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年前，我考入天津师范大学外语系，开始了自己的外语专业学习生涯。与大多数外语专业学生一样，我努力研读英美文学名著名篇。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常常被外文作品中幽默风趣的话语所打动，于是开始思考语言为什么会产生如此的效果？从对文学语言的反思，一步步开始对语言学产生了兴趣，进而走上了自己的音系学研究之路。
      1985年，我开始攻读硕士研究生，师从王嘉龄教授。王嘉龄教授是我国音系学理论的开拓者，为推动音系学研究，他亲自选聘了两位美国名牌大学音系学方向的博士为我们开设了音系学课程。这为我日后的音系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应该说，国内从事音系学研究的人不多，对它的了解和理解也很不深入，现在还常常有人把phonology（音系学）与phonetics（语音学）搞混。这并不奇怪，也很自然，因为音系学最早是从语音学研究领域中分离出来的。音系学确立自己独立的学科地位，是从结构主义语言学（确切地说是结构主义布拉格学派）开始的。音系学与语音学虽然都是研究语音的，但研究的角度有所不同。语音学是具体的，是对实际语音的生理、物理属性的跨学科研究；而音系学则是抽象的，是对语音符号在语言系统中功能性质的语言学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音系学进入了鼎盛时期，其中以研究声调、语调擅长的非线性音系学成为最具影响的音系学理论。
       汉语是声调语言，声调和语调都是通过音高变化体现的，那么在汉语里声调和语调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交互关系？音系上应如何描写？这些都是音系学界公认的难题，而我的硕士毕业论文正是针对上述问题展开的，并在国内外最先发现诸如汉语语调中的延迟峰（delayed peak）现象、对比重音后的连续轻声化（consecutive neutral tones）现象等。王先生开始反对我的硕士论文选题，但当我把撰写好的近百页的硕士论文呈交给他后，他为我论文中的诸多创见性的发现感到惊讶，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国外的博士论文又怎么样？你的硕士论文除长度上不如人家外，完全可以与他们的论文相媲美。1998年，我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攻读博士学位，正式走上音系学研究之路。
       进入90年代，诞生于音系学领域的优选论影响深远，近20年来一直居于世界主流语言学理论地位。如何准确地把握这一理论并把它用于汉语言研究之中，成为我国语言学工作者的责任。在优选论方面，我不仅撰写了近35万字反映当今音系学理论研究主流思想的《优选论》一书，还运用优选论成功地解决了多年来困扰音系学界的一些汉语音系难题。譬如，天津话连读变调问题，是由华裔美国学者陈渊泉在1986年提出来的，他指出天津话中存在着当今任何语言学理论都无法解决的难题，他称之为“天津话连读变调之谜”。我在对其进行研究之后发现，造成天津话连读变调难题的原因是：1.曲折调在三字组中间位置上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忠实性；2.变调追求经济性；3.表层形式对变调过程的制约性。第一点是双向性连读变调的成因，而后两点使双向性连读变调变得复杂化。发现原因之后，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从80年代学习音系学开始，我便坚持认为音系学离不开语音学，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在音系学领域有所成就。近年来，实验室音系学、根据音系学、以语音为基础的音系学等一系列新理论、新方法的形成与发展，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音系学与语音学相结合的发展趋势。最初音系学是从语音学中分离出来的，发展到一定阶段，又要与语音学结合。这一分一合，不仅是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不断深入、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也体现了当今学科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渗透、文理交融的学术研究的总体趋势。
        多年来，我一方面把国外最新的音系学理论介绍给国内的学者，一方面全身心地投入到汉语言学研究中去。我不赞同“外国语言学”与“中国语言学”这种划分方法，原因很简单，语言学是一门科学，如同物理学一样，不可能有什么“外国物理学”和“中国物理学”之说。作为外语专业教师，我责无旁贷要做好外国语言学理论的引进工作，但要想在学术上有所成就、有所创新，就必须研究包括汉语在内的实际语言的语料。由于汉语语料是我比较容易获得的，因此研究汉语音系问题，自然是我的最佳选择，这也是中国语言学学者独有的优势。我还认为我国语言学的发展需要外语界和中文界学者的通力合作，只有两个领域的学者发挥各自优势，我国语言学事业才能够走向世界，为中国语言学研究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