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初的北京大学令人敬佩，不是因为它的学术成就，而是因为它宣导的民主与科学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民主与科学的积极宣导者和推动者是文科学长陈独秀。北京大学的辉煌也可以说是北京大学文科的辉煌。这些辉煌历史的直接创造者是陈独秀。正是蔡元培慧眼识陈独秀，为陈独秀编造假学历、假履历，让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由此创造了北京大学辉煌的历史。

　　蔡元培与陈独秀同是老革命党人，曾一度共同从事反清革命活动。1916年12月26日，总统黎元洪发布命令，「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同日的上午，蔡元培到西河沿的中西旅馆走访陈独秀，劝说陈独秀到北京大学就任文科学长。汪孟邹和陈独秀同住在旅馆，日记写道：「12月26日，早9时，蔡孑民先生来访仲甫，道貌温言，令人起敬」。从这天起，「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1。陈独秀被蔡元培的诚意感动，决定举家迁往北京，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1917年1月11日，「蔡元培正式致函北京政府教育部」2。北京大学校史认定这份凶件出自蔡元培之手，是「蔡元培正式」「函致教育部请派文科学长」。蔡元培的「正式致函」的全文如下：

　　敬启者，顷奉函开，据前署北京大学校长胡仁源呈称，顷据本校文科学长夏锡祺函称，锡祺拟于日内归省加有他事相累，一时不克来校，恳请代为转呈准予辞去文科学长职务等语，理合据情呈请钧部鉴核施行等因到部。查文科学长夏锡祺既系因事不克来校，应即准予辞职，所遗文科学长一职，即希贵校遴选相当人员，开具履历送部，以凭核派等因到校，本校亟应遴选相当人员，呈请派充以重职务，查有前安徽高等学校校长陈独秀品学兼优，堪胜斯任，兹特开县该员履历函送钧部。恳祈詧核施行为荷。此致

　　教育部

　　附履历一份

　　中华民国六年一月

　　陈独秀，安徽怀宁县人，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3

　　蔡元培「函致教育部请派文科学长」的公函1月11日发出，13日范源廉就签发「教育部令」三号：「兹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此令」4。15日，北京大学张贴第三号布告，布告陈独秀任文科学长。蔡元培在五天之内，为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走完了全部的法定程式，效率极高。而且在蔡元培贴出布告的同一天，陈独秀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蔡元培急急忙忙办理陈独秀的任职手续，一方面肯定是北京大学文科的工作急需学长，另一方面应是也有点心虚，怕教育部不同意任命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因为蔡元培的《函致教育部请派文科学长》中所附的陈独秀履历纯属假学历、假任职。北京大学官方认定《函致教育部请派文科学长》是「蔡元培正式致函」，应该完全符合历史事实，所以，完全可以肯定函中所附的陈独秀履历是蔡元培所拟。也就是说，陈独秀的假学历、假任职由蔡元培伪造。事实上，陈独秀没有在「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也没有担任过「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

　　一　陈独秀的五次日本行和学历

　　陈独秀一生五次东渡日本，但每次在日本的逗留时间都不长，没有接受过日本全日制普通大学的学历教育，更没有在所谓「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

　　1901年10月，陈独秀首次赴日留学，先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补习日语，就读于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学习5。「当时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不满百人(或曰『不过二百人』)，在一部分老留学生中，有一个团体名『励志会』，只是以『联络感情，策励志节为宗旨，对于国家别无政见』。也有人说『惟言维新而已』。会员包容的很广，『表现革命大团结之气象』，其中不仅有著名的宪政派，亦有『主张根本改革之激烈论者』。曹汝霖、金邦平等投机分子也囊括其中。陈独秀到东京后也参加了此会。由于其成份复杂，『初时论颇激昂，渐次变质』，所以不久就分化了。陈独秀与『张溥(即张继)等，后参加而先脱会』1902年，传闻清政府和帝俄签订密约，陈独秀偕潘赞华(桐城人)返皖」6。1902年3月，陈独秀回国，在南京拜访汪希颜，并由汪希颜介绍认识了章士钊。此后回到安庆。「这时，安庆的一些青年志士原来主张维新的，现在认为非集合群力，启发民智，不足以图存。于是陈独秀联合潘赞化、葛温仲、何春台等在安庆北门大拐角头藏书楼发起演说会，并在藏书楼辟一阅鉴室，陈列他从东京、上海带来的各种革命书刊，传播新思想。又组织青年励志学社，每周聚会，以相奋勉。一时风声所播，闻者兴起。陈独秀还准备创办《爱国新报》，『其宗旨在探讨本国致弱之源，及对外国争强之道，依时立论，务求唤起同胞爱国之精神』。后人称赞说：『清朝末叶，安徽的革命运动，发端于安庆藏书楼演说』，确是当之无愧的。演说的首倡者陈独秀，为当局所忌恨，不久被迫离开安庆，再次东渡日本」7。由此可知，陈独秀第一次东渡日本，主要是学习语言，因参加革命，中止学习返国。在国内只热衷革命活动，受到清政府的忌恨，被迫第二次东渡日本。

