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学者，傅斯年的贡献不仅仅在学术本位，而在以一介书生的傲骨彰显出一代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成为时代之榜样，后世之楷模。即使以今天的眼光审视那个时代，我们仍然不得不心生感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

　　傅斯年学识渊博精深，在历史研究和文献整理方面独树一帜，尤其是对殷墟的发掘，更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今天人们谈起傅斯年，心生敬仰，更多的是缘其胆识而非学识，是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吾独行”的无畏，而非游刃于政教两界的得意，是其大师的神韵而非大师的形名。如果参照当代泛滥的大师标准，对傅斯年冠以“大师”的廉价称谓，那简直就是一种侮辱。真正的大师风范，不仅仅是表现在其专业领域内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王者气度，更应体现出对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不懈追求。传统知识分子削尖脑袋放弃人格尊严、独立自由、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的仕宦、名利，在傅斯年眼中只不过是“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而已。什么是大师?犬儒们不惜一切代价争取的，正是大师们鄙视放弃的;犬儒们轻易放弃的，正是大师们不惜一切代价争取的，这就是大师。没有这种精神，怎么敢号称大师?

　　傅斯年评价自己的一生“无惭于前贤典型”，自嘲“书生报国，如此而已”。他几次拒绝到国民党政府去做官，宁肯以在野之身，以学者的身份，“参政而不从政”，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批评政府的自由。写傅斯年时，我常常联想到两位先哲：孔子和庄子，觉得傅斯年有点像孔子，可他学而优则“不”仕;又觉得有点像庄子，可他忧国忧民并不逍遥。所以，我觉得傅斯年是一个融合了两种不同价值观的联合体，一半是孔子，一半是庄子，忧患中坚守逍遥，逍遥中不忘忧患。站到这个层面上来解读傅斯年，虽不中亦不远矣。傅斯年逝世，蒋介石亲临追悼会致祭，参加追悼会者5000余人，哀荣至极。各界致送挽联270余副，其中有很多赞颂了傅斯年一生的事迹和崇高的人格。如于右任挽联曰：“是子路，是颜回，是天下强者;为自由，为正义，为时代青年。”吴稚晖挽联云：“成学派自由，五四君千古;是真正校长，孑民外一人。”叶公超挽联云：“有正义感，说老实话，君敢做，人未必敢做。叩余勇气何来?曰赤子之心未失;倡科学风，严真伪辩，人云然，君讵尽云然。治使精神若此，知先生之道长存。”台大全体师生的挽联是：“早开风气，是一代宗师，吾道非欤?浮海说三千弟子;忍看铭旌，正满天云物，斯人去也，哀鸿况百万苍生。”表达了对校长的哀悼和追思……

　　孔子真精神究竟是个啥东东，傅斯年用“人生的意义”作出了最朴素的诠释;“书生报国，如此而已”!换言之，那就是用“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匹夫之志，来迊战“胜者王候败者贼”的强盗逻辑的历史时空的縯绎。

　　他是一个少见的对毛泽东其人的认识极为深刻的人。

　　应该说，在他之前有很多人……譬如学术大师胡适、中国创始领袖陈独秀、北大学子和基督徒的林昭、担任过毛泽东秘书的“老革命”李锐等等。但真正对毛性格、为人了解深刻者，无人能及傅斯年：抗战胜利之后，傅斯年被国民参议会推举为访问延安代表团的五名代表之一。在延安访问期间，他发现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傅斯年和毛泽东当年曾在北大相识，他们单独在一起聊了一夜天。天上地下都谈开了。谈到中国的小说，傅斯年发现毛泽东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小说在内，非常之熟悉。傅斯年得出结论：毛泽东从这些材料里去研究农民心理，去利用国民心理的弱点，所以至多不过宋江之流。毛泽东陪同傅斯年来到礼堂，傅看见里面密密麻麻挂满了锦旗，是各地献给伟大领袖的，便讽刺说：“堂哉!皇哉!”毛感觉到了讽刺的意味，没有出声。在代表团中，傅斯年是唯一的清醒者，他痛斥同行的人没有出息，说：“章伯钧是由第三党归宗，最无耻的是黄炎培等，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傅斯年当面对他们说：“你们把他看作护身符，想藉此得保首领以殁吗?”傅斯年的估计相当准确，讨好毛泽东的章伯钧、黄炎培等人，都没有逃过中国建政之后的若干次政治运动，最后的结局都是不得好死。傅大炮火力虽猛，但可是一门准星极准、弹无虚发的大炮，目标向来打的很准。

　　好在这门大炮放到了台湾，如果留在大陆的话，不是锈死、烂掉，也该是门哑炮了。一个不难理解的缘由。后来，当傅斯年看到很多青年人逐渐演变成为激烈的左派分子时，如芒在背，一次闲聊时他对李济说：“我要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我也许对共产党发生兴趣。”接着又说：“但我自从与共产党接触以后，绝对不会当共产党!”【29】简短几言透出了他内心对左派青年的不满与对共产党决绝的态度，这一态度直到他退守孤岛都没有改变，真可谓是一个“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典型人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