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1日，褚辅成、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傅斯年、冷遹一行6人，乘专机到达延安(南按：王云五因病发高烧未能成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亲自到机场迎接。

　　7月2日下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在延安杨家岭会见6位参政员，共商国共合作事宜。晚上，毛泽东专门设宴款待。餐桌上，面对毛泽东的谈笑风生，几位参政员在应承的同时，各自又有一番不同的心境。

　　此次重组访问团的6人中，黄、章、左、冷皆属于民主同盟或与之有密切关系的成员;褚辅成是老国民党党员，素以老实的读书人著称;傅斯年属于无党派人士，学界重量级大腕。很明显，褚与傅加入这个班子，是受到黄炎培等人极力鼓动与拉拢方加入的，主要目的是给外界造成一种多党派、多团体的民主气氛和色彩。对此，罗家伦暗地里曾略带讽刺地劝说过傅斯年，让其“不要和蟋蟀一样，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来”。意思是不要跟着黄炎培、章伯钧等一班人闹腾，天下事不是靠黄、章等几名策士就可以捭阖得了的。且苏秦、张仪用舌头定乾坤的时代早已跟着秦始皇他老爷爷一同变为粪土湮没于历史烟尘之中了。眼前正是乱世英雄出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新社会，哪里还有靠几位儒生的三寸不烂之舌就轻易摆平天下的好事?如此做法无疑是在飞机里做梦——空想。但此时尚心存侥幸与幻想的傅斯年已听不进朋友之劝，竟跟着黄炎培等人匆匆上了飞机，开始了他的梦想之旅。

　　就当时的情形论，在6位参政员中，当属左舜生与傅斯年心境最为复杂。

　　舜生者，湖南长沙人也，与毛泽东同庚。早年与毛同系“少年中国学会”会员，20世纪20年代赴法国留学。后来提倡国家主义，反对共产主义。1925年，左舜生成为中国青年党首领之一。1930年与陈启天在上海创办《铲共》半月刊，以铲除消灭共产党为宗旨。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他出任秘书长，积极倡导反共。此次来到延安，仍不忘鼓吹他的那一套反共灭共的歪理邪说。7月3日上午，左与毛泽东单独交谈时，颇不识趣地说道：“我认为，一个国家的政党可以有多个，军队却不能个个政党都有。否则，就要发生内乱，国家就不太平。”

　　毛泽东听罢没有做声。左舜生见对方没有接话，以为被自己击中要害，遂开始施展苏秦、张仪的捭阖之术，继续鼓噪道：“我们青年党就主张走议会道路，不办武装，成为国家真正的参政党，对国民政府没有任何威胁。”

　　话音刚落，毛泽东忍不住问道：“你的意思是要我们也向你们青年党学习?”

　　舜生答：“谈不上学习，我觉得我们青年党的这种做法是对的。”

　　“怎么对呢?”毛泽东颇不以为然地问道。

　　“和平议政，对政府没有威胁，也有利于各党派的团结嘛!”

　　毛泽东听出左舜生的弦外之音，他冷静地说道：“我也主张一个国家只有一支军队，但要看军队掌握在谁的手里，为谁服务。要知道，一个没有武装的政党是没有力量的，被蒋介石视为土匪乱党的人，若没有一点儿自己的武力，根本无法生存，更不用说有发言权和改造社会了。老庚呀(南按：湖南人叫同年出生者的俗称)，你这个青年党的‘军事爷’，怎么连这个道理也不懂呀!”

　　时年52岁的左舜生碰了个软钉子，仍不知趣，突然又用钩钳(实为勾缠)之术，提出一个令毛泽东颇为尴尬的问题。左氏要与他一直崇拜的梦中情人、毛泽东新任夫人、原上海著名影星蓝苹见上一面。毛当即沉下脸来，以“我不认识蓝苹”，后又改为“她生病了”为由予以拒绝，自此再也不肯理睬这位无聊、蹩脚加浅薄的策士之徒了。后有人引用明代宋濂评鬼谷子的话论左氏曰：“舜生所言之捭阖、钩钳、揣摩之术，皆小夫蛇鼠之智。用之于家，则亡家;用之于国，则偾国;用之于天下，则失天下。”然也。