　　陈独秀的第二次东渡日本，还有另一种说法。「1902年，壬寅，此时清廷又推行新政，公私费赴日本留学者不少，独秀亦去到日本留学。据冯自由《兴中会时期之革命同志》称：壬寅秋、叶澜、董鸿祎、秦毓鎏等组织东京青年会，从事革命运动。又谓：『陈由己，字仲甫，民元后改名独秀，安徽怀宁人。壬寅，留日学生，入青年会为会员，成立时，拍照留念，独秀与焉』。可知独秀此时是革命党了」8。陈独秀这次到日本的时间是1902年9月，与潘赞化相伴到日本，进成城学校(日本土官学校的预备学校)陆军科。同学有刘季平和汤尔和。这年冬，陈独秀「与张继、蒋百里、潘赞化、苏曼殊等人另行发起组织，仿义大利独立前马志尼创立的革命团体『少年义大利』取名『青年会』。会约规定：该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乃『日本留学界中革命团体之最早者』，会后合影留念」9。陈独秀这次在日本学习军事，与受帝俄侵占东北的刺激有关。陈独秀有意学武报效国家，打击帝俄，收复东北。「1903年，帝俄在我东北违约不撤兵。东京留学生黄兴等组织拒俄义勇队，决心以尚武精神，开赴东北。独秀亦是其中成员。未几，日政府循清廷的要求而勒令解散义勇队，大愤」10。陈独秀把对清政府的愤怒，发泄到了清政府走卒的身上。清政府为适应世界潮流，派遣学生出国留学，但为了约束留学生，又派遣学监跟随留学生进行监督。在成城学校，留学生的学监姚煜(文甫)常钳制学生，阻挠学生学习军事，而且生活腐化，陈独秀几个人决心好好教训姚煜。1903年3月31日晚，陈独秀、邹容、张继、翁浩、王孝缜等五人闯入姚煜的房间，声言要割掉他的脑袋。姚煜哀求宽大。邹容说：「纵饶汝头，不饶汝发」，于是「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稍稍发抒割发代首之恨」。并把姚煜的发辫悬挂在留学生会馆，在旁边还特别写上「留学生公敌姚某某辫」。事后，姚煜与清政府驻日公使勾结日本的警方，在4月初把陈独秀、邹容、张继三人送回中国11。这是陈独秀第二次到日本的主要情形。陈独秀第一次到日本仅半年，主要是学习日语，第二次在日本虽有近八个月的时间，但学习的是陆军军事，而且用心在革命活动上。可以肯定，陈独秀这二次到日本的留学生活，都与「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没有丝毫关联。

　　1906年暑假，陈独秀第三次到日本。陈独秀这次和苏曼殊同行，在日本仅逗留一个暑假，纯属暑假旅游，没有进学校读书。暑假后，陈独秀和苏曼殊俩人一起回国，在皖江中学任教。陈独秀在皖江中学教书时，利用「芜湖图书社联络党人，进行革命活动，被人告发，巡抚恩铭『欲穷治之，羽书连下』，陈独秀被迫于1907年春又到日本东京，入正则英语学校学习英语」12。这是陈独秀第四次到日本。陈独秀在日本「往东京神田区猿乐町二丁目番地清寿馆，和章士钊、苏曼殊住一室。和他们住在一起的还有邓以蛰和二哥邓初。陈独秀和章士钊在正则英语学校学习英文，同时到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国等西欧文化。邓初到日本学医，邓以蛰在弘文书院学日语」13。这次在日本，陈独秀加入组织亚洲和亲会14。陈独秀自述这次在日本，「交往最熟的是章士钊、苏曼殊二人，他们三人住在一个贷家里(即几人合租一屋居住)。他说一人一个性格，他自己专攻西方民主学说，酷爱西方文学，尤其是浪漫派的作品，他对雨果的《悲惨世界》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他对欧洲文学名著都涉猎了一下，没有一篇能与《悲惨世界》匹比的。同时他自认对『小学』(即音韵训诂)、《说文》考据最感兴趣，终其生都研究不辍」15。陈独秀这次留学日本，时间虽较长，但也没有进入所谓「东京日本大学」。1908年秋，陈独秀回国。10月15日，「安徽教育总会开秋季大会，陈独秀应邀参加，并在闭幕式上讲话，主张改良教育;然后去浙江杭州探亲访友，年底重返日本，住东京『神田猿乐町二丁目一番地清寿馆』」16。陈独秀这一次再到日本，也没有进入「东京日本大学」，而是继续学习英语。邓仲纯回忆说：「他和曼殊和尚、仲甫先生三人，共同住在东京一间小房里，曼殊向仲甫学字学诗文，所以曼殊的字很像仲甫，曼殊的诗，不仅像，好多是仲甫做的或改的;而仲甫则向曼殊学英文、梵文，每天都呀也呀的，他很讨厌，时常还因此吵嘴」17。陈独秀在日本期间，还与章太炎交往密切。陈独秀「很钦佩章的『朴学』，认为他是一个『国宝』，而章对陈的『小学』也十分赏识，认他为『畏友』」18。周作人回忆说：「章太炎在东京报社里来的一位客人，名叫陈仲甫，这人便是后来的独秀，那时也是搞汉学，写隶书的人。这时候适值钱玄同(其时名叫钱夏，字德潜)黄季刚在坐，听见客来，只好躲入隔壁的房里去，可是只隔著两扇纸糊的拉门，所以甚么都听得清清楚楚的。主客谈起清朝汉学的发达，列举戴段王诸人，多出在安徽江苏，后来不晓得怎么一转，陈仲甫忽而提起湖北，说那里没有出过甚么大学者，主人也敷衍著说，是呀，没有出甚么人。这时黄季刚大声答应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主客闻之索然扫兴，随即别去」19。陈独秀在日本边学英语，边参加反清革命，边研究「小学」。1909年9月，陈独秀回国，「年底，与胡渊如一起去程演生家拜访，从此与程结为友好，旋即赴杭州，与妻高大众之同父异母之妹高君曼正式同居，相处甚欢;任杭州陆军小学历史、地理教员，通过在该校任教的刘季平，认识沈尹默」20。陈独秀这次在日本时间最长，但也只是进入正则英语学习英语，或是到早稻田大学学习法语，并没有进入「东京日本大学」。陈独秀在日本虽进入过多所学校读书，但没有从任何一所学校毕业取得毕业证书。完全可以肯定陈独秀没有接受过日本正规的全日制普遍大学系统的专业学习，更没有毕业可言。「1914年7月，陈独秀又东渡日本，这是他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去日本。他到日本后，进雅典娜法语学校学习法文，同时帮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度他那穷得只有一件汗衫，其中无数虱子的生活』」21。

