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以后冯友兰的各类作品已不断出现为政治服务的倾向，到“文革”中晚期则达登峰造极。连续不断的批判，对这位中国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不能不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如果说“文革”之前的历次运动是对思想的清理、头脑的清洗，“文革”则意味着要对生命作出抉择。何去何从，冯友兰不会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冯友兰是以批判对象出现在新政权中的，一直持续到1968年劳教释放，达20年之久，谁能经受住长达十几年的批判？后来那些挖苦冯友兰的人，是否想过自己在接受批判的同时渴望过“解放”、渴望过“为国家”工作？这和冯友兰的区别并不很大。

　　“解除劳教”之后，冯友兰的待遇渐渐恢复，而林彪事件的出现更使“罪行深如海”的冯友兰派上大用场。

　　林彪事件发生，全国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到1973年后主要转向尊法批孔。冯友兰作为一名年近八旬的“老运动员”，他担心自己再次成为批判对象，他说：“我当时心里又紧张起来，觉得自己又要成为‘众矢之的’了。后来又想，我何必要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呢。要相信党，相信群众嘛，我和群众一同批孔批尊孔，这不就没有问题了嘛。”正是此种心态的支配，他主动写了两篇发言稿，分别为《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和《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斗争》，先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毛泽东读到这两篇文章后表示了支持，《光明日报》于1973年12月3日、4日连续两天进行转载，并配发了编者按。正是这两篇文章，使冯友兰成为那个时代的“宠儿”，一个新人形象冉冉升起。冯友兰的文章完全违背自己的学术取向，一代大儒，却带头口诛笔伐，动摇自己学术的根基，这种文化景观，亘古未有，“文革”中却屡见不鲜。

　　北大和清华于1973年10月成立研究小组，后改为大批判组，这就是著名“梁效”的来历。大批判组成立后还邀请了一些著名教授参加活动，其中冯友兰名望最高，此外还有周一良、魏建功、林庚、杨荣国等。冯友兰被安排为“顾问”，主要工作是查找典籍，核对材料，注释成语典故。这对其他人来说自然是“梁效”写作班子成员了。其实冯友兰又何尝摸得清中国政治的真实方向？

　　此后，他又写出了一系列尊法反儒文章，并在上述两篇文章基础上写成七万字的《论孔丘》，毛泽东不仅亲阅该著，还对冯友兰的表现再次进行肯定。

　　由于冯友兰不断受到领袖关注，又成为“梁效”的顾问，一些相关活动亦经常通知他参加。1974年6月12日，他参加了一次有许多中央领导参加的会议，会议由江青主持，主要内容是要求加强尊法反孔，冯友兰高度近视，他只知道大概有哪些人参加了会议，王洪文、叶剑英、江青进行了发言。会议快结束时，谢静宜通知他外出开会。

　　开始，会议弄得很神秘，到达目的地后才知道是参观天津小靳庄，并规定与会者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不准上街。到天津第二天上午，江青、王曼恬还和冯友兰等人聊天，谁知下午，冯友兰丹毒病发作住进了医院。

　　住院期间，他知道小靳庄的农民也用写诗的方法批儒，于是信口做了几首，护士记录下来，后来越做越多，《光明日报》集中于9月14日刊发，这就是《咏史二十五首》的来历。其中第十一首写到：“破碎山河复一统，寒门庶族胜豪宗。则天敢于做皇帝，亘古反儒女英雄。”由于诗的内容歌颂了武则天，在“文革”结束后受到强烈谴责。冯友兰辩解到：“我当时认为，武则天做皇帝这一个行为，是和儒家的三纲、五伦条条都违反的。若说反儒，她应该最彻底的。我不知道江青有做女皇的企图，我之所以不知道，因为我向来不信小道消息，我坐在书房也听不到多少小道消息。”想来，冯友兰未必知道江青到底有何盘算，但就这首诗而言，也很难说没有刻意奉承的成分，其中第一句“破碎山河复一统”也不尽合史实。他最后一首中“昨非今是能回首，深谢耆年带路人”两句也被指责为是吹捧江青的。他对此亦进行了辩解。

　　不论江青是不是做过女皇梦，也不论冯友兰是否知道这些，这段时期的冯友兰和江青、“梁效”之间关系比较密切，风骨尽失，大约是没有什么疑义的。

　　1976年唐山地震后，8月4日晚10点多，江青在周培源、迟群等陪同下，亲往地震棚看望冯友兰，江青前脚离开，北大党委会即安排冯写一个感想，冯友兰于第二天写了两首诗。临近月底的25日晚，江青又托北大党委徐雅民通知冯友兰去看露天电影，这时冯友兰已经是81岁高龄的老人，他怕夜里受风寒，没有去。结果第二天江青又安排人把他接到清华，并且告诉他，说看电影是为了防震。这些场面被拍成照片，成为冯友兰与“四人帮”亲近的证据。

　　随着“四人帮”倒台，冯友兰在批林批孔中的卖力表现遭到多方指责，他再度被打入另册，成为别人笔下的“四皓”之首：“贞元三策记当年，又见西宫侍讲筵。莫信批儒反戈击，栖栖南子是心传。”

