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是鸦片战争以后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洪秀全最早接触到的基督教教义不是圣经，仅仅是一本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劝世良言》。这个接触过程也是很偶然的。 　　《劝世良言》对洪秀全的影响的确是很大的。《劝世良言》宣扬：上天只有一位独一真神，那就是“上帝耶和华（God Jehovah）”；“所有富贵光荣皆由之而下来，亦是全世界众人之大父”；“神耶和华曰：除我外而未有别个神也（《劝世良言》，1959年香港版（下同），页7、45）。”洪秀全接受了这个思想，他说：“看见其书有一位造天造地造万物大主宰之上帝，人人皆当敬畏他、崇拜他”（《太平天日》，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页641）一八四五、四六年，洪秀全写的《原道救世歌》主要内容就是宣传“开辟真神唯上帝”的思想，它否定了上帝以外还有其他的神存在，它说：“一丝一缕荷上帝，一饮一食赖天公。……五行万物天造化，岂有别神宰其中。”洪秀全所谓的“天公”也就是上帝。人不能不拜上帝而拜其他的神，“人而舍此而他拜，拜尽万般总是空。”在中国的封建制度统治下，如来佛、观世音以及孔孟、关岳、金花夫人、送生司马等各种神、佛、大仙、偶象都被地主阶级用来作为统治劳动人民的思想工具，洪秀全一下子宣布这些神、佛、大仙、偶象根本不是神，而是妖。你拜它们嘛？得不到好结果！洪秀全正是利用《劝世良言》宣扬的“独一真神唯上帝”的思想为武器向封建的反动意识形态宣战。 　　洪秀全还根据“独一真神唯上帝”这个总的宗教教义，阐述了广大农民群众强烈要求的政治平等思想。《原道救世歌》认为，人的肉身受之父母，肉身之外，还有一个灵魂，人的这个灵魂都是从上帝那里得来的，因此，它说：“普天之下皆兄弟，灵魂同是自天来，上帝视之皆赤子”。既然“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视之皆赤子”，那末，拜上帝是大家的权利，“何得君王私自专”！封建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统治秩序建立了一套等级制度。按照《原道救世歌》的理论，封建皇帝与人民，地主与农民，主人与奴仆都是上帝的儿女，都是“兄弟姐妹”，都是平等的。这种政治平等思想，启发了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农民的革命觉悟，猛烈冲击着封建统治秩序。 　　到一八四七年，洪秀全又根据独一真神唯上帝的思想，明确地把斗争矛头指向清朝皇帝。在天国，只有皇上帝才能称皇称帝，在人间，最高封建统治者自称“皇帝”，那当然是“僭越”了。《原道觉世训》说：“皇上帝乃是帝也，虽世间之主称王足矣，岂容一毫僭越于其间哉？……耶稣尚不得称帝，他是何人，敢缅称帝者乎？只见其妄自尊大，自干永远地狱之灾也。”因此，他号召拜上帝会的人起来“共击灭之”。 　　洪秀全怎么会相信上帝呢？当初洪秀全是根据儒家经书验证《劝世良言》所宣扬的“独一真神唯上帝”的思想是正确的，因而加以接受的。在洪秀全旨准颁行的《三字经》中有一段很通俗，但很说明问题的话： 　　“普天下一上帝大主宰无有二中国初帝眷顾同番国 　　共条路盘古下至三代敬上帝书册载” 　　“至秦政惑神仙中魔计二千年………　………至宋徽 　　犹猖狂改上帝称玉皇………………　自宋徽到于今 　　七百年陷溺深讲上帝人不识阎罗妖作怪极” 　　在稍后刊刻的《天条书》初刻本中，洪秀全还大量地引证儒家经书中提到“上帝”的地方。例如： 　　1．引自《诗经》的：“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大雅，文王  洪秀全和《天朝田亩制度》
之什·文王）“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同上，大明）“皇矣上帝，临下有赫。”（同上，皇矣）“汤降不迟，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围。”（同上，商颂，那之什·长发） 　　2．引自《书经》的：“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汤誓）“上帝弗顺，祝降时丧。”（泰誓下）“敢祗承上帝，以遏乱略。”（武成）“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伊训） 　　3．引自《易经》的：“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周易·豫） 　　4．引自《孟子》的：“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梁惠王下）（以上参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页81—82） 　　根据这些资料，洪秀全得出结论说：“盖拜皇上帝这条大路，考中国番国鉴史，……俱是同行这条大路，但西洋各番国行这条大路到底，中国行这条大路到秦汉以下则差入鬼路，致被阎罗妖所捉。”（《天条书》，见同上，（一）页82）洪秀全这些话，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在先秦时代，“皇”和“帝”只是至高无上的天神的称号，人间的君王是不称“皇”称“帝”的。到秦王赢政统一中国以后，他认为“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才决定把“皇”、“帝”二字结合起来，成为最高封建统治者所独有的称号。 　　此外，洪秀全在《原道觉世训》中阐述人的灵魂是上帝所赋予时，也引用儒家经书来证明，他说：“若自人灵魂论，其各灵魂从何以生？从何以出？皆尊皇上帝一元之气以生以出。所谓一本散为万殊，万殊总归一本。孔□曰：天命之谓性；《诗》曰：天生蒸民；书曰：天降下民，昭昭简编，洵不爽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页93） 　　因此，我们今天说洪秀全向西方找到了上帝，可是，洪秀全自己却认为这是“尽返真醇”，也就是“复古”，而不是向西方学习。石达开在白龙洞题壁诗中也有这样两句：“毁佛崇上帝，移民复古风”。崇上帝就是复古风嘛！ 　　洪秀全从《劝世良言》中找到了基督教的上帝，用独一真神发动群众，领导了一场伟大的农民革命。这样，太平天国革命披上了一层“宗教的外衣”。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 　　宗教是“颠倒了的世界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页425）。但是，对宗教的客观作用要作具体的分析。 　　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由于生产规模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还不能科学地认识世界，革命领袖也还不能用科学理论动员和武装群众，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停留在自发的水平上，往往从“天”和“神”那里找到推动革命斗争的武器。