　　对于左舜生的为人处世与不识好歹的轻妄之举，不但令毛泽东反感，即是同来的傅斯年对其亦颇为轻视。早在1937年10月11日，傅致刚到美国不久的胡适的信中，在提及国内情形时曾说：“所谓参议会又添了些无聊分子，徐谦、罗钧任、甘介侯、左舜生等。罗毫无见识，殊大失望。此人乃官僚、酒徒之混合，因其为酒徒，故有时似勇，绝不该称之曰‘忠节’也。此一鸟会常有荒谬绝伦，匪伊(夷)所思之提案，亦常为我骂散，大有我是此会之‘清心丸’之感!可叹可叹。有好些人运动为此参议官，或成(如左)，或不成(如罗隆基)，若再这样下去，我也只好走了。”

　　今次延安之行，左舜生还是按重庆的老套路数，懵懵懂懂地提出如此“荒谬绝伦，匪夷所思”的问题，惹得同乡毛泽东深恶痛绝。

　　相对左氏施展的捭阖、钩钳等无聊之术，傅斯年不愧是胡适所说的“世间稀有的一个天才”和学界大鳄。同为毛泽东的旧识，却没有像左氏一样稀里糊涂地让人家放下手中的枪杆子，或专盯着人家的花姑娘纠缠不休。傅氏深知相互之间的关系与面前各自的地位与往昔大为不同了，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

　　毛泽东是1918年夏天从湖南乡村走进北大校园的，就在这期间，他和大名鼎鼎的胡适以及北大学生领袖傅斯年遭遇了。许多年后，毛在延安那口黄土凝成的简陋窑洞里，于寂静的夜幕中伴着青灯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回忆了这段使他刻骨铭心的经历：“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7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对于我，北平好像花费太大了;我是从朋友们借了钱来北平的，来了以后，马上就必须寻找职业。杨昌济——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寻一个职业，他就把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主任。这主任就是李大钊，他不久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后来被张作霖枪杀了。李大钊给我找到工作，当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给我一笔不算少的数目——8块钱。”又说：“我的地位这样地低下，以至于人们都躲避我。我担任的工作是登记图书馆读报纸的人们的名字，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把我当人类看待。在这些来看报的人们当中，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名字。像傅斯年、罗家伦，和一些别的人，对于他们我是特别感兴趣的。我打算去和他们开始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忙人。他们没时间去倾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

　　这段回忆不但令毛泽东感到悲伤，亦令后来的天下读者倍感心酸，或许没有人想到，一个后来推翻“三座大山”的世界级巨人，居然还有这样一段卑微的伤心史。从这段不愉快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当年在北大一呼百应，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傅斯年，的确是“目空天下士”的。同当时所有的人一样，傅没有想到毛日后会成为比他还要不可一世和充满霸气与豪气的伟人，当然更不会想到许多年后有延安相会这一段插曲。倘傅氏有先见之明，以他的聪明与世故，想来是会“有时间”去好好聆听一下这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几句“南方土话”的。不过当时一直处于人微言轻之尴尬地位的毛泽东，对傅斯年等人扬风扎猛的做派，也由最早的崇拜渐渐转为失望。据傅斯年的侄子傅乐成说：“毛在北大写信给朋友，说他被孟真先生和罗家伦等人欺骗了。因为他们不像他在长沙耳闻的那么优秀。”这就是说，后来的毛泽东以他的磅礴之气与对世事的深刻洞见，已不把傅斯年、罗家伦之辈放在眼里了。因为毛在穷困潦倒中，于这座帝王之都的公园和故宫的旧址“看到了北国的早春，在坚冰还盖着北海的时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北京的树木引起了我无穷的欣赏”。——这个时候，没有人意识到，一个辉煌的大梦已在毛泽东心中萌生，并等待着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春破茧而出，一飞冲天，于古老的天安门城楼上投下巨影。

