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延修（1910—），原名杨连生、杨再之，出身贫苦，七岁就从泰州到上海投亲。当过小皮匠，英国洋行的茶房。完全靠刻苦自修和拼搏，受聘于法商保太保险公司，担任高级职员。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淞沪抗战，使青年杨延修异常悲愤，怀着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决心，第一批报名参加了战地救护队，奔赴中日激战的前线。

经过血与火的洗礼，他看清了国 民党扼杀抗日力量的黑暗现实，认准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抗战的真正领袖。从此，积极投身于中 共地下党领导的“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华联同乐会”等进步团体的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4月，杨延修成为一名光荣的中 共党员。

上海变成“孤岛”后，环境愈益险恶。领导指示杨延修迅速离沪去昆明，担任广大华行(中 共第三条秘密战线的绝密机构)昆明分行经理。

当时昆明是西南重镇，交通枢纽，连接滇越、滇缅两条国际贸易通道和战时补给线。也是东南各省、市去陪都重庆的必经之路，战略地位突出。因此大批工厂、企业、机关、学校和文化团体都内迁这里，国 民党的交通运输管理局也落户当地。来自四面八方的职业青年汇聚春城，大街小巷到处涌动着抗日的热情和蓬勃的朝气。云南省主席龙云为了拢络人心，保住地盘，巩固自己的统治，对群众的抗日民主活动比较宽容。

杨延修利用这一机会，筹建了“昆明业余联谊社”。把爱国抗日、文体活动、福利服务结合起来，吸引了社会各阶层的人士。

这一炮打响，不但团结了许多职业青年，又结交了当地党、政、军头面人物和经贸界领袖。像昆明市市长裴存藩、市府秘书长刘志寰、省商会会长严燮成、中国银行昆明分行行长王振芳、航空检查所所长严实、中国航空公司经理刘安平等都热心参与。几次大的活动，还请出龙云亲笔题词，搞得轰轰烈烈，名声远扬，为公司在云南站稳脚跟，发展经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越是顺利的时候，杨延修越谨慎。他完全按照地下工作的原则，时刻警惕敌人的破坏与捣乱。

1940年7月的一个夜晚，月色惨淡，四处漆黑，警察和特务突然闯进“昆联社”大肆搜查，扬言有共党分子的非法活动。由于早有准备，敌人一无所获，悻悻而归。消息传出，广大社员群情激愤。

杨延修通过熟人探听到这是奉国 民党中央党部密令所为。他迅速权衡利害，马上去找本社监事长张军光，鼓动这个很有背景和活动能力的高级政客，一同去省党部讨个公道。张军光吃着昆明分行的干股，又合伙做各种赚钱的生意，一向对杨延修的精明才干佩服得五体投地。而且也认为市党部是出于嫉妒在使坏，便拍着胸脯保证：“杨兄，这事有我，一定叫他们好看!”

省党部书记长陇体要殷勤地接见了杨延修和张军光，却避开实质性问题。张军光毫不客气地发难，要求澄清事实，追查责任。陇体要还是一再搪塞、敷衍。杨延修察言观色，看出陇体要很是心虚，便适时点道：“陇公，昆联社向来遵纪守法，于地方经济颇有建树，社员又大多小有名气，若处置不当，弄出麻烦，您脸上也不好看啊!”话说得不软不硬，却切中要害。陇体要早就听说事态不妙，觉得再僵持下去，更难收场。于是扭头疾言厉色地声斥市党部书记长：“冒失!”“胡闹!”又满脸堆笑地说：“请两位和社里各董事、监事今天一定光临冠生园，兄弟设宴为诸位压惊、赔情!”当晚在席间陇体要声称“误会”，连连道歉。一场由顽固派挑起的政治迫害事件，经杨延修巧妙的斗争策略，就此收场。后来陇体要也为昆明分行的业务鞍前马后，十分卖力，还对杨延修说：“咱们这叫不打不相识嘛!”

凭着多年的经验和对商机的敏锐感觉，杨延修一到昆明就抓住交通中转站这个优越条件，大力开展货物运输业务，立刻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为了就近办公，还把公司搬到离火车站不远的中和街，就在龙云公馆的对面。同时，看准大批内迁的医学院、医院、诊所对西药、医疗器械需求旺盛，在云南各地迅速占领了市场。为了继续扩大业务、周转资金，他还想方设法广泛吸收社会游资，建立了“中和大药房”，取得良好的业绩。

后来因为战火蔓延、交通阻隔，运输业衰落。杨延修就每天关注市场行情，调查研究，及时组织当地短缺的货源，如玻璃制品、化工原料、五金、纸张等，就像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大将军，在瞬息万变的商场中屡屡取胜，得到了高额回报。张军光、刘志寰等沾了光的国民 党高官，乐得嘴都合不拢了，对杨延修更加信任和依赖。于是昆明上层社会纷纷流传：只要跟着杨连生干，保你财神爷请进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