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与傅斯年分道扬镳
抗战胜利后,北大的复校工作开始紧张进行。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当时胡适远在美国未归,即由傅斯年代理校长之职,负责北大接收、复员和北迁事宜。当时旧北大同仁不在昆明者,均得到信函邀请返回北平,而钱穆却没有得到邀请。
傅斯年曾是国学大师黄侃门下的高足,也是胡适最得意的学生之一。他曾留学欧洲,被誉为史料学派的舵手。主张殷墟发掘,倡导“史学便是史料学”而名著当时。30年代,钱穆任教北大时,即与傅斯年相识。钱穆早年作为考据名家,被傅斯年视为史料考证派的同志,二人彼此往来问学,保持着不错的关系。但是钱穆与他在学术观点上又是同不胜异的。在钱穆看来,考古派迷信地下出土材料而将古代典籍抛之脑后,这做法与疑古派一味疑古、否定典籍同样有害,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西南联大时期,随着钱穆自己史学理论体系的日渐成熟,对史料考据派进行了全面批评。为此,作为学派领袖的傅斯年对钱穆的攻击自然不会高兴。北大复校,钱穆不在被邀之列,这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事实上,钱穆的见解与史料考据派的观点并非绝对对立,两种现象是可以互为补充的。然而,二人终于未能成为真正的“同道”。至此,钱穆告别了北大,与傅斯年分道扬镳了。
由于钱穆早已名重学林,所以各高校争欲聘请。他往返于各地之间,在几个大学讲学著述;1947年,家乡的江南大学正式成立,应荣德生先生之邀,翌年春,出任江南大学首任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一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