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万瑞（原北京军区65军政治部副主任）

我在部队的大半生，接触跟随过许多领导，他们大都是身经百战的将领，为新中国的诞生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过极大贡献。我的革命历程就是在他们带领、教育和影响下走过来的。他们那种热爱祖国和人民，那种大公无私的精神，他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的高贵品格，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贺明政委的思想作风和高贵品格给了我直接最深刻的教育和影响。

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中，193师（红军师）政委史进前负伤回国治疗，从63军188师调来贺明担任政治委员。五次战役后我从577团调师政治部任秘书科长，在工作中经常接触贺明政委，从而对政委的认识、体会、感触也就逐步加深。特别是经过“三反”运动，对贺明政委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尤其是经过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贺明任65军政委，一直主管“支左”，我从1959年调军政治部任组织处长，“文革”中一直在“支左”办公室工作。在这个不平凡的年代，在贺明政委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有了极为深刻的感触。

贺明政委是很有主见，敢于坚持原则的领导者。他能够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的处理问题，从不随波逐流，赶“浪头”。1952年部队在抗美援朝战争前线，执行保卫开城的艰巨任务，开展了“三反”运动，当时人们痛恨贪污分子，叫他们为“老虎”，所以“打老虎”就成了“三反”运动的代名词。有的领导看运动搞的好不好，就看打的“老虎”多与少。这一运动在全国开展的如火如荼，确实卓有成效。震惊全党全国的一件大事，就如同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毛主席亲自指示枪决了大贪污分子天津市委书记刘青山、张子善。因此挽救了全党一大批干部，使我党的广大干部，在全国胜利后的很多年里保持了谦虚谨慎清正廉洁的优良传统。在部队中当时实行的是供给制，一切吃、穿、用都是发给实物，每人每月只给几元钱零用。而且部队还在朝鲜前线，同敌人进行着残酷激烈的战斗。有的单位领导不加分析，也热衷于发动群众打“老虎”，把部队中管钱管物的干部，甚至连同管理员、司务长、上士全部弄出来“过筛子”，从而有的用什么“车轮战法”逼供讯打出了不少所谓的“老虎”。由于打的“老虎”多而受到表扬。贺明政委坚持党中央关于“三反”运动的指示，积极对部队进行教育，坚持主张实事求是，不准搞“人人过关”那一套形左实右的作法。因而被上级某位领导批评为“右倾”。即使如此，贺明政委仍然自己的认识和作法。一天傍晚，贺明政委在村边山脚下散步，远远看到一个部队吵吵嚷嚷，到近前一看，原来是本师一个营教导员利用山洞搞了一个 “打虎堂”，洞口上还写着“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吓人口号，他把全营的管理员、司务长和上士都叫来搞“个个过堂”。贺明政委不仅严厉批评了那个教导员违背党的政策，并立即制止了这种错误的作法，而且经师党委常委的讨论下令撤了他的职。事实证明，那种不加分析乱打“老虎”的作法，违背了党的实事求是原则，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而贺明政委的主张是正确的。

在十年动乱的“文革”中，贺明政委主管部队“支左”。张家口逐渐形成了两大派，一叫“联总”派，一叫“革司”派，部队支持“联总”，同时给“革司”作工作。在两派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形成了大规模武斗的态势。“革司”派骨干数百人集中在铁路大楼内，“联总”将其包围起来，头头们在供电局开会决定要用大量炸药，炸毁铁路大楼，彻底摧垮“革司”，当时把贺明政委叫到会上，要他立即表态支持“联总”的决策。贺明政委明确表态，部队不支持“联总”的这种作法。“联总”的头头们听了非常激愤，恶言秽语，甚至谩骂，大有围攻之势，说什么“你们部队是两面派”，明里支持“联总”，背后支持“革司”。在这种情况下，贺明政委仍然平心静气苦口婆心的给他们讲道理做工作。他说：部队支持你们的一切正确行动，但绝不能支持你们的错误作法。铁路大楼里几百人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也就是绝大多数都是好人，坏人是极个别的，如果炸掉了大楼，伤害了大量人员，其中，还有不少中学生，那就是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大罪。如果你们不听劝阻，坚决要干，我调部队来也要坚决制止。整整一夜，直到东方露出了霞光，终于制止了这次错误行动，在张家口避免了一场重大灾难。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就华北乃至全国来说，张家口死伤人员极少。

