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然而，胜利让一些党员居功自傲，贪污腐化行为有所增加。面对执政的考验，加强党纪建设显得尤为迫切。1949年11月，中央决定成立中纪委，由德高望重的朱德出任书记。随后，朱德亲自监督了一批典型案件的查办。

　　1950年9月，中央收到一封武汉医务部门人员写的匿名信，举报市卫生局副局长宋瑛工作失职。中央把信转给武汉市委，要求严肃处理。武汉市委又把信转到市卫生局党委，结果落到了宋瑛手上。宋瑛认为写信人是“有意破坏”，并认定是市属第二医院的纪凯夫等人所写，跑去找他们核对笔迹，强迫他们承认。正巧，第二医院公款被盗，宋瑛就和副市长周季方一起，把盗窃罪名嫁祸给纪凯夫，对纪凯夫羁押逼供。事情越闹越大，引起朱德重视，在中纪委的直接干预下，中南局纪委对此案进行调查，证实了纪凯夫的清白。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子恢到医院慰问纪凯夫：“如果有任何政府工作人员敢于向检举人进行报复，人民政府是要坚决予以制裁的，不管这种人职位有多么高，功劳有多么大。”1952年2月1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纪委处理周季方、宋瑛等阴谋陷害案的消息。

　　1951年，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始，朱德领导中纪委查处了一大批有贪腐问题的党政领导，著名的“大老虎”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天津地区专员张子善就是在这次运动中落网并被枪决的。但“三反”运动也出现一些过火行为，后来，朱德指导各级纪委进行了大量繁琐的复查工作。作为第一任书记，朱德以身作则、细致严谨的作风，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1955年，中央决定成立监察委员会（简称中央监委），取代中纪委，由董必武出任书记。此后的10余年里，国家政治运动频繁，经济形势复杂，可谓困难重重，但中央监委依然发挥了“打虎”的作用。

　　1960年12月，正值3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央监委候补常委、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王维纲向中央监委反映，安徽宿县等地因为“五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泛滥而发生肿病死人事件。但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等人封锁消息，还派人监视王维纲率领的中央工作组的活动，甚至向中央反告工作组的状。中央监委把王维纲反映的情况上报中央，中央对曾希圣等人提出了严厉批评。

　　中央监委的工作只坚持了10余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党的纪检工作遭到严重破坏。1969年，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中，完全取消了纪检机构的有关条款，中央监委被迫撤销。

　　陈云提议实行双重领导

　　10年动乱后，纪检工作得到恢复。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重建中纪委，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的100名中纪委委员。从此，陈云开始了长达9年的中纪委书记生涯。

　　陈云首先对纪委领导体制进行了改革。重建中纪委后，沿用了过去“在同级党委领导下进行工作”的模式，但很快就发现其弊端：一些地方要求纪委把当地干部的违纪问题压住不调查、不上报。1980年，陈云建议，纪委“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地方各级纪委人员的任免要征求上级纪委的意见。建议很快得到中央批准，纪委的工作进入良性轨道。

　　1982年，陈云查处的第一只“老虎”是化工部副部长杨义邦。当时，杨义邦是全国最年轻的副部长。但是，在对外经济工作和外事活动中，他事先不认真准备，一到谈判场合就听从外商的摆布，屈从外商的要求，还变相索贿受贿，甚至违反国家保密规定，损害了国家信誉和经济利益，造成几十万美元的损失。此案的查处遇到不少压力，最初只做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陈云批示道：“这件案子书记处讨论了两次，不作决定……一部分参加书记处（讨论）的同志顾虑重重，我看没有必要怕那些负责同志躺倒不干。要讲党性。不怕他躺倒。谁要躺倒，就让他躺吧。”于是改为留党察看二年和撤销原任党内一切职务的处分。随后，国务院撤销杨义邦化工部副部长职务。在当时，这是改革开放后因经济问题被撤职的最高级别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