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序文知道，马济川同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与汪老相继调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朝夕共事，相知极为真切。序文中的一段文字，是对汪老其人最准确又最简练的评价，照录下来，不可增减一字:

　　“汪老是我所尊敬的长者，他年高资深，从不夸耀:学识渊博，满腹经纶;经历坎坷，百曲不折;正派耿直，原则性强;遇事有灼见，从不人云亦云:少言寡语，不事张扬。因此，他的革命一生，他的诗文鲜为人知。拜读遗作，启开了通向他的心灵之门，对汪老历经磨难的革命生涯和丰富的内心世界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汪老不仅是一个铁骨铮铮的革命家，也是一个深刻壑智的思想家，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一个幽默风趣、童心未泯的老者。读诗可闻其声，读诗可见其人，读诗可知史，读诗可鉴人。《汪小川诗词选》使我们仿佛触摸到了一颗仍在搏动着的、火热的赤子之心。”

　　我1956年参加工作，分在贵州省中苏友好协会，参加一个内部刊物《友谊》的编写工作。刊物宗旨是宣传中苏友好，介绍苏联经验。我作为青年习作者，业余参加一些文学界的活动。友协直属省委宣传部领导，工作又不多，部里遇上人手不够的事，常叫我们去帮忙。汪老也正是那时候从东北调贵州，任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他很快就在文化宣传系统赢得了特高的威望，提起“汪部长”人人衷心敬佩。都知道他是红军老革命，调贵州后因级别太高，主动向中央请求降级以利于工作。都知道他学问很大，审剧目、读作品后能立即提出精辟的意见，甚至提笔修改。都知道贵州把久在民间流传的文琴坐唱和贵州梆子搬上舞台，创立“黔剧”，确定以“百曲之祖”昆曲的表演体系为基础，这项工程就是他主持进行的。然而真正让人们认识到汪部长的水平和胆识的，是在“大跃进”运动中，“唯意志论”造成的问题逐渐显露，终至酿成大灾难的期间，他先是在省报上连续发表多篇《历史小故事》，以古为镜，呼唤清醒的理性，这组文章使报纸一时间洛阳纸贵，人们反复玩味，欣然心照。后来，又传闻汪部长带队到安顺进行农村调查，写出十万余字的《二铺调查》，深刻抉出当时体制的弊端，与盛行的闭着眼睛说“大好”的风气大相径庭;而提出解决农业问题的办法，又正犯当时的大忌。这是一份党内文件，大家都没亲见，但其精神却在民间广泛传诵。了解农村情况者，都深服他的诊断和药方，又替他捏把汗。另外，当时省话剧团创作排演了一部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山寨人家》，主题思想与《二铺调查》相一致，但因是艺术，当然含蓄蕴藉，多用曲笔。署名是集体创作，但文艺界都知道是汪部长主持，甚至亲自执笔的作品。再就是汪老写了一部小说《冲出绝境》，以他参加西路军长征中的严酷经历，描写了指挥者的错误决策，能给革命造成多么巨大的损失，篇幅很小，但主题非常深刻，意义十分深远。不久，“四清”运动发作，以极左的观点和手段，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贵州描绘得黑暗可怖，省市领导班子几乎全军覆没。在这种氛围中，清醒正视现实，坚持独立思考而且“罪证累累”的汪小川首当其冲，饱受摧残，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四清”还未弄清，“文革”接踵而至，那些批汪为“修正主义”的人自己又成了走“资本主义”的人，一起受到另一批人的批判乃甚皮带皮靴的“武斗”。这时又传闻，说这些被批斗者中，汪部长是态度“最顽固”的一个，不低头，不认罪，气得造反派骂他“又臭又硬”。我听很多目击者描绘造反派在台上怎么也压不弯汪部长颈项的场面。特别是听说他在惩罚性的体力劳动中，最为认真实干，这一点令文化界人人诧异，因为大家一直以为汪部长年纪大，身体弱，怕他挺不过来。这些传闻中，还用别人与他作为对照，这里就不用说了。汪老受了六年“莫须有”罪的苦头，才得解放，后来奉调北大，就离开贵州了。启程时大批文艺人士自发到机场送别。以上粗略叙述，足以证明马济川同志对汪老的评价是准确的。