　　而傅斯年这边，对后来跑到偏远山林河谷与黄土高原拉杆子闹革命，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人物，在很长一段时间同样未放在眼里。1932年9月18日，傅斯年在《独立评论》发表的《“九一八”一年了!》的政论文章中，谈到中国政治的出路问题，他认为国民党自身已腐化堕落，弄得天怒人怨，国势濒危。尽管如此，中国还没有任何其他的政治力量可取而代之。傅氏打比方说，这就好比明朝亡国的时候，南京北京的姓朱的都不高明一般。对有人提出共产党是否可取而代之的疑问，傅的回答是：“共产党自身的力量也正有限，以我前者同共产党共事的经验论，不能不觉得他们也是感情的发泄，而并无建国之能力，所做的工作很多还是洋八股。”

　　令傅斯年深感汗颜的是，仅仅十几年的时间，已是斗转星移，物是人非了。倏忽间，二人穿过历史的隧道，竟跑到陕北的窑洞里再叙短长，纵论天下大势。只是当年那位北大图书馆助理员已作为一颗政治巨星于这块风清月高的黄土高原腾空而起，中国的命运也将由于这个人的一举一动而重新改写。相对当年气壮山河的高大身躯，傅氏今日只是作为一可有可无的策士、辩才，或媒婆一样的“中间人”出现在光芒四射的超级巨星面前，并笼罩在毛泽东的巨大阴影之下了。世事轮回，阴阳转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人的政治地位发生了强烈逆转，各自内心的感慨之情自是不足为外人道也。有人云，傅斯年一生“误在多读了书，沾染上知识分子的缺点、弱点，不然，他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创业人物”。这话也许不差，但历史正是由一个个失误与成功对接而成的，世人最终没有看到傅、毛二人像当年刘项一样争天下的局面，更没看到傅斯年建国立号的功业，所看到的只是一位策士与一位政治巨人在昏黄的窑洞中席地而坐的背影。一位西方哲人说过：“如果人不是从一岁活到八十岁，而是从八十岁活到一岁，大多数人都可能成为上帝。”斯年之悲剧，或许渊源即在此不可逆转的铁律和宿命吧。

　　然而，傅斯年毕竟是傅斯年，尽管此时与他对座者在政治气势上今非昔比，但他仍保持着自己的独立人格，神态举止不卑不亢又不失大体，只是说话的口气较之当年识时务一点罢了。

　　因了北大的这段因缘，毛泽东单独拿出一个晚上与傅斯年进行交谈，其中最著名的一个细节是，毛没有忘记北大时代令他百感交集的情结。当毛谈及傅曾在五四运动中大出风头，并为反封建与新文化运动做出过贡献时，傅斯年狡猾而又识趣地回应道：“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

　　与左舜生的糊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毛泽东听罢如此得体又使双方皆不失面子的话，心中大为舒畅。

　　毛、傅的延安谈话，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上这两位重要人物交往的关键内容之一。傅斯年在返回重庆之前，没有像左氏那样没出息地一味惦记着那位往昔的影星蓝苹，而是以士大夫传统、儒雅的交际方式，请毛泽东题字留念，对方慨然允之。有关这方面的真实资料，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995年为纪念傅斯年百岁诞辰而出版的一部《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中有所收录。这部大书所收资料全部为影印，书中第115页收录了毛泽东给傅斯年的一封短笺和所写条幅，另有给王世英的一个便条。便笺曰：

　　孟真先生：

　　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诗以广之。

　　敬颂旅安

　　毛泽东

　　七月五日

　　毛的条幅这样写道：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唐人咏史一首 书呈孟真先生 毛泽东

　　此诗为晚唐诗人章碣的《焚书坑》，诗中“刘项原来不读书”一句，当是毛泽东自况，或含有自谦没有傅斯年读的书多，或者还有更深刻的内涵和用意，或者什么意思也没有，外人只是自作多情地瞎猜妄想而已。但这短笺和条幅至少可以说明当时的具体情况，对外界盛传的傅斯年与毛泽东所说的“我们不过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之语，是一个佐证。毛的另外一张便笺，由延安交际处王世英转交给傅斯年，上写有：“早上送交际处王世英同志交傅孟真先生毛缄”字样。傅、毛延安相会最精彩的故事，以这几幅墨迹作了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