　　陈独秀一生到日本五次22，这五次中有一次是旅行度假(第三次)，一次是亡命日本求生活(第五次)。其余三次虽在日本留学，但一次是学习日文(第一次)，另二次都是在正则英语学校学习英语(第二、四次。其中第四次还到早稻田大学学习法语)。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陈独秀没有进入过「日本东京日本大学」学习，完全不可能从

　　「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蔡元培「正式致函」教育部说陈独秀从「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肯定是假学历23。蔡元培替陈独秀伪造了一个假学历欺骗教育部，让陈独秀有一个「体面」的学历，顺利获得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任命。

　　二　陈独秀和芜湖安徽公学、安徽高等学校校长

　　蔡元培不但给陈独秀伪造了一个假学历，而且还伪造了假的任职。陈独秀确实和芜湖安徽公学、安徽高等学校有著极为密切的关系，但没有担任过安徽公学的教务长，更没有任过安徽高等学校的校长。

　　安徽公学的前身是安徽旅湘公学。安徽旅湘公学由旅湘的皖籍人李光炯等1904年初创办，校址在湖南长沙。「李光炯于1902年曾随吴挚甫东渡日本考察教育，1903年应聘湖南高等学堂会历史教习。翌年春，他与无为卢仲农(数学教习)创立旅湘公学于长沙。赵声、黄兴、张继等人都曾在该校讲过课，是一个革命学校」24。安徽旅湘公学具有浓厚的革命色彩，受到安徽革命党人的关注，并努力推动迁校回安徽，以扩大招收安徽省籍学生，培养安徽省的革命人才，推动安徽的进步，促进安徽的革命。1904年冬，安徽旅湘公学迁回芜湖，改名为安徽公学。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这样描述安徽公学：「『安徽公学』创办于1904年春。1902年李光炯随吴汝纶考察日本教育后，1903年应聘湖南高等学堂任历史教习，翌年春，他与数学教习卢仲农创办『安徽旅湘公学』于长沙，聘革命党人黄兴、赵声执教，以培养革命骨干、散布革命种子为宗旨，指导学生阅读革命书刊」25。陈独秀是安徽旅湘公学迁回安徽的积极倡议者和推动者，热心用力推动安徽旅湘公学迁回芜湖，改办为安徽公学，「所以后来高语罕说：『迁校运动的中心人物，就是陈独秀。』1905年2月安徽公学正式在芜湖开学，校址就在繁华的『二街』上」26。安徽公学创办初期，分中学、师范两部，首批招生五十余名。陈独秀虽然积极推动安徽旅湘公学迁移回芜湖，但安徽公学开办之初，陈独秀并没有在校内任职。因为这一时期陈独秀一方面热衷编辑《安徽俗话报》，另一方面已积极投身反清的暴力革命活动。「1904年上半年，当陈独秀创办《安徽俗话报》的时候，东京留日学生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的主持人杨笃生和团员何海樵等六人潜回北京，伺机行刺顽固派的首领慈禧太后，但始终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后因经费用完，不得已南下。何海樵到上海后介绍蔡元培加入暗杀团。蔡元培又介绍爱国女校懂化学的教师钟宪鬯、俞子夷二人入团，制造炸药。不久，章士钊、刘光汉等人也加入了暗杀团」27。1904年10月，陈独秀应章士钊的函请到了上海，由杨笃生监盟，参加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28，躲在蔡元培租来的房子里，天天跟随杨笃生等人试验炸药，研究暗杀。蔡元培曾回忆说：「杨笃生君、何海樵君、苏凤初君等，立志从暗杀下手。……其后苏君偕同志数人至，投孑民。孑民为赁屋，……教授制炸药法，若干日而毕」29。陈独秀到上海不久，黄兴也逃亡上海，同杨笃生、陈天华、张继等人策划起义。11月「19日(农历十月二十五日)，刘师培与万福华行刺王之春于上海英租界四马路、湖北路口的金谷香西餐馆。因万福华不谙枪法，功败垂成」30。20日，章士钊到狱中探望，暴露了身份。章士钊、黄兴、张继等被捕，上海的暗杀活动被迫暂停。1905年1月，陈独秀回到芜湖。陈独秀回芜湖后，继续从事暗杀的暴力革命，参与策划吴樾阻击出洋五大臣的暗杀行动。「吴樾为揭穿伪立宪的骗局，在赴京行刺五大臣之前，曾『与赵声(伯先)、陈干生(独秀)密计于芜湖科学图书社小楼上』。赵与吴互争北上任务。吴问：『舍一生拼与艰难缔造，孰为易』?伯先曰：『自然是前者易，而后者难。』吴曰：『然则，我为易，留其难以待君。』议遂定，临歧置酒，相与慷慨悲歌，以壮其行。吴樾草拟了万言《意见书》『誊清后交张啸岑一份郑重嘱咐』张，他若离开人世，『万一无法发表，便交湖南杨笃生先生，或者安庆陈仲甫先生』」31。陈独秀是暗杀活动的积极分子，一腔热血，无限热情，积极投身暗杀暴力活动，根本不可能静心安徽公学的任何教务。1905年6月17日，《安徽俗话报》第20期出版后，陈独秀为了联络安徽革命志士，「『一肩行李，一把雨伞，足迹遍江淮南北，到处去物色革命同志』。他和柏文蔚、宋少侠、王静山、方健飞等，联终『淮上豪杰的皖北之行』，先到怀远、蚌埠、然后经蒙城、涡阳、亳州、太和、阜阳、正阳关到达寿县。陈独秀在寿县住了半个月，遍访江湖侠义之士，始识孙毓筠(少侯)32、张澍侯(之屏)、郑赞丞、石敬五(竟武)、宋健侯等，然后经合肥返芜湖」33。陈独秀这次游访，目标是寻找淮上健者34，寻找革命同志，筹备反清组织岳王会。1906年2月，岳王会在芜湖成立。以安徽公学的教员、学生为主体，陈独秀任会长。岳王会成立后，陈独秀更加积极投身反清暴力革命，不再负责《安徽俗话报》的事务。《安徽俗话报》缺少陈独秀便办不下去。汪孟邹回忆说：「仲甫的脾气真古怪哩。《安徽俗话报》再出一期，就是二十四期，就是一足年。无论怎么和他商量，说好说歹，只再办一期，他始终不答应，一定要教书去了」35。由知可知，此前陈独秀一直负责编辑《安徽俗话报》，还没有到安徽公学任教。1905年暑假，陈独秀寻找淮上健者回芜湖后，才到安徽公学担任国文教师36。「安徽公学『系清末民初安徽中等学校之最著者』。它『以培养革命干部，散布革命种子为教育宗旨。在学校内部，除由教师经常讲说革命道理外，并指导学生传阅革命书籍刊物』。在这个学校担任教授职责的，都是当时革命思想及行动的领袖人物，除陈独秀外，有刘申叔(化名金少甫)、陶成章(光复会的主要领导人)、周震麟(华兴会的主要成员)以及柏烈武(文蔚)、张伯纯、苏曼殊、谢无量、冷遹、江彤侯等」37。查找陈独秀1905年的种种生活记录，没有任何一点证据记载陈独秀担任过安徽公学教务长。1905年秋，陈独秀进入安徽公学任教，讲授国文，但仅过一个学期，陈独秀就离开安徽公学，创办徽州公学。1906年3月，陈独秀「与徽州旅芜同乡共创『徽州公学』(即『徽州初级师范学堂』)，并任该校『监学』及教育、地理、东语课程教员」38，因此脱离安徽公学。搜集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没有一点陈独秀任安徽公学教务长的记载，陈独秀「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肯定是一个假的「履历」。