　　过去我不知道汪老会作诗，所以见到时十分惊喜。而读了之后，才知道过去对汪老的认识和评价还远远不足。汪老的诗集里，最可贵的是“文革”期间的作品。我一向喜欢诗人们写于运动中的诗，因为这类作品最见真感情，真见识，真风骨。事后补写的，不论艺术上多么精致，总不能那么令人信服。汪老这类诗的精彩处不在于细致描写那种处境下的心境感情，而是从中感悟出来的深湛哲理，以及犀利的思想锋芒。如写于1976年2月，即周恩来总理刚逝世，国运未卜，民心忧虑，谣传纷纭的《讽“谣”》;“辟谣正是售谣时，理直何须强作词。予取随心朝夕改，舆情不可久行欺。”《无题二首》:“麦莠间参何所除，谁家欢笑谁凄楚，未成死战成死谏，自古忠臣一概愚。”“二指条笺义理申，青书万卷怎容身?是非曲直凭谁断，神自鬼兮鬼亦神。”前诗睿智，一针见血;后诗悲愤，义正辞严，还令我联想起彭德怀元帅的遭遇。在《贺邓复职》中有相近的诗句:“战易谏难存古怨，明攻暗算为今伤。”写于1976年9月19日，即毛泽东逝世方十天，国脉悬于一线时的《赋汉皇》:“汉皇创业备艰辛，代北成皋几覆倾。武士铿锵捐血骨，文员委婉披肝心。后党何由称诏命，外亲非法得封宸。纵无周勃陈平辈，诛吕存刘自有人。”锋芒直指江青一党，坚信正必胜邪，这一预言旋即实现于旬日之内，老革命家的卓识，令人惊叹。汪老研究历史，有着鲜明的以古为镜，探究兴亡的明确目的。《读春秋》二绝句，第一首说王霸争战，白骨荒野的灾难;第二首却说:“虽云动乱贯春秋，诸子百家竭智谋。如无学派纷纷立，华夏文明怎久传?”充分肯定思想活跃、百家争鸣对民族文明进步的巨大作用。《读<南北史>二首》同样以辩证眼光考察“五胡乱华”这段历史，指出“祸华实亦福中华，盛世休言百步差”，并从中抉出深刻的历史教训:“南北纷争民受殃，天公特以诫炎黄;私心野欲专权者，好景总归不久长。”集子中咏史的诗还有不少，俱都深刻隽永，言简意赅。其中咏庐山会议的《长相思四阕》最是精彩绝伦，入木三分，句句是诛心之论。词长兹不引。而他对“文革”的批判，一针见血，无比犀利，写于1970年的两首五言诗曰:“林鸟停歌唱，路人尽缄口。错因言不慎，罪在莫须有。”“暗害有种种，而今添一端，从壮关到死，罪无一字宣。”写于1973年的《读史》:“盗圣从由成败论，批儒颂跖在今人。二千五百余年后，谁是谁非我愿闻。”我诵读这些诗句时，想到它们写成于大夜弥天的新中国最黑暗时期，不禁由衷感佩。

　　汪老参加西路军长征，这支队伍由于张国焘的错误领导，处境万分艰难，损失极其惨重。汪老作为“幸存者”，这段经历成为终生的情结，早年写了《冲出绝境》，囿于环境，未能尽抒心曲。1981年写《七律四首(悼念西路军烈士诗)》后一发不可收，接连写下《河西今昔》、《永昌忆往》、《山丹忆往》、《悼念西路军烈士》、《祝陈》、《沁园春·“望渡悼西路军”》、《哀悼西路军宣传队》、《五言(哀悼西路军妇女营同志)》、《悼阵亡诸友》、《欣闻张掖筹建西路军烈士纪念馆》、《菩萨蛮·观水怀忧》、《踏莎行》、《出绝境》等作，为集子中同类题材数量最多者，可见刻骨铭心。诸作无不深挚沉郁。如“踏遍荒沙凭战地，空倾老泪哭朋雄。”“乡里音容宛在目，军中楷范足铭心。每逢集庆功勋日，暗地英名唤几声。”“何求引接仙凡路，梦里逢呼话半生。”以及“空倾血泪难酬志，抛洒霜颅罔报恩”，真可谓血泪铸词，感人泪下。