“替天行道”是一种口号，根据“神的授意”，为在人间创造一个“天国”而斗争，又是一种口号。这就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农民战争往往披着“宗教”外衣的原因。陈胜起义时，“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入所□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又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煹火狐呜，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惊恐。”（《史记·陈涉世家》）北宋方腊起义时，曾利用明教发动和团结了一大批贫苦农民。元末农民起义也利用过宗教。韩山童就是白莲教的一个首领，它“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江淮愚民多信之，果寇贼蜂起，遂至国亡。”（赴翼：《廿一史扎记》，卷30，页655，中华书局1963年版） 　　著名的古典小说《水浒传》第四十二回写了九天玄女娘娘赐宋江天书三卷的故事。洪秀全也把《劝世良言》看做上帝给他的“天书”。一八三七年考试失败后，他曾经生了一场大病。后来他把病中的幻梦作了描述，说有一位至尊的老人给他宝剑，封他为“天王大道君王全”，要他铲除魔鬼，洪秀全阅读《劝世良言》以后，对病梦作了新的说明。他说，那位至尊的老人就是上帝。他说：“这几本书（指《劝世良言》——引者）实为上天特赐与我，所以证实我往时经历之真确。如我徒得此书而无前时之病状，则断不敢信书中所言而反对世上之陋俗。然而，若徒有前时之病而无此书，则又不能再次证实吾病中所历之真确，亦不过视为病王时幻想的结果而已。”（《太平天国起义记》，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页848） 　　恩格斯在评论十六世纪德国农民战争时指出：“当时人民唯一能领会的语言是宗教的预言，闵采尔就用这种语言对他们说话，起了显著的作用（《德国农民战争》，1962年中译本，页50）。”洪秀全从《劝世良言》中找到了西方基督教宣传的上帝，在动员和组织千百万农民投入反对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斗争方面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洪秀全吸取了基督教平等思想 　　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洪秀全吸取了西方原始基督教的平等思想，并把它和  洪天贵福囚室
中国古代儒家的大同思想揉合起来，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三篇理论文章。 　　事实真相究竟怎样？ 　　洪秀全是在一八四三年阅读《劝世良言》的，一八四七年三月以后才读到《圣经》。一八四七年三月以前，洪秀全阅读到的有关基督教的书籍仅止于《劝世良言》，我们翻开　《劝世良言》，再三阅读也没有发现任何原始基督教的平等思想。 　　一八四五、四六年，洪秀全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阐述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平等思想，这些思想和《劝世良言》风马牛不相及，和圣经更无关系。这些文章反映了农民要求平等的思想，同时，洪秀全也从儒家经书中吸取了思想资料。在《原道醒世训》中，洪秀全运用《礼运篇》的材料描画了一个革命奋斗目标。 　　《礼记》的礼运篇是不是孔丘的著作，在这篇文章里，我们不打算展开讨论。但是，洪秀全是把《礼运篇》当作儒家思想加以接受和运用的。 　　一八四七年三月，洪秀全在广州阅读了圣经，这是他第一次全面地接触了基督教的教义和思想。 　　《圣经》中有没有所谓原始基督教的平等思想？ 　　《新约》《使徒行传》第二章有这样一段话： 　　“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　且卖了田业家业，照着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他们同心合意，天天恒切的在殿里，并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上帝得众百姓的喜爱。”（《新约圣书》，页192，1913年圣书公会中译本：下同，）第四章又有下列一段话： 　　“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凡有田产房屋的都变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着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同上，页196） 　　所谓《圣经》中的原始基督教思想，大概就是这些了。 　　一八五○年十一月初，金田起义前后，开始实行了体现财产公有和消费平等的圣库制度。根据《太平天国起义记》记载： 　　“前此各教徒已感觉有联合一体共御公敌之必要，彼已将田产屋宇变卖，易于现金，而将一切所有缴纳于公库，全体衣食俱由公款开支，一律平等。”这种圣库制度和前引《新约》《使徒行传》中的记载是十分相似的。圣库制度这个体现财产公有、平均消费的形式，很可能是从《新约》《使徒行传》中得到启示而确立的。但是，洪秀全的财产公有，平均消费的思想本身，不大可能是从圣经中取得思想资料的。这因为：第一，早在洪秀全接触圣经以前，他的财产公有、平均消费的思想就已经形成了；第二，从整个说来，圣经并没有宣传信教的人要把全部财产上缴给上帝，也没有宣传平均消费，即使《使徒行传》也不例外。《使徒行传》第十章有这样一个故事： 　　“在该撤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的人和他全家都敬畏上帝，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上帝，有一天，约在第九点钟，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上帝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对他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对他说：您的祷告和您的周济，已经上达，在上帝面前蒙纪念了。”（《新约圣书》，页210。）第十一章又有一段说： 　　“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亚伽布，站起来，藉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革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意，照着各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款交付巴拿巴和扫罗的手，送到众长老那里（《新约圣书》，页206。）。”可见，基督教的信徒仍然有自己的私有财产，并没有实行财产公有，消费当然也不会是平均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