　　陈独秀没有担任过安徽公学的教务长，更没有担任过安徽高等学校的校长。安徽高等学校由陈独秀主持创办，但陈独秀只担任过教务长，没有担任过校长。1912年1月初，陈独秀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主持安徽的实际工作，大力推行行政改革，以新政权施展政治抱负。陈独秀「任都督府秘书长时间不长，就由李光炯接替了。陈把秘书长职务交出后，就在原安徽高等学堂的旧址，重办安徽高等学校，自任教务主任，聘安徽桐城马通伯任校长」39。对于安徽的这段革命史实，沈寂「曾访问过民初皖都督府收发科长张啸岑」。张啸岑回忆说：辛亥革命后，「孙少侯是安徽第一任民军都督，因其嗜大烟，实际主持工作的是秘书长陈独秀。同时在安徽大学堂旧址，重办安徽高等学校，聘马其昶(通伯)为校长。陈自任教务主任，即将秘书长让给李光炯。」沈寂认为，「这是1912年的事。此事虽不见于书面记载，但可找旁证，在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二号(1912年1月30日)为保释刘光汉的《安庆来电》中，有秘书科成员陈仲列名。章士钊在英国获讯武昌起义，立即由伦敦返国，一到上海就打听『仲甫踪迹，或谓方从孙少侯游』。这些均可印证张啸岑所述是实。陈独秀之所以把秘书长让给李光炯，据张啸岑说是因与孙少侯的意见不合。此后则专任安徽高等学校教务主任(或称教务长)，一直到1912年年底」40。沈寂的研究成果很接近历史真实。安徽高等学校由陈独秀倡议创办，但因为时任军督府秘书长，忙于安徽全省的实际政务，不可能用心于一间学校的行政事务，因此，可以肯定陈独秀是安徽高等学校的创办人之一，并自学校创办开始就只担任教务主任，从未担任过校长41。

　　陈独秀也强调自己没有「学位头衔」，「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1916年12月，陈独秀接受蔡元培的聘请，决定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从北京回上海后，曾对邻居岳相如这样说：「蔡先生约我到北大，帮助他整顿学校。我对蔡先生约定，我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甚么学位头衔，能否胜任，不得而知。我试干三个月，如胜任即继续干下去，如不胜任即回沪」42。陈独秀的自述是对其履历最权威的说明。陈独秀强调自己「没有甚么学位衔」，说明的是根本没有进过正规的全日制普通大学读书，或者是没有在甚么大学毕业，所以没有获得任何「学位头衔」。陈独秀也强调「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肯定也就不可能担任过安徽高等学校的校长。

　　这种种史料证实，陈独秀没有从「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也没有担任过「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蔡元培所拟的陈独秀的「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肯定是伪造的。蔡元培是一代教育宗师，为甚么要给陈独秀伪造假学历、假履历，骗取教育部任命43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呢?

　　三 蔡元培需要陈独秀「整顿」北京大学文科

　　蔡元培之所以替陈独秀编造假履历骗取教育部的任命，全因为蔡元培需要陈独秀「帮助他整顿学校」。蔡元培面对北京大学文科的腐败，认为只有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才能整顿北京大学文科的腐败。因为陈独秀当时「是一员闯将，是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44。所以，蔡元培不惜弄虚作假，欺骗教育部顺利任命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帮助「整顿北大」45。

