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谢树秋来说，他并不愿多提“黄埔军校”这4个字。他感慨道：“我父亲如果上的不是黄埔军校，也不会这个样子。”

　　1958年的秋天，当时7岁的孩子目睹了父亲接受管制的场景。父亲每天跟在犁后面，拣犁出来的红薯。白天还有人专门看着，防止爱面子的谢玉璧自杀。

　　但农历九月的一个早上，王兴荣久久不见丈夫，便问女儿谢树英，“你爹人呢?”

　　“俺在家里找了一圈没找着人，找到了他给俺娘留的遗书。”71岁的谢树英回忆道。她清楚地记得，遗书上写着：“小周(谢树秋乳名)他娘，你是个苦命的人。我死后，你把我埋得深深的，不要影响社会主义拖拉机犁地。也别烧纸钱，把钱省下来给孩子们生活。”

　　把遗书交给母亲后，谢树英在屋后大坑边的桃树上，看到了吊在上面的父亲。

　　谢树秋当时正在李兴小学一年级教室里上课。比他大3岁的一个堂哥，把他叫了出来。“他告诉俺，俺大死了。俺当时就哭了，觉得自己没大了。”谢树秋含着眼泪回忆说。

　　父亲谢玉璧的形象，在谢树秋的记忆里其实一直比较模糊。“他们说，俺大面相像我，个头也跟我差不多。”身高大约1米6的谢树秋说。

　　父亲的生平，他在1986年才完全搞清楚。那一年，35岁的谢树秋和舅舅王兴华一起，走进了太和县法院的档案室。

　　档案里，父亲其实叫谢玉备，生于1924年，1943年进入黄埔军校西安分校，1946年6月毕业，被分配到国民党36军28师83团三营九连任少尉排长、中尉副连长，代理连长3天即被解放。在解放军部队学习6个月后，谢玉备留在四川的解放军部队，直到1950年回乡，开始在二郎小学任教。

　　两年后，谢玉备调到了付集小学。在那里的几年时间，他的人生与如今这群为他立碑的学生交融在了一起。他也在这些学生此后50多年的人生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

　　朱守仁记得，1955年他毕业时，付集小学有7名学生考上县重点中学。而此前3年，该校考上县重点中学的学生一共只有6个。随即整个李兴区都在传，付集小学“放了卫星”，由此被称为“淮北一枝花，付集小宝塔”。

　　为了搭建这座“宝塔”，谢玉备倾注了大量心血。1954年秋天，学生王长兴因家庭贫困而失学。谢玉备和学生朱德固一起趟着水，走了十四五里路，到王长兴家家访。75岁的王长兴至今记得，那天下着大雨，到处发大水，谢老师进门时披着床单，光着脚。返校后，谢老师不仅帮他交学费，还经常给他生活费。自己生病时，也是由谢老师背着去看病。

　　由于教学成绩显著，谢玉备又接连带了两年毕业班。1956年，他的学生有11人考上县重点中学。1957年，这个数字增加到12个，超过了李兴小学。

　　然而升学人数越多，对谢玉备的家人来说，就意味着越大的亲情的空缺。

　　在年幼的谢树秋眼里，父亲教书拿工资，但从来没见拿回家过。父亲每月工资14块钱时如此，1953年涨到30块钱时还是如此。谢树英那时已经懂事，她知道，父亲的钱基本都用在了学校和学生身上。

　　“那时候学校里扭秧歌，打腰鼓，很多都是俺大自己花钱。他的钱都花在社会主义建设上了。”谢树英回忆说。上四年级时，因为家里没人干活儿，她只好辍学。

　　她印象中，父亲非常俭省。下地干活儿时，他会把母亲给他做的布鞋脱了，赤着脚。

　　当时，王兴华在界首一所小学当教导主任。姐夫去看他时，说的大都是跟教育和工作有关的事，很少说家事。

　　星期天，谢树英和谢树秋姐弟俩很少见到父亲回家。倒是家在付集小学旁边的孙光亮，经常会看到留在学校的谢老师。

　　孙光亮后来到付集乡政府做了财粮员。有一年，他开会开到除夕12点，走了18里路回家，路过付集小学时已凌晨2点。学校的大狗追着他叫，也吵醒了看校的老师。他一看是谢老师，便招呼他去自己家过年。“不行啊，我得看校。”谢老师很干脆地回答。

　　实际上，那几年寒假，基本都是谢玉备在看校。他放假很少回家，而家人也从来没来过学校。儿女失去了感受父爱的机会，学生们则深切感受了老师的恩情。

　　王长兴一再提及，他当年没饭吃时，谢老师不仅省下口粮给他吃，还给钱，“三块五块八块十块都给过”。

　　在谢老师的帮助下，王长兴几经辍学和复学，最终完成了学业。如今提起老师，白发老人声音颤抖着说了4个字：“恩重如山!”

　　这种恩情，也留驻在其他学生心间。77岁的董玉华因为半身不遂无法行走，参加不了老师的立碑仪式，他特地托一位同学把份子钱带给朱守仁，并让同学郑重转告：“一定要把我的名字刻在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