相信党，相信群众，忍辱负重。人的品性只有在某些重大问题和时刻才能充分显现出来。贺明政委在“文革”期间多次蒙受不白之冤，但都能忍辱负重，以大局为重。在对待有关个人的重大是非功过和荣辱问题上充分显现了党的一位高级干部的高风亮节。在我党召开“九大”前夕，我军一致推选贺明政委为出席会议代表，就在此关键时刻，有一个受过贺明政委批评的师政委向上告了黑状。说抓杨勇司令时，廖汉生政委签发电报，抓廖汉生政委时，郑维山副司令签发电报要各军党委表态时，贺明政委曾说这是“有冤的报冤，有仇的报仇”。当时郑维山已任北京军区司令，得知此事后，火冒三丈，大发雷霆。在军区召开的师以上干部参加的，选举出席“九大”代表的党委扩大会上，不但严厉批评贺明政委，甚至破口大骂起来。因为此事需要一定时间调查核实，贺明政委的“九大”代表因此而撤销了。事后军区派人调查，结果纯属乌有，而贺明政委则忍受了这样的不白之冤。

在“文革”中，许多城市修建了毛主席展览馆，张家口广大群众在此潮流中不甘落后，一致要求雕塑巨大毛泽东像，建立毛主席展览馆。当时地方政府处于瘫痪状态，贺明政委当时兼任张家口地区革委会主任，一些重大问题基本上都是由“支左”的驻军来决策。因此，建展览馆的事责无旁贷就由65军来决定。军党委常委几次开会讨论，无人反对，而且把地方设计图纸，都拿到军常委会上由大家过目研究，一致赞成。在破土动工的大会上，军里的主要领导都到会，第一把手带头铲了第一锨土，记者拍的大照片，在张家口市区悬挂了很长很长时间，这也是显示支持群众的荣耀吧！然而没过多久，在在党的“九大”期间，毛主席党中央对各地兴建毛主席展览馆提出了批评。我们军出席“九大”会议的那位主要领导，本应告诉大家接受教训就是了。可在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军党委扩大会议上，把张家口建毛主席展览馆的过错全都推到贺明政委一个人身上。形成讽刺的是，当时破土动工他带头铲土的大照片依然挂在张家口的大街上，但是广大干部心中有数，推脱责任的人显然更加渺小，蒙受冤屈的人更加受到大家尊敬。

更为关系重大的是：林彪到张家口视察，住在地区招待处，负责保卫工作的主要是中央警卫局和8341部队。他在执行处分别接见驻军部队师以上干部。叶群也曾到军部看了一次，在发生了“9.13”事件之后，有人无中生有的告“黑状”并到处散布“贺明一人曾到林彪住处密谈”，还说什么“林彪曾到贺明家私访吃饭”，更有甚者说“林彪离开张家口时上了汽车，贺明爬在林彪的汽车头上痛哭流涕”。一时间在军部里这些流言蜚语满天飞，搞的乌烟瘴气，广大官兵有些抱打不平，想抓出那些钻在地洞里吹阴风的妖怪示众。贺明政委总是以大家说，有就是有，无就是无，相信党相信群众，终究会“水落石出”。最后经当时的保卫处长刘锦林说明“咱们警卫连也有岗哨，根本没有谁见过贺政委的身影”才使谣言终止。

还是“文革”期间，军党委召开团以上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传达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要求大家联系本单位本地区实际揭发批判。正在开会中，河北省委也召开同样内容的会，要各军的省委委员到会。本来贺明政委是省委委员应该去参加省委会议，军里另一位主要领导提出由他顶替去省里开会，贺明政委留在军里主持军党委扩大会。这如果关系正常的话，也能说得过去，也算正常。在军里的会议中，揭批了大量问题，按要求规定，原封打印上报军区。在此期间，有一位德高望重，性情刚直的师长很尖锐的对那位去省里参加会的领导提了四条意见。这位军的主要领导回来后，片面听信个别人挑拨离间，说贺明政委搞小动作，发动大家给你提意见，在“背后整人”。军里这位主要领导轻信谗言，从此后就对贺明政委找碴子使绊子。贺明政委抱着“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的态度，平静相对，不去纠缠那些是是非非，一心扑在工作上。让组织去分辨是非，让群众去辨别真伪，让后人去公正评说。