　　蔡元培抱著整顿北京大学的决心出任校长，而且清楚要整顿好北京大学，「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要办好北京大学，就必须彻底改变读书做官的旧观念为读书研究学问的新观念。因为「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劣根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然而要打破这些习惯，只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著手」46。北京大学只有「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才能「提起学生研究学问的兴会」47。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剖析非常准确、深刻。因为北京大学曾经以古代太学的继承者自居，一部分教师是在官场失意后暂居学府，必依然牵系宫阙，平时行为举止多带官场习气。耳濡目染之下，学生也不免将学校视为养成出身、步入仕途的必由阶梯。蔡元培为铲除这种腐败，反复强调北京大学的本质是研究学理，强调钻研学问的纯粹性，消除教育的工具主义性质。蔡元培击中了北京大学忽视学术训练、学生以官阶高低攀附师长以获日后提携的不良风气的要害。蔡元培对大学教化功能的重视，不仅有纠正北京大学校风的现实考虑，而且缘于德国教育家威廉·洪堡的教育思想的熏育，同时也有传统儒家注重个体修为思想的影响。在蔡元培的心目中，理想的教育应当是一种人格教育，一种健全、优美精神的培植。所以，蔡元培整顿北京大学从文科做起，延聘教员从聘请文科学长开始。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不但必须是「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还必须具有革新的思想，勇于「整顿」的革命的精神，而且还必须具有明确的新教育主张。蔡元培熟知陈独秀的革命历史，知道陈独秀的个性和品性，并且欣赏陈独秀的「毅力与责任心」。通过汤尔和的推荐和阅读《新青年》，蔡元培知道了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认定陈独秀「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48。

　　蔡元培「很佩服」陈独秀的「毅力与责任心」。一是因为陈独秀创办《安徽俗话报》，二是和陈独秀共同参加过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1903年8月，陈独秀应章士钊之邀来到上海，与章士钊、张继等人编辑《国民日日报》，这份报纸的宗旨和《苏报》一样，因宣传反清革命而风行一时。清政府设置重重障碍，使它只办3个多月，便不得不停刊。于是，陈独秀又回到安徽。1904年3月31日，陈独秀在安庆办起《安徽俗话报》。这份报纸初办时，商定由房秩五负责教育栏，吴守一负责小说栏，其余各栏均由陈独秀负责。陈独秀还负责全部排版、校核等49。因汪孟邹的芜湖科学图书社无印刷设备，所以由陈独秀将稿件汇齐后，寄上海章士钊创办的大陆印刷局承印。「每期出版后，陈独秀都是亲自动手分发，卷封，付邮」50。1904年暑假，「桐城学堂改名为桐城中学，由安庆迁回桐城县城，吴守一随校到桐城，房秩五也东渡日本留学」。编辑同仁相继辞去，只剩下陈独秀独力支撑。「这时陈独秀写信给汪孟邹，要求到芜湖来办《安徽俗话报》，并寄宿在科学图书社，贴给汪伙食费」51。陈独秀到芜湖后，住在图书社，自掏伙食，独力编辑出版《安徽俗话报》。18年后，陈独秀回想这段经历时说：「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年，为革新感情所趋使，寄居在科学图书社楼上，做《安徽俗话报》，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何物臭虫，虽布满吾衣被，亦不自觉」52。《安徽俗话报》发行半年，即达数千份。「报上印出的代派处有五十八处，除安徽各地外，有上海、北京、保定、南京、镇江、沂州、长沙、沙市、南昌、新民屯等地」53。发行几乎遍及全国。「一时几与当时驰名全国之杭州白话报相埒」54。《国民日日报》停刊后，鼓吹革命，抗俄卫国的声音一时沉寂。俄兵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逐渐扩大。为警示国人，1903年12月15日，蔡元培与刘师培、陈竞全等发起创刊《俄事警闻》。蔡元培曾追述创办该报的经过：「我回上海后，有甘肃陈镜泉君，自山东某县知县卸任后，来上海，颇有积蓄，愿意办一点有助于革命的事业，与中国教育会商，决办一日报，名为《俄事警闻》，因是时俄国驻兵东三省，我方正要求撤退，形势颇紧张，人人注意，故表面借俄事为名，而本意仍在提倡革命。以翻译俄国虚无党事实为主要部分。论说，预列数十目，如告学生、告工人、告军人之类。每日载两篇，一文言，一白话。推王君小徐主编辑及译英文电，我与汪君允宗任论说及译日文报」55。1904年2月，《俄事警闻》改名《警钟日报》。蔡元培因办报，从刘师培的介绍中知道了享有「皖城志士」之称的陈独秀，特别钦佩陈独秀锲而不舍的精神。蔡元培说：「我在上海《警钟报》社服务的时候，知道陈仲甫君。那时候，我们所做的都是表面普及知识、暗中鼓吹革命的工作。我所最不能忘的，是陈君在芜湖，与同志数人合办一种白话报，他人逐渐的因不耐苦而脱离了，陈君独力支持了几个月。我很佩服他的毅力与责任心」56。1904年10月，陈独秀应章士钊函请到上海参加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与同是暗杀团成员的蔡元培相识。参加暗杀团有极严密的入会形式：「开会时，设黄帝位，写誓言若干纸，如人数，各签名每纸上，宰一鸡，洒血于纸，跪而宣誓，并和鸡血于酒而饮之。其誓言，则每人各藏一纸」57。蔡元培和陈独秀同组的暗杀团是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的上海分团，是一个极为秘密的暴力小组，只有六个人，由蔡元培负责接待和安排。1904年初，东京留日学生的军国民教育会秘密组成暗杀团，成员为杨笃生、苏鹏、何海樵、周来苏、胡晴厓、汤重希等六人，密谋暗杀清政府的大臣政要，并以慈禧太后为暗杀的第一对象。暗杀团成员先在横滨学习制造炸药，后回北京潜伏，窥伺了约五个月，因慈禧太后戒备森严，无法下手，而且经费用罄，不得不离开北京南下上海。何海樵到上海后，与蔡元培多次密谈。蔡元培由何海樵介绍参加暗杀团，并密谋成立上海暗杀团。上海暗杀团成立后，其他成员陆续来沪，均由蔡元培接待。蔡元培说：「乃集同志六人，学制造炸药法于某日人，立互相鉴察之例，甚严。……同志数人至，投孑民。孑民为赁屋」58。陈独秀参加了上海暗杀团，在上海学习暗杀手段一个多月，几乎天天与蔡元培在试验室里学习制造炸药，俩人常常聚谈，相处亲密、融洽。陈独秀回忆说：「我初次和蔡先生共事，是在清朝光绪末年，那时杨笃生、何海樵、章行严等，在上海发起一个学习炸药以图暗杀的组织，行严写信招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这个组织，住上海月余，天天从杨笃生、钟宪鬯试验炸药。这时孑民先生也常常来试验室练习、聚谈」59。这次相聚，蔡元培不但和陈独秀共同生活，互相了解，而且和陈独秀结为革命同志，为十几年后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尊定了坚实的基础。

