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26日，西安十四岁少女小灵(化名)去世，原因让人唏嘘：长期的营养不良导致贫血等多器官衰竭。什么让小灵遭此困境？2006年父亲下岗，每天捡破烂为生，母亲2007年因病去世，全家每月收入不到三百，几乎顿顿都是馒头面条。小灵今年刚升初三，身体不舒服也没钱去医院检查，只是在家休息，直到腿软撑不住了，但已回天乏力，年轻的生命就此终结。
本报讯 （记者 李小博） 看着女儿的遗像和骨灰盒，赵利营再也坐不住了，他打开衣柜整理出女儿的衣物，然后抱着女儿遗像痛哭起来。
　　
　　　　妻子去世三年后再失独女
　　
　　　　昨日下午3时许，在西安市东郊金花坊小区10号楼前，四十八岁的赵利营怀抱着一堆各色衣服缓缓地走到楼门口的垃圾台跟前，将衣物丢进去。他十四平岁的女儿小灵（化名）26日上午刚刚去世。
　　
　　　　走进赵利营一楼的家里，昏暗的屋子里散发着一股霉味。赵利营的妻子2007年因病去世，全家就剩下他和女儿相依为命，“今年她刚升初三，8月30日还去学校了一趟，但再也没有去上课。”赵利营说，自开学后，女儿就觉得身体不舒服，“家里没有钱，没有给孩子去医院检查，就让她在家里休息。”赵利营说，他发现女儿吃东西很少，而且一吃就吐，“到了二十四号上午，孩子突然说腿软，我就赶紧送她去医院。”
　　赵利营说：“都说虎毒不食子，这是我的孩子呀，没有钱我咋办？”床边柜子上放着孩子的骨灰盒，他从背后拿出女儿的遗像，照片里的女孩穿着校服，静静地盯着前方。“孩子和她妈的户口在她外婆家，过两天我要把她们的骨灰埋在一起。”
　　长期营养不良为死亡原因
　　
　　　　“以前她妈也没有工作，但1000来块钱还能过活，自从我2006年下岗后，她妈也生病，这个家就乱了。”赵利营说，自妻子去世后，女儿就变得有些沉默了，而且很少和他交流。
　　
　　　　赵利营说，他每天就是靠捡破烂为生，“一个月的收入只有二百七八，根本没法养活孩子。”
　　
　　　　提起小灵的去世，小区75岁的杨阿姨不住地叹息，“多乖的娃呀，每天上下学都从这条路上经过，可惜这一下子不在了。”杨阿姨说，小灵的去世主要是因为营养不良，“总见到他（小灵父亲）提着馒头和面条回家，很少看到他买菜，孩子想吃上一顿肉都很难。”而另一位住户说，小灵的父亲以前有工作，“但下岗后就再也没有上过班，爱喝酒抽烟，是个可怜人。”
　　
　　　　昨日下午5时，得知小灵已经去世的消息，班主任王老师有些惊讶。“我们二十四号晚上还去医院看她了，看着精神状态还不错，怎么一下子就没了。”王老师说，小灵的成绩属于中游水平，“她不爱说话，但是和同学们的关系都挺好的。”
　　
　　　　从西京医院的死亡通知单上可以看到：小灵二十四日上午11时22分来医院就诊，26日上午11时05分去世，诊断一栏写着：感染性休克、恶液质，死亡原因为感染性休克。昨日下午6时，西京医院急诊科大夫称，小灵的病因为长期的营养不良导致贫血等多器官衰竭死亡。

大夫解释称，恶液质是指由于全身许多脏器发生障碍导致的一种中毒状态。
　　
　　　　记者就此咨询了西安一家三级甲等医院保健医生，她说营养不良常有两种症状，消瘦：由于热能严重不足引起，身材矮小、消瘦，皮下脂肪消失；另一种为浮肿。表现在体格方面，则是体重低、生长迟缓、消瘦，而且会并发低血糖、低体温、贫血等。
　　
　　　　要避免营养不良，主要有三个方面。饮食平衡：通过饮食的合理搭配实现营养摄取平衡。营养补充：可以通过注射等手段。营养强化：持续地加强某种营养的补充，如服用药物等。而一些可能引起营养不良的疾病，如神经性厌食症、偏食等，则需要及时治疗。 来源：华商报
　　另，
　　社科院学报：中国城市贫困人口中年人最多
　　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的贫困问题一直被看做农村现象。这不仅因为农村贫困人口在全国总贫困人口中所占比例高，而且因为当时城市贫困居民的贫困程度相对而言微不足道。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社会资源按市场机制进行配置以及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不断深入，城市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失业和下岗突发性大量增加，加上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中国城市贫困问题日趋恶化。
　　
　　　　城市贫困救助覆盖面在6%—8%左右
　　
　　　　据民政部门统计，处于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人口是2334万。实际上，有的学者认为，城市贫困问题应该更加严重，其人数约为6000万，占城市总人口比例的10%。目前，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社会救助制度覆盖率都在10%以上，而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的城市贫困救助率为6%。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城市贫困救助的覆盖面应该在6%—8%左右。根据这个救助率，中国城市贫困居民的规模约为3600万—四千八百万人。目前，城市贫困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突出矛盾之一。城市贫困不同于农村贫困，城市居民无田无地无山林，没有回旋余地，而且城市居民联系密切，组织起来的成本较低，对社会稳定有更大的威胁。
　　