　　汪老的自况诗，也是我屡读不倦的绝妙好词。学者说，敢于自嘲是大智慧的特征，汪老就有这样的大智慧。我偶见而喜，抄于手册中的诗《茅坑石咏二首》和《咏黄山松》就是两首自况诗。前题如下:“石入茅坑运可哀，补天哪得用庸才。细思亦有风骚趣，粪土同流不介怀”。“臭硬兼全世所嫌，喜经风雨并无偏。任凭大地起波浪，独有愚顽立岸前。”后题如下:“黄山有老松，历尽雨和风。或作蒲团盖，或如宾友逢。龙蛇攀茎上，髭须扎岩中。瘠困添顽性，蹉跎固节痈。难为繁世直，甘作荒郊弓。怪状无他用，观瞻尚被荣。”前题诙谐，想是汪老知道“造反派”对他的“评价”后写的。后题则可能是游黄山观古松后的联想，感慨深沉。对“老”和“病”，古人多嗟叹之言，汪老不仅出之以自嘲，而且微言大旨，意味无穷，如自嘲白内障两首，一首云:“宏观暗淡微观昏，倒倒颠颠看到今。可笑事多多一笑，糊涂得了数聪明。”“余热何能不尽烧，看书写字半闲抛。朦胧眼对朦胧事，哪得心思仔细瞧。”写老境而不用嘲讽者，更多深刻见道之语，如“无为亦有为，省悟发幽居。离退二三载，胜攻半世书。”“行派纷争今甚昔，世情冷薄莫于斯。奔豚窜鼠横无忌，枥马笼鹰辛泪滋。”

　　汪老诗集里，最引我共鸣的是写于1994年1月，汪老八十高龄的《叹史》五言长诗开篇的几句:“历史泥巴坨，形状任人捏。或如扭麻花，或如砍木橛。有如娟女俏，有如暴徒虐。也有骷髅堆，也有鳖龟穴。总属帝王谱，扬善而隐恶。成败定是非，满纸尽胡说。”《史记》以下的浩瀚正史不必说了，即如今人，虽把“实事求是”、“彻底唯物主义”成天挂在嘴上，却视历史为泥巴坨，随意捏弄，今日如此说，明日来个百八十度大转弯，不仅“功”与“过”可玩“换头术”，连确凿事实也可以恣意抹杀或制造。这种风气，至“文革”而臻巅峰。汪老此诗历数汉唐宋元明清，不涉当代，接着总结规律:“内争长不息，国势久孱弱。统治与民众，欺诈相对立。指鹿以为马，指白误当黑。讲求权谋诈，难以令人折。两岸同协力，足可光吾族。由于阋墙怨，长期不合拍。洋佬收双利，拨弄非止一。长此隔两边，可能除球籍。无以服众心，媚外有何益!市郊存闲者，读史长叹息。”辞严意遥，足堪掩卷三思。所幸汪老挂怀的问题，正在往与他期望相符的方向发展，汪老有知，当可欣慰而笑。对自己身上的老年常见病症，汪老也自作诗自嘲，称自己为“早糊涂”，其实从《叹史》这样的诗就可以看出他仍然多么睿智和清醒。《猪年春节玩笔》说:“傲立寒风心意暖，晨光不到不归休。”又有“发如丝白未为老，心似火红永是春”之句。马序说汪老有“一颗仍在搏动着的、火热的赤子之心”，一点不错。