　　蔡元培长北京大学后，能想到聘请陈独秀长北京大学文科，汤尔和60的推荐非常关键，蔡元培回顾这段历史时，曾经这样说：

　　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问夏浮筠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科学长，而夏君原任理科学长，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旧贯;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61

　　蔡元培与陈独秀本是旧知，曾在「同志六人」的暗杀小组同生共死，对陈独秀「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这无疑是蔡元培决意聘请陈独秀的基本前提。但蔡元培决意聘请陈独秀的重要基础，应是「翻阅了《新青年》」。《新青年》出版到1916年12月第2卷第4号，恰好是十本。在这十本《新青年》中，能引起蔡元培思想共鸣的应是陈独秀宣传法国文明的《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现代文明史》、《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以及从第1卷第6号开始的批孔非儒。蔡元培游学法国数年，对法国文明有切身体会，而且也主张批孔非儒，所以肯定能从陈独秀的文章中找到共鸣点，但这些应不是蔡元培决定倚重陈独秀「整顿北大」的主要原因。蔡元培「决意聘」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应由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促成。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刊登在《青年杂志》第2号，标志提倡「新教育」的始作俑，为「新教育」的内涵定义作了基本规范。陈独秀提纲挈领地谈了「教育」的广狭两定义、三大要素、四个目标和四条方针。陈独秀认为革新教育的重点是教育方针，治理教育须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曰教育之物件，一曰教育之方针，一曰教育之方法」，而且强调「三者之中，以教育之方针为最要：如失之的，如舟之柁」。陈独秀认为，中国教育问题的核心是适合不适合今天中国社会的实际，适合不适合在新的世界中求生存。「窃以理无绝对之是非，事以适时为兴废。吾人所需于教育者，亦去其不适以求其适而已」。「易词言之，即补偏救弊，以求适世界之生存而已」。因此，陈独秀提出教育有四个目标：「第一当了解人生之真相，第二当了解国家之意义，第三当了解个人与社会经济之关系，第四当了解未来责任之艰巨」。与这四个目标相适应，陈独秀定出教育的四条方针：一、现实主义、二、唯民主义，三、职业主义，四、兽性主义62。陈独秀宣导的这种教育方针是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否定，也是对中国旧教育进行全面革新的基本依据和基本思路。陈独秀这种教育方针切合蔡元培要革新北京大学的重要思路63，认为陈独秀不但具有革命精神，而且具有全新的符合世界潮流的教育思想，是不可多得的教育人材，认定陈独秀是「整顿」北京大学文科的最佳人选。所以说，没有汤尔和的大力推荐，蔡元培想不到陈独秀，但如果没有陈独秀主撰《新青年》，热心传播法国文明，并提出「今日之教育方针」，具有新教育理念，蔡元培肯定不会替陈独秀编造假学历、假履历，「决意聘」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所以，蔡元培「聘定陈独秀的首要考虑，与其说是学术专长，不如说是其在当时思想界足以影响青年学子的特殊地位。抱定改革之心的蔡元培确信，陈独秀这位昔日辛亥时期的同志如今更可成为刷新北大的得力助手，因而对其委以重任」64。

　　蔡元培「决意聘」陈独秀长北京大学文科，旨在借助既深受西方自由思想熏染，又疏离现实政治体制的边缘知识份子来整顿北京大学的腐败。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以文科作为切入点，不仅因为改造理科需要大量的物力、资金的保障，更主要是因为文科教育关涉人的精神状态，并且有可能延伸到社会思想、文化习俗层面发生影响，源自蔡元培「重学轻术」、完善人格的教育理念。蔡元培「决意聘」陈独秀长北京大学文科，尔后又聘请由陈独秀引荐的刘半农、胡适、章士钊、李大钊等以传播西方文化思想为志职的知识份子进入北京大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人的留学背景与其依据德国教育模式来整顿北京大学有会通之处，另一方面也有通过这些人给北京大学注入新思潮、新气象。蔡元培实施这种有鲜明取舍标准的用人方针，《新青年》的作者才有机会进入北京大学，也使《新青年》的作者聚合成为新青年社团成为可能。

　　世上的事情很多必然性是由偶然性促成。陈独秀和蔡元培的斗争友谊、汤尔和的推荐和俩人具有相同的革新教育的理念，这些肯定是蔡元培「决意聘」陈独秀长北京大学文科，共同整顿北京大学的必然性，但如果不具备蔡元培接受校长任命时陈独秀正好在北京「出差」的偶然性，陈独秀也不会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因为陈独秀恰好在北京，蔡元培可以「三顾茅庐」，说服陈独秀长北京大学文科。如果陈独秀这时不在北京而在上海，蔡元培就只能驰函相邀而无法当面劝请，陈独秀对到北京本心有踌躇，或许就辞谢不就了。陈独秀不长北京大学文科，胡适也就难来，刘半农更不可能来。章士钊也是陈独秀引荐而来，章士钊不来，李大钊就不可能来，杨昌济等人更来不了。缺少了这些人，就算五四运动会发生，没有陈独秀和胡适的新文化运动会是甚么模样，实在无从想象。

　　对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沈尹默另有一种说法。沈尹默时任北京大学预料教授，在北京大学文科有一定的影响。沈尹默强调是他向蔡元培举荐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沈尹默说：

