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护理

　　伍哲英(1884—1960)，福建长乐人，青年时期就读于福州南台保福山女子书院，毕业后在该院任职一年，后因家贫，母亲患病无钱医治去世，遂立志学医。之后，她考入江西九江丹福德医院护士学校半工半读。民国元年毕业，在江西九江任护士一年;民国4年，赴美国彰慈浩补勤医院琼斯·霍普金斯护士学校攻读护理3年;民国7年，转入纽约城妇产医院专攻妇产科护理。在校期间，伍哲英各门学科均为优秀，许多医院争相邀她加盟。然而，为了报效祖国，她婉言谢绝了国外医院的盛情，毅然整装于民国8年回国。

　　创办护校

　　民国10年，为了发展中国护理事业，伍哲英与友人到上海筹办中国红十字总会第一医院，并亲自担任护理主任职务。医院初创条件差，缺乏资金和护理人员，伍哲英从业务到杂务均亲自动手。有一次，一例宫外孕患者前来就诊，伍哲英日夜守护，精心护理，病人很快痊愈出院，出院后即登报感谢，使该院赢得群众的信任和广泛好评。同年，伍哲英在上海创建第一所由中国人办的中国红十字总会第一医院护士学校。伍哲英除担任校长和护理主任外，还亲自承担五门课程讲授及实习指导。之后，伍哲英又相继创办了南洋护校、济民医院附设护校，并担任校长。后又在上海私立伯特利医院附属护校任校长。民国14年和民国18年曾先后代表中华护士会分别在芬兰、加拿大参加国际护士会员代表大会，并代表中国红十字会赴日本东京参加第二次远东红十字大会，当选本届大会副会长及护理委员会主席。民国17年，伍哲英被选为中华护士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在任期间，伍哲英大力提倡护理工作人性化。为便于与病人的沟通，她积极倡导护士学校推广普通话和学习英语，为中国护理事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实用人才。

　　1926年，东方红十字会大会在日本东京召开，中华护士会派伍哲英、信宝珠两名代表赴会，伍哲英当选为副会长并同时兼任红十字会护理委员会主席。

　　1928年，汉口第九届会员代表大会结束了近20年外籍护士任会长的历史，由中国护士伍哲英开始了护理管理与领导工作。当时注册护士学校126所，会员1409人。这标志着中国护理队伍与护理事业的发展初具规模。

　　抗战岁月

　　抗日战争爆发，伍哲英积极投入抗战洪流。她带着无家可归的一批学生到上海第八伤兵医院为抗日伤病员服务，抢救了不少伤兵，被称为火线上的“白衣天使”。民国27年春，伤兵医院撤退，伍哲英见到难童医院有四五十名失去父母的孤儿得不到适当的照顾，就主动留在该院工作，当时有一重病难童骨瘦如柴，在伍哲英精心救治下，孩子得救了，为感谢伍哲英抢救自己的生命，遂改名伍琦。

　　1937年，青年医生高生道到了上海，命运让他认识了时任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总护士长的伍哲英女士。1937年8月13日，上海淞沪抗战打响。伍哲英带着高生道参加抗战救护工作，在战火中，高生道和伍哲英结下了深厚情谊。高生道认伍哲英为“义母”。高生道常说，是“义母”给了他新的人生舞台、新的思想、新的人生追求。在上海抗战的那些日日夜夜里，他们生死与共，体验了战争带给人们的悲欢离合，共同经历了苦难带给人们的真切感情。后来，又是伍哲英送他走上一条新的人生路。1939年，高生道受伍哲英的委托，接受宋庆龄在香港“保卫中国同盟”的任务，悄悄离开上海到了香港，接收“保卫中国同盟”在海外募集到的一笔资金，并在香港购买一批医疗药品和器材，并运回内地抗战前线。1942年滇西抗战风起云涌，中国、美国、英国组成盟军，高生道被派遣到云南，先是在云南驿美军医院工作。后成为中国远征军的军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伍哲英仍担任上海六所护士学校顾问和上海市卫生局护理顾问。1956年退休后，她仍然十分关心护理事业，每周去护士学会、护士学校工作。退居二线后，仍为中国护士事业奋斗不息，终身未婚，深受护理界的尊崇，被誉为“中国护士之母”。1960年，伍哲英在上海病逝，享年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