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通信事业的开拓者

    中国国际通信始于1871年，长期由丹麦大北电报公司、英国大东和美国太平洋水线公司经营和垄断。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决定在上海筹建国际电台。1931年，真如发信台、刘行收信台、中央控制室、枫林桥支台和中菲转报台等单位合并，正式组成国际电台（简称CGRA），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国际电信局，张承祜任管理工程师，负责管理电台。

    1933年卢宗澄调入国际电台工作，任工程师。1936年任管理工程师，负责电台的全面工作。为了发展中国国际电信业务，加强国际间的往来，并与外商水线公司相抗衡，于1934年他组织实现了上海至日内瓦、伦敦的无线电话电路试验；1935年利用新装的菱形天线进行了上海至旧金山的电路试验；1936年进行了上海至东京的无线电路试验并开放业务，后改为至大阪的无线电路；同年还进行了上海至德国等地的无线电路试验，效果都很好；1937年正式开放中国至美国的无线电话业务，在开幕式上孙中山先生夫人宋庆龄与罗斯福总统夫人还通了话，虽远隔重洋，但语音清晰，使得国际电台的信誉日隆，业务量激增，超过外商三家水线公司的总和，进一步显示了无线电通信的优越性，加强了对外商水线公司的竞争力量，为发展中国无线电通信事业作出了贡献。

    到“七七”事变前夕，国际电台已开通无线电报电路13条、无线电话电路3条，基本形成了中国自办的国际通信网路。

    1937年8月，日军进犯上海，外商水线全部中断，国际电台承担了中国全部的对外国际通信业务。卢宗澄坚守岗位，继续维持国际通信，为此获得当时交通部一等一级奖章。但由于刘行、真如收发信台不断遭到日军炮击和飞机轰炸，两台职工不得不冒着敌机袭击的危险，将机器拆卸抢运至上海法租界内，设立临时收发信台，加强通信能力。同时，将一部分设备器材运往成都国际电台支台使用。

    1938年卢宗澄去成都建立国际电台。在此期间，他除完成国际通信业务外，还废寝忘食地研究设计了菱形天线的标准设计，绘制了各电路选用的通信频率图等，以满足通信的需要。

    抗战胜利后，卢宗澄回到上海，继任国际电台管理工程师。除及时恢复上海至旧金山、伦敦、巴黎、莫斯科、日内瓦、雅加达、西贡以及香港、澳门等十几个电报电路外，还新辟了至孟买、科伦坡、布鲁塞尔、利马、悉尼、伊尔库次克等十几个电报电路；至马尼拉、旧金山和香港的无线电话电路也先后恢复，并进一步开放了至伦敦的无线电话和至美国的相片传真电路及节目传送业务，通信能力远胜战前水平，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国际通信的主权，从此，结束了外商垄断中国国际通信的历史。

    建国后，1950年卢宗澄参加了邮电部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中国无线专业会议，会议决定由上海国际电台支援筹建北京国际电台的工作。当时，卢宗澄参照国外发信台的情况，结合北京台的具体需要，提出了北京国际发信台的建设要点和集中监测控制室的平面图。会后返沪，具体设计了收发信台的集中监控系统，由上海国际电台制成并运京安装。这种在机房中间设置的集中监控室，当时并不多见，具有一定的先进水平。卢宗澄为开拓中国国际通信事业作出了贡献。

    在国际电信会议上为中国争得了权益和荣誉

    1946年9月底至10月上旬，卢宗澄代表中国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苏、美、英、法五国国际电信预备会议。会议根据战时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讨论了关于1938年开罗会议通过的国际电信公约、国际无线电规则、国际电报规则、国际电话规则等修订的问题，并为即将在美国召开的国际无线电会议、国际高频广播会议和国际电信全权会议作好准备。