　　1917年，蔡先生来北大后，有一天，我从琉璃厂经过，忽遇陈独秀，故友重逢，大喜。我问他：「你甚么时候来的?」他说：「我在上海办《新青年》杂志，又和亚东图书馆汪原放合编一部辞典，到北京募款来的。」我问了他住的旅馆地址后，要他暂时不要返沪，过天去拜访。

　　我回北大，即告诉蔡先生，陈独秀到北京来了，并向蔡推荐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蔡先生甚喜，要我去找陈独秀征其同意。不料，独秀拒绝，他说要回上海办《新青年》。我再告蔡先生，蔡云：「你和他说，要他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来办吧。」我把蔡先生的殷勤之意告诉独秀，他慨然应允，就把《新青年》搬到北京，他自己就到北大来担任文科学长了。

　　我遇见陈独秀后，也即刻告诉了汤尔和，尔和很同意推荐独秀到北大，他大约也向蔡先生进过言。65

　　沈尹默的回忆有一些历史事实，但肯定不是全部历史真实。沈尹默和陈独秀确定是「故友」。早在1909年，沈尹默就与陈独秀相识。那时，陈独秀留日回国，在杭州任浙江陆军小学史地教员，而且刚和高君曼同居，工作、生活都极为畅意。陈独秀致信苏曼殊，这样描述这段生活：「去年岁暮，再来杭州，晤刘三、沈君默……仲别公后胸中感愤极多，作诗不少。……仲现任陆军小学堂历史地理教员之务，虽用度不丰，然『侵晨不报当关客，新得佳人字莫愁』」66。沈尹默是年刚好由陕西返回故乡杭州，常与马一浮、刘三(季平)等人在一起谈天作诗。刘三和马一浮也是陈独秀过从甚密的好友。某日，陈独秀在刘三家看到沈尹默所作的诗，第二天就登门访沈尹默，一进门就「大声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其谷入骨』。这件事情隔了半个世纪，陈仲甫那一天的音寄如在目前。当时，我听了颇觉刺耳，但转而一想，我的字确实不好，受南京仇涞之老先生的影响，用长锋羊毫，又不能提腕，所以写不好，有习气。也许是受了陈独秀当头棒的刺激吧，从此我就发愤钻研书法了」67。陈独秀和沈尹默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1913年2月，沈尹默进北京大学预科教书。因为资格老，在北京大学文科很有些势力。周作人就说：「沈尹默与马幼渔很早就进了北大，还在蔡孑民长北大之前，所以资格较老，势力也比较大，实际上两个人有些不同，马君年纪要大几岁，人却很是老实，容易发脾气，沈君则更沉著有思虑，因此虽凡事退后，实在却很起带头作用」68。沈尹默进入北京大学预料，全托了章太炎的盛名。「当时，太炎先生负重名，他的门生都已陆续从日本回国，由于我弟兼士是太炎门生，何、胡等以此推论我必然也是太炎门下。其实，我在日本九个月即回国，未从太炎先生受业，但何、胡并未明言此一道理，我当时也就无法否认，只好硬著头皮，挂了太炎先生门生的招牌到北京去了」69。1917年，沈尹默在北京大学任教已经五年，成为北京大学老资格的教授，在北京大学很有些势力。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后，曾到北京大学预科探访沈尹默。沈尹默曾向蔡元培提出革新北京大学的建议70。蔡元培应对沈尹默有所倚重。沈尹默见到陈独秀后，存在向蔡元培提议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的可能性。但是，沈尹默与陈独秀已七八年没有联系，「忽遇陈独秀」，怎么可能清楚陈独秀这些年的所作所为，凭甚么一见面就能确定陈独秀胜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呢?沈尹默的说法令人生疑。

　　四　陈独秀的教育理念及对北京大学文科的「整顿」

　　陈独秀长北京大学文科后，迅即对北京大学文科进行改革和整顿，推动蔡元培全面整顿北京大学。蔡元培二十年后还念念不忘陈独秀的功劳。蔡元培说：「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始于陈独秀任文科学长以后，「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71。陈独秀对北京大学文科的改革和整顿，首先表现为提出新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针，提出教育改革的三大方针，完善了对教育的独到见解。1917年5月1日，陈独秀在给安徽著名教育家胡晋接(止澄)的信中说：

　　吾国今日教育界之现象，上焉者为盲目的国粹主义，下焉者为科举之变相耳。此先生所谓伪教育也。现代西洋之真教育乃自动的而非他动的，乃启发的而非灌输的，乃实用的而非虚文的，乃社会的而非私人的，乃直观的而非幻想的，乃世俗的而非神圣的，乃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乃推理的的而非记忆的，乃科学的而非历史的。东洋式的旧教育，胥反乎此。欲求竞进，乌可得哉。72