　　冯氏心路探微

　　冯友兰的哲学贡献主要在学理上，他将中国传统学术予以了现代化梳理，纳入了现代哲学体系的架构中，我们现在看到的各种版本中国哲学史，不论采用哪种观念，结构上基本是冯友兰的。

　　也正因为冯友兰哲学的学理化，导致他的身份认同发生了微妙变化。传统中国的思想家、哲学家俱为士子，是要出将入相的，犹能表明心志的是张载的“西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后人对张载的评价则为：“命世之宏才，旷古之绝识”，达到了修齐治平的最高境界。他们要把皇权纳入道统之内，其核心在于一个“立”字。随着中国文化的学理化，传统的士大夫变身为职业化知识分子，驾驭权力的能力自然式微。这不只是冯友兰的变化，也是世事之变的必然结果。

　　冯友兰自撰一副著名对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其中一个“辅”字，道尽冯氏心志，儒家入世精神毕露，这与张载在精神上如出一辙，气象和格局却不免小了许多。在此精神指导下，中国短短几十年里政权两次重大更叠，冯友兰都积极厕身其间，当他积极维护国民政府的时候遭到激进主义的攻讦；热情听命“文革”调遣的时候又遭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的诟病。但我以为，这与冯友兰的品质无关，而与他的文化气度有关，冯友兰的文化选择，恰恰是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无法逃避的选择，由于心灵无所庇护，在治世，儒家知识分子尚可以辅佐天下为使命，但逢乱世，儒家知识分子的下场十分悲惨。冯友兰尤其无法想到的是，他遭遇到一个根本不需要知识、并且强烈诋毁知识的时代。

　　不是因为他是冯友兰或者是周一良才会去做梁效、罗思鼎，而是不论当权者将这个机会赐予谁，绝大多数都不敢辱使命。冯、周都处于文化的高端，因而显得显眼，那些一会儿被打倒、一会儿又被“解放”的，仅仅因为身处低端，且基数庞大、不引人注目罢了，但性质上与冯友兰毫无区别。芸芸大众，不论相互之间如何不服气，其实没有几个是叛逆者，只不过是有没有机会听命和听命程度大小而已，真正的叛逆者往往不存在于这批知识分子中间，而是诸如林昭、张志新、顾准这样的人。

　　更有意味的是，这批精神上的“反叛者”多数来自体制内和接受体制教育的年轻人，而不在体制外。当他们发现现实政治与最初理想距离越来越远的时候，便义无反顾地冲杀出来——虽然这也是极少数人。对于更多的非党知识分子却非如此，王朝更替在中国、在这些通古达今的知识分子眼中，实在是件稀疏平常的事情，因而，他们更多的是归化心态，以为自己在新政权下还会一如既往地工作、生活，甚至更好。

　　从冯友兰的履历中，可以看出他强烈的使命感和入世意识，这既取决于自己的性格和志向，又必须有相适应的学术能力作为保障，最终也吻合于儒家知识分子的内在规定上，冯友兰的学问是儒家的，气质也是儒家的，他的演进线路，自然就是“修齐治平”的路数。

　　不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直接引申出现代意义，只能在世界文化中反求诸己，首先以文化的多元化保全中国文化传统，并在多元文化体系中光大中国传统文化，也只有在多元的文化体系中，中国传统文化才会散发其独特的魅力。回顾历史，我们幸有冯友兰、梁漱溟、金岳霖、熊十力、陈寅恪诸位先贤的开辟，为我们保留下丰富而多情的中国文化血脉，若认真加以继承、弘扬，中国文化之勃兴可待矣。

　　“文革”后的反省

　　“文革”后的冯友兰承认，他在“文革”中的一些思想“不是立其诚，而是哗众取宠了”。“有了这种思想，我之所以走了一段极左路线，也就是自己犯了错误，不能说全是上当受骗了。”可算诚恳。回顾冯友兰的言行不难发现，他的批判、迎合，多来自思想方面，且始终以自我批判为主，“文革”初期也奉命写了一些别人的材料，总体上没超出那个时代大部分人的所作所为，曲折中，还是小心翼翼维护着做人的底线。但《三松堂全集》对这些批判文稿无一收录，倘若能看到这些材料，即可了解当时的政治生态，想来也是相当有趣的。想起他在1949年对周恩来说的话：能够远离政治就好一些。最终，他不仅介入，如此介入方式，介入如此之深，果真是心甘情愿？

　　所幸，冯友兰最终还是还原了书生本色，在生命最后十年、85岁高龄、近乎失明的情况下，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全七卷。尤有意思的是，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前六卷，却不再出版第七卷，而收入《三松堂全集》的第七卷亦删掉了第七十七章的后三节：在这三节里，冯友兰指出极“左”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空想”，发动“文革”的行为则是“荒谬”。

　　1990年11月26日，冯友兰以95岁高龄谢世，给我们留下煌煌十四卷并不齐全的《三松堂全集》和浮沉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