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沒有見過先生，只是知道他是最早一批將形式語言學介紹到中國來的人。先生治學多在于音系，則我也未曾拜讀，想來也非常遺憾。

　　中國自從滿清康乾時代就已經開始落後于西方，直至1840年危機終於全面爆發，中國被踢進了近代世界的爭奪之中。中國自從那時到現在，都沒有扭轉科學上的落後狀態。儘管自魏源之後一代又一代中國人，一直在追趕西方的腳步，但仍然沒有實現“師夷常技以治夷”的目標。

　　認知科學是上世紀中后期興起的基礎學科，語言學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支。尤其是Chomsky開創的轉換生成語法，更是集中體現了語言學的純科學精神。單以形式語言學而論，他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人文學科，而已經進入了自然科學的範疇。他大量采用數學和邏輯的概念與技術手段，用演繹的研究方法來揭示自然語言的普遍語法。形式語言學的研究對象由外在語言轉移到了具有生物遺傳屬性的內在語言，由研究語言行為轉移到語言能力，由探索人類語言到人類大腦，這都是語言學在向著科學發展中的巨大進步。然而，這種學科的變動和發展在中國大陸卻鮮為人知。

　　中國對於語言研究的態度，幾本還是受到傳統小學的影響為多，大多數自栩語言學家者仍然不了解甚至抵制語言研究中的科學方法。不可否認，趙元任，王力，黎錦熹，呂叔湘這些前輩們為中國語言學的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他們對於漢語精準的觀察和描寫讓我們看到了漢語中各種各樣的語言現象。但我們不能還是滿足于對漢語的現象描寫上，我們應該也必須去解釋這些現象，并進一步解釋人類語言的普遍語法的本質。便是在如此背景之下，先生將形式語言學的理論介紹進了中國大陸。生成音系學和優選論就是先生率先展示給國內學者的。沒有先生的努力，很難想象語言學現在是何種情況。

　　儘管先生不遺餘力的推廣形式語言學，但現在整個語言學研究在大陸卻是不進反退。竊居高位者，尸位素餐，守舊而不知進取，卻又心胸狹窄，不能容人，導致語言學的科學理論在大陸久久不得發展。以先生之嚴謹之高尚，竟未成博導，由此可見一斑。而科學又是是如此有魅力，爲了對抗這種巨大的吸引力，大陸一些人開始宣稱自己是做認知語言學或者功能語言學的，但往往是掛羊頭賣狗肉，不知所云。有狂妄者竟然以學術霸權來批判Chomsky實在讓人啼笑皆非;有愚昧者妄圖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語言學;亦有一知半解者胡說八道。凡此種種，無非跳梁小丑，本是不必理睬，但這些人偏偏又是半學半官，閉塞賢路，使大道不行。方至此時，便不免有孔子河圖鳳鳥之嘆。

　　其實不至先生，徐老師和寧老師也在大陸為形式語言學拓荒。儘管荊棘遍野，儘管居高孤寒，儘管人心不古，他們仍然堅持這語言學的科學性，仍然相信科學的魅力與力量。對他們來說，科學就是一種人生的追求，雖然形式語言學在現在這個階段，仍然有很多難於解決的問題，但科學的信念卻是他們始終沒有放棄，沒有動搖的。

　　中國需要的就是先生這種為科學鼓與吹的人。正像當年孔子周遊列國，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不曾須臾違仁。堅守信念就是堅守自己。能夠不被物欲左右，不為低俗包圍，不為艱險恐懼，心中有道，以身行之，知之，好之，樂之，這樣的人稱得上高尚。真正熱愛科學的人，也不會為身外那虛名薄財所誘惑，安于陋巷，一簟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其不改于樂。當年先生負笈荷蘭為求科學，年歲雖長，生活雖困，仍不倦于學。其所維繫者，亦不過一道字。唯有這樣求學，方能體悟科學之艱辛，學問之不易，也方能篤于此執于此。

　　回國后，先生不僅介紹形式語言學，也教授形式語言學，把研究語言學的科學方法傳授給一批又一批的學生。現在，這些學生也已經成了老師，又再培養下一代人。雖然形式語言學至今仍不是人丁興旺，但星星之火，亦是希望所在。

　　中世紀何等殘酷的火刑不曾燒死人類對知識的渴望，滿清文字獄的野蠻不曾囚禁人類對真理的向往。布魯諾曾經用鮮血來喚醒人們對科學的記憶，何況于文明社會之下，暫時的愚昧又能掩蓋住多久皓月之明?先生為語言學之貢獻終將垂于中國語言學發展史，先生千古。

　　戊子年于長沙岳麓山

　　僅以此文悼念真正追隨科學的語言學學者王嘉龄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