　　　　根据教育部《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研究》课题组对武汉市城市低保家庭的调查，我们发现，城市贫困人口的主要特点是中年危机、文化偏低、入不敷出、失业严重以及无依无靠。所谓中年危机，是指城市贫困人口年龄集中在30—50岁；文化偏低是指城市贫困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不高，96.1%的城市贫困人口受教育程度在高中以下，其中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人口高达33.8%，还包括12.3%的人没有受过任何正规教育；入不敷出是指被调查的低保家庭中人均月消费251元，而人均月收入只有200元；失业严重是指接近60%的处在劳动年龄阶段的城市贫困人口被排斥在就业群体之外，成为下岗或失业者；无依无靠是指高达72.2%的城市贫困人口除最低生活保障外，不能享受其他收入保障，同时不享受任何公费医疗和医疗保险的城市贫困人口高达91.5%。
　　
　　　　城市贫困具有转轨特征
　　
　　　　城市居民贫困问题的成因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分别是经济转型因素、制度因素和个人因素。经济转型过程致使原有的低层次均衡被打破，各种摩擦、矛盾和困境也随之而来。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相应的就业结构调整、滞后的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以及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等，都使城市低收入阶层更容易受到冲击。可以说，中国城市贫困的产生和加剧与经济转型背景密切相关，因而也被称为转型时期的城市贫困。同时，如果我们进一步挖掘，也可以发现存在于该问题背后的制度根源。其中，又以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住房保障方面的影响最为突出。在收入分配方面，由于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制度上的空缺和漏洞，导致收入分配秩序混乱。这具体体现在：垄断性行业、部门和单位的分配失控；国有企业分配秩序不规范；再分配秩序混乱；各种非法非正常收入加剧了分配秩序混乱。同时，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和不完善，尤其是在整个社会保障体制中起“兜底”作用的社会救助制度的严重缺陷，使得城市中一部分低收入家庭的生计都难以维持。例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存在两个非常严重的缺漏：一是未考虑贫困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甚至没有大病保障；二是对低保家庭子女的教育问题重视不够。具体到个人因素，我们发现，36—45岁的城市居民陷入贫困的概率最高，是60岁以上居民的2倍；受教育程度越高，陷入贫困的概率越低；身体不健康的居民陷入贫困的概率是健康居民的2.5倍。
　　
　　　　城市反贫困需要政府介入
　　
　　　　贫困是一种经济现象，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我们认为，社会应该关心的是贫困居民的苦难，关心贫困这样的事实，而不是贫困居民的品格。贫困问题的解决与否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同时也影响到经济发展中的公平与效率。中国和世界各国的经济实践证明，经济发展为反贫困提供了可能的经济和物质保障，但在解决贫困问题上，市场逐利性、收益成本内在性等的存在，决定了完全通过市场来解决贫困问题是不现实的。因此，贫困无论是作为经济问题还是社会问题，都需要政府进行干预。城市反贫困是政府需要介入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中国公共财政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财政学者而言，我们将集中关注城市反贫困的财税政策，即或者通过财政支出手段为低收入者提供补助，以保障其最低限度的生活需要乃至于摆脱贫困；或者通过税收手段调节居民的收入分配状况，以减轻低收入者的相对贫困程度。
　　
　　　　首先，我们应该确立城市反贫困的思路。反贫困应从道义性转变为制度性，同时反贫困应从基本生活救助转变为综合救助。在财政支出政策方面，应该建立综合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中国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保证低收入群体维持生存和最低生活需求之后，还应该将目光转向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同时要注意提高贫困者的自身能力，鼓励其通过正常渠道表达自身的利益要求，增强其在脱贫工作中的主动性。要充分意识到，贫困者也不只是被动接受援助的客体，其本身也是反贫困的行动主体之一。经验表明，在反贫困工作中，重视贫困者的参与，会取得更好的反贫困效果。完善社会救助体系，特别应加强对城市贫困居民的医疗救助，我国可以在借鉴部分发达国家做法的同时，建立适合于本国情况的城市贫困居民的医疗救助机制。在税收政策方面，应当采用促进就业的税费减免政策。例如，可以规定，凡是下岗失业人员从事个体经营的，除国家限制的行业以外，延长免征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的年限；完善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加强个人所得税调节过高收入的功能，同时还应对低收入者、老年人及其他弱势人群实行补偿和优惠政策，在税收数量和医疗保险金支付上获得一定的减免，有孩子的贫困家庭可申请税收优惠等。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赵利营抱着女儿遗像痛哭起来 华商报记者 宁峰 摄



小灵生前画的卡通画 华商报记者 宁峰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