去刻意追求；浙江一名校曾有意重金礼聘先生前去做学科带头人，先生也不为所动（此事我从先生那里听到过的）。先生对培育人才的满足感，我从一个细节中曾领略一二。有几次，我在新年或春节前后到先生家中去，注意到先生总将学生寄来的贺卡、明信片等，整齐地摆放在客厅内的低柜上，一一展示出来。先生为人一向淡泊低调，从不张扬什么，家里从不挂什么名人字画，更没有什么与这人那人的合影，而单单把这些看似极普通的贺卡展示出来，足见学生在先生心中的位置，也看得出先生是颇以这些学生为自豪的。正因如此，在离开济南以后的日子里，每逢新年，给老师寄上一张贺卡，表达作为学生的敬意和祝福，也成了我迎接新年的仪式，即使在电子邮件普及以后，也不惜继续劳驾邮递员。
      吾生也晚，入先生门下时，先生已过知天命之年，应该说，此时先生的教学经验、学术研究等诸方面均已臻炉火纯青之境。遥想当年先生对我们的培养，董先生特别注意的，是我们学术基础的训练，一再强调掌握文献的重要性，教导我们要学有根基，不可把路走歪了。在最初的几节课上，先生就向我们讲解《经籍纂诂》、《说文通训定声》、《辞通》等等各种文史工具书的特点、使用方法等。对目录学，先生尤为措意，详细地介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贩书偶记》及《书目答问》等书的价值，指示我们学术的门径。对《书目答问补正》这一部头并不大的目录书，先生也十分重视，指出它“带有学术途径的性质”，有助于构筑一个大的知识框架。近日，重温先生《我与先秦两汉文史研究》一文，我注意到先生当年就是在黄孝纾先生的指导下，“由披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书目答问》等起步，从而粗知文献学的入门途径的”。董先生为我们开设过一门名为“先秦两汉要籍解题及选读”的课程，是将先秦两汉重要典籍一一加以介绍，实则融文史哲于一体，将汉代之前重要文献的基本情况、研究历史及现状等等，作详细的讲解，使我们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对这一领域的基本文献，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尽快窥到学术的堂奥。这门课我终身受益，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还会不时地去翻翻课堂笔记，有时自己作讲义，遇到疑惑，就去看看当时先生是如何讲的，因为先生讲课都是字斟句酌，经得起琢磨。
      董先生善于引导学生，重视学生实际动手能力的培养，注重在实践中提高。在我记忆中印象较深的有那么几次。上世纪九十年代，山东出版总社组织出版“孔子文化大全”大型丛书，董先生于1992年受聘担任编辑部学术顾问，先生为我们几个学生争取到了为其中几部书撰写“出版说明”的机会。我写的是《周礼注疏》一书，文章虽短，但前后数易其稿，董师不厌其烦，一遍一遍为我修改、润色，直到符合出版的要求。现在想来，自己写应该比改来改去更省心省力，先生可能是为了锻炼我们，才要我们来写的吧。这篇包含董师心力的“出版说明”，也成了我最早的学术成果之一，为此还得到一百元的稿酬，当年可是足够一个月的生活费用！1992年的暑期，我参与了《孔子文化大典》（中国书店1994年出版。因为离开学校，十数年后，我才在网上见到此书出版的消息）“辞条”的撰写，我写的是有关孔子思想的部分，大概有那么二十多条吧（时间太久，实在记不清了）。初稿完成后，心中无底，便找老师把关，先生不避酷暑，为我一一批改，并指导我如何把一个问题想得更周到、全面，如何把话表述得更准确，给了我很多的启发。
      董先生在学生培养上强调基础、注重文献的做法，与先生作为学者所恪守的朴实之风，密不可分。董先生自留校始，即担任高亨先生学术助手，亲炙高先生门下几十年，深得高先生真传。这几天，我又找出先生的《先秦文献与先秦文学》、《两汉文献与两汉文学》等著作，重温先生的华章，深感先生的文章均自读书中来，是为了解决学术上的某个问题，有感而发，绝非为文造情。平心而论，董先生的著作数量上并不是很多，但可以说，篇篇都经得起推敲，相信也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晚年的岁月中，董先生又毕十余年之功，带领弟子完成了《两汉全书》，这部字数多达1300余万的煌煌巨著，将两汉四百多年的文献集于一编，为后人进行全方位的两汉研究，提供了坚实的资料基础。古籍整理，这在当下是被不少人视为“出力不讨好”的笨工夫，在许多高校的评价体系中还算不上学术成果，但先生不计名利、敢为人梯，兀兀以求，体现了一代学者的担当和风范。
      董先生曾论及高先生的治学特点，云：“高先生治学谨严。他不尚空谈，反对捕风捉影；主张尊重事实，讲求证据。他为了解决疑难、澄清问题，不惜穷源竟委，锲而不舍，有时连一个字也不放过。因此，他对我和其他同志的培养，十分重视独立工作能力的锻炼，要求我们起步踏实，根基可靠。”（《文史哲》1982年第4期），其实，这又何尝不是董先生的夫子自道呢？在学术上，董先生正是继承了高先生的这种志趣和路数，禀承朴学之风，并在教学、科研上以一贯之，薪火相传，惠及今日山东大学古典文献学的发展。
      董先生终身以教书育人为乐，舌耕笔耘，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拥有了自己的名山事业，无疑根源于先生的好学自修、淡泊自守的高品格。我固执地认为，一个人，无论他做什么，其成就的大小，最终取决于思想境界的高低。作为学生，董先生与高亨先生之间情同父子的师生之谊，早已成为美谈，这既是道统，也是学统，永远值得我们后学学习；作为老师，董先生知道如何为学生做榜样，他和蔼可亲，亦风趣幽默，但在学生面前，他一行一言，都中规中矩，堪称“师道尊严”；作为学者，他朴重无华，为文言必有据，言必由中，为学术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作为丈夫，董先生与钱曾怡先生琴瑟和鸣，相携以进，双双成为博士生导师，在先生家中，一直摆放着俩人结婚时的合影，那是烧制在一面瓷盘上的，定格了老师和师母年轻时的风采……
      董先生以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为后学树立了为人、为学的楷模，受到学生们发自心底的敬重与挚爱，其来有自。“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先生虽逝，风范长存。吾辈弟子，定当以先生为榜样，砥砺自我，努力前行，以广大先生之事业。
      董老师，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2012年6月19日于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