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赵志红落网的第二天，2005年10月24日，律师张娣突然被警方询问，呼格吉勒图被判死刑时，“年龄是否有问题”。从张娣这里得到消息的玉泉区文体局局长哈达心中猛然升起了希望，他是呼格吉勒图的表哥。10月29日下午15点，哈达被“赵志红专案组”约到公安厅附近的紫微饭店，刑警总队副总队长孟凡涛同样询问了“年龄问题”，还向哈达表示，相关单位将对“4·9”案进行复查与回访。哈达开始确信，就像家人始终认定的那样，呼格吉勒图“一定是被冤了”。

李三仁在胆结石摘除手术后获知了这个消息，压抑了10年的悲痛终于有了可以抬起头来表达的出口。李三仁夫妇都是本分职工，他们的3个儿子都出生在牧区，都取了蒙族名字。从牧区回来后，插班上学，成绩都不太好。老大初中毕业进了毛纺厂，老二呼格吉勒图初三那年想去参军，因为种种原因没走成，李三仁找了很多关系，把他送到了卷烟厂。原本成绩最好的老三，在初三这年遇到哥哥被判死刑，“结果被老师和同学歧视”。尚爱云回忆，老三“大把大把掉头发，花了好几千块钱才治好，医生就说他是压力大，休息不好。这以后，他也再没法静下心读书了”。

根据《刑事诉讼法》，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有三种纠错途径，一是各级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必须提交审判委员会处理。二是最高法院对各级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均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刑事诉讼法》还将最后监督权交给了检察机关，规定最高检察院对各级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同级法院提出抗诉。这是第三种途径。

李三仁夫妇聘请的律师苗立坚持认为，“就算没有赵志红的认罪供述，以前的证据本身就存在重大问题，完全应该启动重审程序”。而赵志红那4份关于“4·9”案的详细供述，不过是“以最极端的形式，让人们关注到了呼格吉勒图”。内蒙古政法系统的一位官员同样也意识到，如果过分强调赵志红的供述，反而会让事情陷入死胡同，因为当年的有效物证并没有保存下来。可即便设定了层层纠错程序，呼格吉勒图案的提审、再审乃至抗诉程序仍未启动。原因之一，就是法律在到底如何发现“确有错误”，如何认定“确有错误”上，始终语焉不详。这就为上下级法院之间互相推诿认定责任留下了空间。这也让知情的官员很疑惑，为什么对待呼格吉勒图和赵志红，在法律上用的却是“两套标准”。

事实上，在呼格吉勒图案曝光之前，由于佘祥林、滕兴善、聂树斌3起冤错案件接连曝光，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在2005年9月27日召开了刑事重大冤错案件剖析座谈会，分析了1979年后发生的14起重大刑事冤错案件。这些案件中有12起已经得到纠正，因找到真凶或“被害人”重新出现，经再审宣告无罪的7起；因被告人不断申诉，经法院重新审理以证据不足而宣告无罪的4起；经再审认为事实不清发回重审后检察机关撤诉的1起。其中，湖北佘祥林故意杀人案，云南杜培武故意杀人案，云南陈金昌等抢劫案，辽宁李化伟故意杀人案，广西覃俊虎等抢劫、故意杀人案，河北李久明故意杀人案，海南黄亚全等抢劫案，均为一审法院迫于各方压力，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判处死刑，二审法院认为疑点太多，发回重审，或留有余地而判处死缓，若干年后，因真凶出现或被害人“复活”才改判无罪。这些案件从案发到依法纠正，多数要经历几年，甚至十几年。时任最高法院院长的肖扬在会议上做了长篇报告，报告中多次出现“触目惊心”、“责任重大”、“寝食难安”字样。

可呼格吉勒图的案子在曝光之后的舆论热潮里，并没有实质性进展。而赵志红案2006年11月28日进行了不公开庭审，令人讶异的是，检方在起诉意见中，只列出了9起命案，并不包括“4·9”案。肖扬的果断批示，一方面阻拦住了赵志红在死刑复核权正式收回之前被正法；另一方面，也让赵志红的诉讼程序就此陷入漫长的停滞。

李三仁夫妇为儿子讨回清白的努力，艰辛而无望。从2006年开始，他们找遍了内蒙古的政法系统，递出去了若干份材料，等待了3年，依旧没有结果。他们成了内蒙古高院接访处的常客，憋得难受的时候，也到北京来上访过，最高院和最高检的接访中心他们都去过，最高检每天发放100个3天后的预约号，他们早上5点去排队都没拿到，花了20元从别人手里买下第99号，满怀期待等着3天后的接访，结果却在长安街上被截访的人带走了。等他们再想来上访，最高检又出了新规定，如果没有当地检察机关的起诉书不予接待，而当地检察系统就是不肯把起诉书给他们。

这对本分的夫妇并没有因为屡屡挫败的上访变得激烈和偏执。尚爱云念起儿子的冤屈时，会默默流泪。但更多的时候，他们都是就事论事地安静陈述，情绪也会有起伏，但言语都很克制。李三仁亲笔写的申诉信里，同样只有事实和疑点陈述，没有针对任何人的人身攻击和激烈言辞，甚至也没有赔偿请求。他们需要的，只是“还儿子一个清白”。跟呼格吉勒图和聂树彬比起来，遭受了11年冤狱之灾的佘祥林，也许算是很幸运的——因为活着，所以有了清白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