 某些人思想深处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在同志间拨弄是非，造成军里领导班子不团结。特别是文革大动乱时期，针对贺明政委主管“支左”工作大做文章。说什么“张家口形势很不好”，“支左路线执行错误”等，拿着上纲上线的帽子往贺明政委头上扣，大有把人整倒而后快之势。1971年春，北京军区李德生司令员同总政治部组织部李宝奇部长带领工作组，亲自坐阵军党委扩大会。经过一个月大会小会发言争论，工作组深入调查了解，有了明确结论。李司令和李部长在大会讲话，作了有力公正实事求是的评说。完全肯定了张家口的形势和贺明政委主管的“支左”工作，严厉批评了某些人自己不干工作，专找岔子的恶劣行为。从而澄清了是非，积极扶植了正气，有力地打击了歪风。

学而不倦，工作勤奋，善于动脑，亲自动手。贺明政委是我军精明干练的领导者。他在大量繁杂的事物中，能够找出主次，分出轻重。在千头万绪的工作中，总是有条不紊，在极为紧张的情况下，也能镇定自如，照常读书、写字。更可贵的是，多年以来持之以恒，始终如一。因此不仅工作卓有成效，还练就了一笔好书法。尤其是隶书和行草都有很深的功底。有一幅长篇隶书，已被刻有全国古今著名书法家墨迹的开封碑林收去刻留，以供所有到碑林参观者欣赏。

贺明政委多年来随身带一小本，重要事情都要记下来。开会发言，讲话报告，从不让别人写稿子去照稿宣科，都是自己亲自动手写提纲，所以讲起来是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水平。从头到尾没有废话，逻辑清晰，道理透彻，思想明确，通俗易懂。每次讲话对大家都是一次生动深刻的教育课。从没有那些翻来覆去，絮絮叨叨，说不清道不明使人听了糊里糊涂的东西。他从战争时期当领导干部以来，都把自己写的讲话提纲和工作日记存了下来，如今成了大量的宝贵的资料。

193师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以后，调到开城前线，担负保卫开城的艰巨任务。停战谈判开始以后，我方代表团住在开城，从而又增加了保卫谈判代表团，帮助和配合谈判的任务。停战协议签字后，战俘遣返问题突出了。兵团领导鉴于贺明政委的才干和需要，经兵团首长确定把他调到谈判代表团任遣返战俘第一大组的组长（共分三个大组，他任第一大组组长）。他多次亲赴设在南韩的志愿军战俘营，去作解释工作。敌人虽然对我志愿军战俘用尽了残忍的酷刑，进行威逼恐吓，并派许多特务暗中活动设绊子，千方百计阻挠我解释人员开展工作，妄图阻止破坏我志愿军战俘遣返。这是另一种特殊尖锐的政治斗争，经过我方的坚决斗争，还是为战俘作了大量的解释工作，使他们返回祖国。贺明政委在这次工作中，耳闻目睹了敌人大量残害我方战俘的罪行，同时也了解到在这个新的战场上，我方战俘英勇卓绝的斗争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贺明政委离休以后，用几年时间又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调查了回国战俘的情况，写出了摧人泪下的战俘营的《一笔血淋淋的人权债》，再版时改名为《见证》和《忠诚》两大著作。同时对古今中外的战俘观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并已成文，只待出版。

贺明政委对人以诚相待，一视同仁，深受大家尊敬。而有的人严重脱离群众，不看自身的毛病，却疑神疑鬼，总觉得别人跟他过不去，从而找靠山拉帮派，弄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往别人头上扣，把水搅浑，搞的大家不得安生，党委不团结，班子不齐心。这种人能够看风使舵，投机钻营，不时的往上爬，使好人受气，坏人升天。象是在晴朗的天空，一阵乌云滚滚，遮住了太阳的光辉，但是风吹云散，太阳的光辉更加灿烂，照射出各种人的真面目，一切人的是非功过终会得到公正的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