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三部曲全景描绘了抗日战争时期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多样的命运和学术追求。整部作品的时间跨度近一个世纪，作者对这些知识分子群体命运作了细致的探查与披露，对各种因缘际会和埋藏于历史深处的人事纠葛、爱恨情仇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释解。

　　本书是《南渡北归》第一部，描述了抗战爆发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的生活，以及从敌占区流亡西南的故事。

　　出生世代书香官宦之家

　　从李庄出发的彭山汉墓考察发掘团，除吴金鼎、王介忱、夏鼐之外，还有一位与吴、夏二人同在伦敦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专业的女性曾昭燏。吴、夏、曾三人，是李济领导下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鼎盛时期所拥有的留学英伦的三只最著名“海龟”。

　　在新生代考古学家中，堪与夏鼐叫板匹敌者，便是他在英国伦敦大学留学时的女同学、晚清“同治中兴名臣”、曾国藩家族后裔，具有女中英豪之誉的曾昭燏。

　　曾昭燏是曾国藩二弟（行四）曾国潢的长曾孙女，按照曾家“国、纪、广、昭”的排列，曾昭燏属于第四代。曾昭燏出生在湖南湘乡县（今双峰县）荷叶镇峡石村曾家“万宜堂”，母亲共生十三个孩子，其中六个早夭，七个长大成人，依次是：长兄昭承、二兄昭抡、昭燏、弟昭拯（又名昭杰）；二妹昭懿、三妹昭鏻、四妹昭楣。兄妹七人皆勤奋好学，且学有所成，各有所长。昭承为美国哈佛大学硕士；昭抡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昭杰为上海大夏大学学士；昭懿为北平协和医学院著名妇科医师林巧稚的学生、医学博士；昭鏻为西南联大经济系学士；昭楣为西南联大生物系学士。七兄妹中名声最大者，当是昭燏的二兄、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49年之后一度出任北大教务长、高教部副部长的著名化学家曾昭抡。

　　曾昭燏出生时，曾家虽失了往日的辉煌，但豪门显宦的余晖仍照耀着这座标志着梦想与荣光的巨宅深院。曾国藩的嫡系后人及诸弟的后人，无不被这位同治“第一中兴名臣”光辉笼罩。而曾氏家风中蕴涵的一种脚踏实地、明智的奋发精神，则是由曾国藩一手促成，此点在社会变革的时代尤显重要和难得。

　　在这种家风熏染下，曾家后人中为官者越来越少，更多的是凭一技之长如数学、化学、教育、考古学、艺术等，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这个转变是从精神上使曾家达到了曾国藩所谓“福泽悠久”的功效。曾家的男性如此，女性亦然，且多有特立独行、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如曾国藩的曾孙女曾宝荪就算是一个极好的例证。1918年，曾宝荪与胞弟曾约农在长沙创办教会学校艺芳女校，后担任过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1928年出席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会议，1948年被选为国大代表，成为中国妇女自强自立的典范。

　　曾昭燏1923年刚满14岁的时候，与其姐曾昭浚一起离开湘乡荷叶镇来到长沙，进入堂三姐曾宝荪创办的艺芳女子中学读书，翌年曾昭浚得伤寒症死去，曾昭燏备受打击，母亲一度让她回湘乡，免得再染病身死，幸得曾宝荪力劝才得以继续留校就读。

　　在艺芳这座基督教会的学校里，作为校长的曾宝荪期望学生“好学，又不专读呆书”，能“崇信基督，又不忘孔孟之道”，能“守校规，又能提出有条有理的建议”。这些校训和教育方法给少年曾昭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曾昭燏回忆说：“艺芳虽不是教会学校，而教育带有宗教性，因曾宝荪是个基督徒，不过她不是个普通‘吃教’的人，而是一个对于基督教的哲理有研究的人。她每天早上和我们全体学生讲话，告诉我们：‘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 ‘做事要负责认真，做人要勇敢坚强，有是非心，有正义感’ ‘要爱人如己，牺牲自己，帮助别人’。这些话在我生平做人上，起了相当大的影响。”

　　1929年夏，20岁的曾昭燏于长沙艺芳中学毕业，校长曾宝荪劝其留在长沙升学，日后好在艺芳教书。曾昭燏出于对堂姐的崇拜，愿意留下，但其二哥曾昭抡力阻不允，并召其到南京或上海升学。在其兄的坚持下，曾昭燏来到上海住到法租界大哥昭承家中，由正休假住在上海岳父俞明颐家的二哥曾昭抡负责为其补习功课，准备报考中央大学。经曾昭抡一个暑假的辅导，曾昭燏报考中央大学并被外文系录取，秋季开学成为中大的学生。1930年秋季开学后，曾昭燏转入中文系。当时的中大中文系，可谓名师云集，高手如林，如黄侃、吴梅、胡小石、汪东等均于此执教。在几位大牌教授中，对曾昭燏思想学识影响最大的师辈人物首推胡小石。

　　关于从胡小石问学的这段经历，曾昭燏有一段颇含深情的回忆文字：“余自一九三一年秋始识师。其时师在金陵南雍讲甲骨文及金文课，余往听课，惊其引证之渊博，说理之致密，自是有课必往听，亦尝登门请益。师手写声韵表及说文双声字例，皆命余誊录一遍，余略知古文字声韵之学，皆师之教也。师讲中国文学史、楚辞、陶谢诗等课，不仅见解精辟，且深得其神味，听者座无虚席……”

　　首位赴海外读考古学的女性

　　斗转星移，曾昭燏对其师的治学渊源和精髓深有领悟，而对音韵学的感悟、研习更是颇得要领，曾昭燏在伦敦大学研究院所做的洋洋十多万字的硕士论文《中国古代铜器铭文与花纹》，即是在《古文变迁论》基础上深入细致研究和对胡氏治学路数的传承。

