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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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为蔡元培“购房祝寿”说开去

发布时间:2011-07-08 10:08:46      发布人: 黑白双煞

  近期重读唐振常的《蔡元培传》,这是一部熔史学、史识、史胆于一炉的值得一读的历史人物传记。该传文笔流畅明快,生动地记述了蔡老宽阔的襟怀和公而忘私的品格,其中有一桩为他“购房祝寿”之事,更令我深思。

  1936年1月19日是蔡元培的七十寿辰。为了庆贺他的七十大寿(此前从未有人为他公开做过寿),蔡老原在北大的同事胡适、王星拱、丁燮林、蒋梦麟,学生赵太侔、罗家伦六人在1935年9月7日联名写信给他,说:“我们知道先生为国家、为学生,劳瘁了一生,至今还没有一所房屋,所以全家租人家的房子住,就是书籍,也还分散在南京、上海等地,没有一个归拢庋藏的地方。因此,我们商定这回献给先生的寿礼,是先生此时最缺少的一所可以住家藏书的房屋。我们约定这次献礼的参加,由各人自由决定,任何人的赠送,都不能超过一定的微薄的数目;而且因为时间和地点的关系,对于先生许多朋友和学生,都不及普遍的通知,可是各地的响应,已超过我们当初的期望……我们希望先生把这所大家奉献的房屋,用作颐养、著作的地方,同时这也可以看作一座公共纪念坊,因为这是几百个公民用来纪念他们最敬爱的一个公民的。我们还希望先生的子孙和我们的子孙,都知道社会对一位终身尽忠于国家和文化而不及其私的公民,是不会忘记的。”

  蔡元培于1936年元旦复信道:“……元培固没有送穷的能力,但诸君子也不是席丰履厚的一流,伯夷筑室,供陈仲子居住,仲子怎么敢当呢?

  “诸君子的用意,在对于一个尽忠于国家和文化而不及其私的公民作一种纪念。抽象地讲起来,这种对公而忘私的奖励,在元培也是极端赞成的。但现在竟以这种奖励加之元培,在元培能居之不疑么?

  “但使元培以未能自信的缘故,而决然谢绝。使诸君子善善从长的美意,无所藉以表现,不但难逃矫情的责备,而且于赞成奖励之本意,也不免有点冲突。元培现愿为商君时代的徙木者,为燕昭王时代的骏马,谨拜领诸君子的厚赐,誓以余年益尽力于对国家对文化的义务,并勉励子孙,永永铭感,且勉力为公而忘私的人物,以报答诸君子的厚意。”

  两封往来信件均写得辞真意切,朴质无华,毫无虚浮矫情之处,唐先生引了两信后,并没有长篇议论,只是画龙点睛地作了如下点评:“北大师生没有忘记这位校长,元培亦因北大师生之赠而不矫情推却,作了诚恳的表示。此事后因抗战而未实现,现上海元培的故居,为其后人所居,室内元培遗物如旧,书籍依然。也可算是‘社会的一座公共纪念坊’了。”这段点评,言简意赅,平实而不夸饰,堪称史笔!不过,作为一个后生读者的我来说,读了这段文字,却不由浮想联翩,深长而思之。

  蔡老作为“国父”孙中山麾下倚重的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开国元老,民国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北洋政府的“新北大”校长,又是蒋介石定都南京后的中央监察委员(四元老之一),大学院长(相当于教育部长),论官职不谓不高,论权力,也不谓不大,可居然没有一所自己的房子,换一句话来说,居然买不起一所自己的房子。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他的无房,不要说与南京政府中的衮衮诸公比,就是与一般官员相比,也是少有的。这是引起我深思之一。深思之二,蔡元培作为民国元老,作为学界泰斗,社会名流,不愁没有生财之道,应该说他的地位名气本身就是资本,不用开口,就有人方方面面送钱来的。据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记载,蔡老待人宽厚,有求必应,为人作序、题词、写字,为人写介绍信,推荐工作无计其数,最后到了应接不暇,以至于不得不登报声明不再题词、写序、写介绍信。对社会名流而言,以上诸事都是生财的极好机会,倘若蔡老稍存取酬(不必高酬)买房之念,这所房屋早已买定。可是他迟至古稀之年,尚无买房之款,可见所做诸事,不是全尽义务,也是绝大部分尽义务,分文未取的。试问民国学界社会名流中,如此清廉自洁、化私为公者,又有几多?

  深思之三是,蔡元培在1919年所作《传略》中有言,他的父亲是一位钱庄经理,待人“宽厚”,其母周氏,“贤而能”。他从其父身上继承了“宽厚的遗传性”,又从其母处接受了“不苟取”、“不妄言”的教诲,逐渐养成了他为官清廉,克己奉公的优良品格,并以此言传身教,教育家室子女。他74岁生日时,与他一起避难蛰居在香港小巷陋室的妻子周养吾,写了两首诗,以示祝寿。蔡老高兴地在当天“日记”上写道:“是日为阴历十二月十七日,我的生日,养友赠我诗两首:

  三十余年师而友,知君惟我最明清。

  镜台那许尘埃染,常保湛然心太平。

  ……”

  诗写得朴实无华,写出了蔡老平日家教之严,“镜台那许尘埃染”,这不是乃母的“不苟取”的具体体现又是什么?

  最后还有一点值得深思,蔡老在回信中说:“元培固没有送穷的能力,但诸君子也不是席丰履厚的一流,伯夷筑室,供陈仲子居住,仲子怎么敢当呢?”这段答话很幽默,幽默得有点苦涩。当然与国民党的达官贵人相比,与工商界的大款富翁相比,胡适诸君确是无法相比,也称不上“席丰履厚”的一流;但与劳动阶层和城市平民相比,他们还不是一贫如洗的“伯夷”。因此说他们是“伯夷筑室”,未免言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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