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爆发后,她积极投身抗战事业。在日军铁蹄下,无数儿童亲人被害,无家可归,处境凄惨。1938年郭秀仪与宋美龄、邓颖超等各界知名人士创建并领导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 及“妇女抗日救国委员会”,拯救、收容和培育了战争难童三万余名。郭秀仪是保育会的常务理事,并担任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征募部副部长。保育会成立后,在武汉掀起了颇有声势的为拯救难童募捐的活动。郭秀仪亲自主持汉口的献金台,到街头募捐。除了向社会募捐外,她还把自己积蓄的2万余元捐献出来,并负担了442名难童的长年生活费用,每个难童每年生活费约60元。当时郭秀仪的募款额位居第二,仅次于宋美龄。
1939年,黄琪翔将军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时,她身为司令部妇女工作队队长,亲自率领随军家属在枪林弹雨中抢救伤员、慰劳战士。抗战胜利后,郭秀仪和黄琪翔双双荣获抗战胜利勋章。1995年9月,抗战胜利50周年纪念活动中,她是百名荣膺“抗日老战士”中三位女战士之一。
抗战胜利后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不顾人民要和平的愿望,撕毁了“双十协定”,作为抗日将领和功臣的黄琪翔, 发表了一些主张和平、民主、团结、反对内战的言论,受到蒋介石的忌恨,1947年6月,把黄琪翔派往德国担任驻德军事代表团团长。眼看内战日急,他不愿卷入内战,就接受了这项任命。1948年9月,在解放战争即将胜利的形势下,蒋介石又突然发电,让黄琪翔回国述职。黄又再次劝蒋停止内战。蒋则让黄不必去德国了,让黄去台湾。黄琪翔深知蒋的为人,他与郭秀仪商量如何摆脱蒋的羁绊。郭女士劝慰他,出主意支持他到香港时溜掉。他们到香港后,黄琪翔多次向报界发表谈话,宣布与国民党彻底决裂,并积极参与中国农工民主党和其他各方面爱国人士的民主活动。当时在香港的许多进步人士,纷纷要求去解放区,他们夫妇二人全力支持,为筹集必要的经费,郭女士把自己以多年积蓄在香港购买的一所花园洋房卖掉,支援去解放区的人。全国解放后,他们又将自己当年在南京的一幢楼房捐献给国家,1953年,为了支援抗美援朝,郭女士又将在广西的一幢住宅连同数十亩土地都捐献给了国家。
1949年8月,黄琪翔到北京来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郭女士随后也将在台湾的孩子和在英国留学的孩子都召回香港,与黄琪翔的母亲一起到了北京。这对她来说,是一生追求光明,追求进步的愿望实现了。她又见到了许多当年在一起战斗过的老大姐、老朋友,心情无比激动。自此,直到“文革”前,是她一生中最安定最幸福的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文革期间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黄、郭二位都受到了很大冲击,黄琪翔被批斗,她也成了“反革命家属”,被抄 家,……对此,郭女士仍坚信共产党,认为“‘四人帮’是邪恶势力”,认为“黑夜终将过去”,她劝慰、支持黄琪翔“坚持活下去”。后来,周恩来总理知道了他们的处境,派人去看望,并把他们安排到建国门外灵通观居住。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和国家曾多次要为他们改善居住条件,但郭女士说,“这里是在我们最困难时,周总理为我们安排的住所,在这里又送走了黄琪翔,我要永远住在这里,永远怀念敬爱的周总理。”
从政
郭秀仪在文化大革命中虽深受凌辱, 仍坚强不屈, 坚信黑暗即将过去、真理终会战胜邪恶。
改革开放后,郭秀仪致力于祖国的和平统一,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中国农工民主党名誉副主席、咨监委员会代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