　　汪老诗集中，怀人、咏景、赠友、故地重游等题材，都有佳作，只惜篇幅所限，无法一一列举。

　　汪老虽是我极崇敬的前辈，但地位悬殊，只是遥远瞻仰，从无近处接触。我第一次见到汪老，是被借到省委宣传部图书室帮助整理图书，这项任务就是汪老布置的。他常去找书，对现状之混乱不满意，于是命令重新编号上架。还叫立刻购置一套俄文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供他使用。理书这差事我很喜欢，在那儿帮了一两个月的忙。其间汪老果然来找书了。当是觉得他很老(其实才四十多岁)，形貌很像文学界的蹇老(先艾)。“大跃进”运动开始，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口号鼓动下，全民办工业，省地县区乡都大办工厂，很多农民一夜之间成了工人阶级。汪部长很重视这一新现象中的工人思想状况，派出宣传处、理论处以及我们友协的人，去作调查研究，并决定要写成一本人物特写类的书。他要求写得生动活泼些，带点文学性。我分到的任务是一位汽车制造厂的老工人，创新能手张俊，另一位是轮胎厂的工程师，姓名忘了。分别采访了两三次，写成三千来字的东西交上去。忽一日，友协的领导(也是一位老革命)竟向我垂询文章怎么才写得好，令我大诧，后来听说是汪部长通观全部书稿后，对我那两篇有所谬奖，可见汪部长“一言九鼎”的分量。其实我是学写小说的，在细节、结构、语言方面当然比弄政治理论的同志们要熟悉些而已。不久“三面红旗”捅的大娄子出了，从中央到省市县分别组成庞大的工作组下乡去反“五风一化”(浮夸风、干部生活特殊化等等)，亲见农村的惨状，这是我最深刻的人生一课。回省后，汪老组织机关进行整风学习，友协与宣传处编为一组。汪老以“端正学风”的题目，把几份在“大跃进”中忘却一切客观规律，大话说到荒谬程度的绝密文件，发到组里让我们这些小公务员学习。这种胆识和气魄，当时令我们有点瞠目结舌，又有点喜出望外。那些大话，我至今还能复述大略，可见印象之深。农村经济稍得复苏以后，省里组织一批文学作者下乡采访，撰写“公社史”一类文字。我被调入这个“省报告文学组”，第一个目的地是毕节县的弯腰树生产队，以战天斗地的大寨精神闻名于世。入村后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将近一个月时，有一天我们在土里劳动，远远看见一些干部陪着汪部长来了。第二天，忽然通知全组撤离。在县城洪家山招待所住了几天后，转赴另选的遵义县三岔公社。慢慢才听说，汪部长到弯腰树走了一圈，发现全队社员茅舍群中唯一一幢瓦房，正是队长的，他认为这样的干部不能写，决定转移。我们听了，对他的眼光敏锐十分佩服。我们在三岔住了七、八个月，分头动笔写报告文学了，忽然传达“四清”运动开始，匆匆作鸟兽散，各回机关。旋即汪部长遭罪，我所在的省广播电台“面上四清”结束后，我也调往乌蒙大山学做中学教师去了。还有件小事值得提提。在“打倒封资修”口号大行其道时，汪老在一次讲话中说:“封”和“修”的东西是应该打倒，但“资”字号的许多东西，历史地看，不少有其进步意义，不能一刀切，要作具体的分析和选择。以上诸事虽属琐屑，却可以小见大，举一反三。汪老直到离休度晚之际，还对一些人积习难除说空话大话的现象写下辛辣的诗句:“口兹口兹漫吐胸中乐，坦坦全忘天下忧;抬身气势云成雨，放手翻腾马变猴。”讽刺机关臃肿、文山会海则云:“穿街越巷立衙门，百蔓千藤理不清。文若山堆折屋脊，印如斗大制人咽。昏昏聚会无休止，叽叽蜚言任自听。豆般事项来回转，四化新风大径庭。”纵观汪老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不唯书，不唯上，不人云亦云，只认理不认权的思想和态度，是一以贯之，百折不挠的。汉代有一位宁砍头也不向仗势欺民的公主低头赔礼，因而被称为“强项令”的董宣。汪老也是一位强项的倔老头。我孤陋寡闻，觉得汪老属于干部中的“稀有金属”，非常非常了不起!

　　汪老在《筑城答友》诗说:“黔灵崦下府，秀丽甲春城。时运将开发，新风步上乘。廿年栖息地，四顾自常情。来去同萍迹，是非悉任评。”在《哀悼西路军宣传队》中又说:“后死荣为先死悼，知为后死悼者谁?”汪老这样的革命前辈，这样的思想家和诗人，贵州人不会忘记他，一切知道他的人不会忘记他。后来者会永远崇敬他，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