　　陈独秀的这种教育思想更系统的表述是在天津南开学校的讲演稿《近代西洋教育》中，陈独秀强调中国教育必须取法西洋，「中国教育必须取法西洋的缘故，不是势力的大小问题，正是道理的是非问题」，是具体教育方法改良的根本保证。陈独秀强调中国教育要学习西方的教育理论，提倡「自动的而非被动的，启发的而非灌输的」的教育方针。陈独秀指出传统教育，「多半是用被动主义。灌输主义，一心只要学生读书万卷，做大学者」，「所谓儿童心理，所谓人类性灵，一概抹杀，无人理会」。西方的近代教育「则大不相同了。自幼稚园以至大学，无一不取启发的教授法，处处体贴学生心理作用，用种种方法启发他的性灵，养成他的自动能力，好叫人类固有的智慧得以自由发展」。这是陈独秀从教学方针的角度阐述学习西方的现代教育思路。其次，陈独秀从教学内容的角度，提出教学的内容「是世俗的而非神圣的，是直观的而非幻想的」，注重职业教育。陈独秀指出：「西方教育所重的是世俗日用的知识，东方教育所重的是神圣无用的幻想;西洋学者重在直观自然界的现象，东方学者重在记忆先贤先圣的遗文」。陈独秀因此强调「中国教育若真要取法西洋，应该弃神而重人，弃神圣的经典与幻想而重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技能」。陈独秀还高度重视体育教育，认为西方教育「是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陈独秀认为中国人体质不好，是因为不重视体育教育，陈独秀认为：「中国教育大部分重在后脑的记忆，小部分重在前脑的思索，训练全身的教育，从来不大讲究」。因此，中国的教育摧残了读书人的身体，使知识份子「面孔又黄又瘦，耳目手脚，无一件灵动中用」。陈独秀强调，中国教育一定要向西方学习，因为「西洋教育，全身皆有训练，不单独注重脑部。既有体操发展全身的力量，又有图画和各种游戏，练习耳目手脚的活动能力」73。陈独秀从教育方法、教育内容和学生的全面发展这三个方面，对比了中国和西方的教育，指出中国教育必须学习西方教育。学习西方教育不仅可克服教育弊病，而且从根本上改造现代中国人的素质习性与文化品格。

　　陈独秀长北京大学文科后，不负蔡元培所望，对文科教育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蔡元培对陈独秀也简任放权，凡北京大学文科「人事、行政，一切由陈独秀先生主持，不稍加干涉」74。陈独秀长北京大学文科后的首要工作是广延人才，充实新的有生气的力量。陈独秀首先给胡适去信，希望胡适「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75。胡适和刘半农等人先后应聘。不久，北京大学文科便成立以陈独秀为首，胡适、沈尹默、章士钊、钱玄同等人参加的学制改革机构，正式启动北京大学文科的改革。

　　陈独秀对北京大学文科的改革和整顿，始终贯彻蔡元培以「研究学理之目的」的宗旨。1918年9月20日，陈独秀在北京大学开学式上演说，指出现在学生的求学目的「可别为三类：(一)研究学理;(二)备毕业后应用;(三)得毕业证书」。抱第三种目的人「必不多」;第二种目的，「虽不得谓之大谬，而仅能适合于专门学校;惟第一目的，始与大学适合」。为了研究学理，陈独秀提出了三项办法：(一)注重外国语。因为「最新的学理，均非中国古书所有」，而译成中文的名著又很少;(二)废讲义，因讲义「不足以尽学理」，教员抱著讲义上课是一种懒惰的表现。(三)多采购参考书。由教员指定参考书之册数、页数，「使学生自阅，而作报告」76。这三项具体办法，都贯穿著陈独秀的基本教育思想，即自动的，启发的，反对被动的，灌输式的教育。同时，陈独秀还建立和完善各项管理的规章制度。从《北京大学日刊》发布的《文科学长告白》，可以看出陈独秀整顿与改革的部分措施，最重要的是严明校纪，完备制度。凡是违反校规校纪的学生，决不迁就姑息，一律给予相应处分。许德珩当时在北京大学就读，清楚「蔡元培到来之前的北大，校风很腐败，学生自由散漫，纪律松驰。蔡到校后，力图改革，整顿校风。陈独秀来校任文科学长，和蔡元培一起，积极推动北大的改革」。许德珩还回忆说：「陈独秀在整顿上课纪律当中，还与我闹过一场误会。当时我们班上有一同学是黎元洪的侄子。此人经常缺课，并叫人代他签到。陈独秀不调查研究，误听人言，就把这件事记在我的身上，在布告牌子上公布我经常旷课，记大过一次。我当时是一个穷苦学生，冬天穿夹衣过冬，宿舍里没有火，所以我不是在讲堂上，就是在图书馆里。当我见到这个记过布告时，十分惊异，并极端愤怒。我一怒之下，就把布告牌砸碎了。陈独秀性情一贯地急躁，他也大怒，对我的砸布告牌又记了一过」77。陈独秀虽是一位反传统的闯将，但心中有抹不去的士为知己者死的情结。蔡元培知他用他，陈独秀竭尽才智整顿北京大学文科，以报效蔡元培。

　　陈独秀在整顿校风校纪的同时，也对文科的专业设置和课程进行改革，扩充文科，增设新系。北京大学文科原先只有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中国史学和英语四门(系)。陈独秀主持文科后，中国文学系于散文、诗之外，增设词、曲、小说。外国文学系于英国文学外，增设法、德、俄诸国文学系，世界语也列为选科，矫正偏重英语之旧习。哲学系于中国哲学，西洋哲学外，又增设印度哲学等。史学系于本国史、西洋史外，增设印度史、东洋诸国史、考古学、古文字学、美术史等课。规模确日见宏大，教授也日益增多78。并分别设立哲学、中文和英文研究所，并根据学生期末考试成绩，不断进行新的调整。学生除完成必修课外，可以自由选修各课。学生既可听本系老师的课，也可去别系听课，还可以与教师自由商讨学理、自由讨论问题。进北京大学文科各系听课的既有经过入学考试的正式生，也有经发证注册的旁听生，甚至有悄然而至的「偷听生」。毛泽东和瞿秋白就曾是北京大学的旁听生。陈独秀还鼓励学生多读书，并努力为此创造条件。《北京大学日刊》曾有这样一则《文科学长告白》：「文科各门拟各设阅览室，以为学生读书之所。希诸群各将所授科目至不可少之参考书(汉文或译文)约需若干部，开单赐下，以备采办购置」79。北京大学文科经陈独秀改革和整顿后，不但改变了学生的观念，而且引进了《新青年》的作者，形成新青年社团，汇结成一股势不可移的新文化运动的潮流，推动了历史的进程。后人评价说：「蔡元培将陈独秀请到北大，不仅推进了北大文科改革，尤为重要的是，以《新青年》为阵地，团结了一批具新思想的教员，对北大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发源地产生了积极作用」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