    1947年5月至10月，卢宗澄任中国总代表出席在美国大西洋城召开的国际无线电会议和国际高频广播会议，并任中国代表出席国际电信全权会议。国际无线电会议于5月15日开幕，在开幕前的各国团长会议上，卢宗澄首先提出，中国语言文字应当作为会议的正式语言文字之一。经讨论，获得一致通过。从本届会议开始，国际电信联盟无线电会议及其他正式会议、国际电信全权会议等正式文件，都印有中文文本，为中国争得了荣誉。

    自从无线电通信开始以来，每个电台各赋予一个呼号以资识别。美、英、法、苏、德、意、日等国在战前都占有一个完整字母序列作为国际呼号，而中国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国际地位低下，所以电台呼号只分配到“X”字母序列的一部分，不为人们所重视。在1927年华盛顿国际无线电会议、1932年马德里国际无线电会议和1938年开罗国际无线电会议上，中国电台呼号始终未能跳出“X”字母的范围。在此期间，由于国内通信事业的发展，以及卢宗澄积极参加国际无线电会议各组的工作，经过百般努力，几番周折，终于在1947年召开的这次国际无线电会议上，争得了国际呼号序列中整个“B”字母作为标志中国国籍电台的呼号，改变了过去只有部分“X”字母作为中国电台呼号的状况，为中国争得了权益和荣誉。这次国际电信全权会议还决定在国际电信联盟内增设一个国际频率登记委员会，由11名委员组成，负责全世界无线电频率管理工作。委员是经过会议选举产生的，需要选出11个当选国，选派人员充任。因此，与会各国参加竞选异常激烈。由于卢宗澄的努力，中国以极大多数票当选。他再一次为中国争得了权益和荣誉。

    通信设备的国产化

    通信设备的国产化是卢宗澄的一贯主张。旧中国的通信设备是很落后的，而且多系外国产品，“万国牌”的设备给中国带来维护上的困难和费用的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受帝国主义的封锁，短波无线电通信成为当时中国国际通信的唯一手段。此时，卢宗澄提出试制60千瓦大功率发信机的创议。1955年经邮电部上海电信局和上海邮电器材制造厂试制成功，全部元件国产化，实现了他的心愿。

    从1957年起，卢宗澄担任了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院第一任院长，他把全部精力集中在组织领导邮电通信的科学研究与发展上，并从无到有地成立了科研机构，建立了严格的科研程序。在党的发展科学的方针指引下，组织广大科技人员和干部，先后研制成功了报纸传真机、大通路电缆载波机、大通路微波机、纵横制市内电话自动交换机等设备，为中国邮电通信现代化作出了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通信设备的国产化程度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如数字微波、数字程控交换、光纤通信、卫星通信、数据通信等领域的科研工作，均先后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和成果，从而加强了通信建设。卢宗澄在整个科研工作中，积极发挥了技术业务领导的作用。

    1981年春，卢宗澄亲自主持了微波1800路设备的鉴定会议。1981年秋，主持了中国电子学会与中国通信学会在呼和浩特联合召开的中国边远地区通信会议，会议通过了利用国际卫星组织的转发器，在国内进行卫星通信试验的建议。通过试验，积累了大量资料，为建立中国国内卫星通信网奠定了技术基础。

    卢宗澄不仅是通信科学技术的专家，而且也是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他在担任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兼通信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和中国通信学会常务理事期间，积极主持并努力参加各项学术交流活动。在担任中国政协委员时，曾提出加速发展中国卫星通信、城市电信管道建设纳入城市规划以及制定科研程序等提案，促进了中国通信建设的发展。

    卢宗澄一生为人谦恭正直，淡泊名利，敬业乐群。他崇尚“律己从严，待人以恕”，对同事、同志和下属关心体贴，注意提携帮助，从不保守自傲。“文化大革命”受迫害期间，他仍坚信党的政策，坚持实事求是，不随波逐流。在担任行政领导工作期间，从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工作勤勤恳恳，尽职尽责，直至晚年还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和邮电科研事业的发展。他的道德风范为后人树立了良好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