　　中央大学毕业后，曾昭燏担任金陵大学附属中学国文兼职教员。1934年秋考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深造，与其同班的有游寿、沈祖棻等几位好友，胡小石在此兼课讲授书法史课程。其间，她完成了《读〈契文举例〉》一文，刊于1936年本校《小学研究》杂志。

　　1935年3月初，曾昭燏辞去金陵大学研究班学业并辞去附中教职，在两位兄长的资助下赴英伦求学。行前，曾昭燏辞告亲友，登诣师门，一一作别。特诣胡小石“愿夏庐”与恩师家人告辞。

　　3月13日，曾昭燏由二位兄长送至上海码头，登上意大利邮轮，赴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这是中国首位赴海外就读考古学的女性，正是在这所世界著名的大学里，曾昭燏与吴金鼎、王介忱、夏鼐等三位海外学子不期而遇了。

　　通观中国近代杰出女性活动的领域，多是在文学、艺术、教育、医学等几个门径中来往穿梭，而曾昭燏却从古文字学入手，最后选择了连许多男性都望而却步的田野考古学，而且能坚持下去，并蔚然成家，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女性奋斗史上的一个令人惊叹的异数。

　　1937年6月初，曾昭燏以学术论文 《中国古代铜器铭文与花纹》，得到导师叶慈的赞许并获文学硕士学位。这篇论文实乃一部专著，文中所列古代铜器上的600种徽识，是从2082件青铜器中整理得来。这是曾氏留学海外数年的收获，也是她的成名之作，因了这部大著，曾昭燏在学术界的地位由此奠定。6月底，在牛津就读的俞大絪、俞大缜结束学业，与曾昭燏一起离开伦敦抵达巴黎，在稍事游览与休整之后，俞家姐妹购买船票归国，曾昭燏则按照中央博物院李济的约定和学习计划，赴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参加什维希威格（Schleswig）为期十个月的考古实习。

　　曾昭燏到达柏林的这天，卢沟桥事变爆发，曾氏闻听，大为惊骇，使刚刚告别同学加亲友、孤悬海外的她，“感觉沉闷愤激”和心中凄凄。直到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的消息传来，曾昭燏与同学们才“以万分振奋的心情，注视这战事的发展，而且慎重地考虑自己能在这抗战中做些什么事”，并“开始痛恨自己为什么要学历史考古，想当初如果随曾昭抡学化学多好”。

　　几个月后，曾昭燏主动放弃留在英国工作和戴上博士帽子的心愿，决心辞去教职，回归祖国。在任叶慈助教期间，她陆续完成了论文《论周至汉之首饰制度》和《博物馆》等两部专著初稿，后在国内出版。

　　1938年9月19日，曾昭燏向导师和伦敦大学校长告辞，起程返国。经过几番周折和长途跋涉，曾昭燏等终于在29日上午接近国境。

　　其后，“为了使国内田野考古学的炬火不熄灭”（夏鼐语），在国难当头的危难中，曾昭燏正式进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参加了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组的苍洱古迹考察团，于1939年2月9日与吴金鼎、王介忱等人，一道赴云南大理苍山洱海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借此际遇，曾昭燏大显身手，首次向中国考古界展示了她卓越的才华和广博的学识，发掘成果极为惊人。

　　1941年2月，曾昭燏以出众的学术才能和组织能力，被任命为迁往李庄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总干事。此时夏鼐已携英伦博士之盛名来到了李庄。自此，吴、曾、夏三位年轻的考古学家，势同滔滔不尽的江河穿越层峦叠嶂的高山峻岭，在扬子江尽头的小镇融会集结，并将以锐健的英姿和蓬勃朝气，荡漾开一片烂漫的风景。

　　抗战期间最著名的彭山汉代崖墓大规模调查发掘的序幕由此揭开。?ā???
　　关于从胡小石问学的这段经历，曾昭燏有一段颇含深情的回忆文字：“余自一九三一年秋始识师。其时师在金陵南雍讲甲骨文及金文课，余往听课，惊其引证之渊博，说理之致密，自是有课必往听，亦尝登门请益。师手写声韵表及说文双声字例，皆命余誊录一遍，余略知古文字声韵之学，皆师之教也。师讲中国文学史、楚辞、陶谢诗等课，不仅见解精辟，且深得其神味，听者座无虚席……”

　　首位赴海外读考古学的女性

　　斗转星移，曾昭燏对其师的治学渊源和精髓深有领悟，而对音韵学的感悟、研习更是颇得要领，曾昭燏在伦敦大学研究院所做的洋洋十多万字的硕士论文《中国古代铜器铭文与花纹》，即是在《古文变迁论》基础上深入细致研究和对胡氏治学路数的传承。

　　中央大学毕业后，曾昭燏担任金陵大学附属中学国文兼职教员。1934年秋考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深造，与其同班的有游寿、沈祖棻等几位好友，胡小石在此兼课讲授书法史课程。其间，她完成了《读〈契文举例〉》一文，刊于1936年本校《小学研究》杂志。

　　1935年3月初，曾昭燏辞去金陵大学研究班学业并辞去附中教职，在两位兄长的资助下赴英伦求学。行前，曾昭燏辞告亲友，登诣师门，一一作别。特诣胡小石“愿夏庐”与恩师家人告辞。

　　3月13日，曾昭燏由二位兄长送至上海码头，登上意大利邮轮，赴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这是中国首位赴海外就读考古学的女性，正是在这所世界著名的大学里，曾昭燏与吴金鼎、王介忱、夏鼐等三位海外学子不期而遇了。

　　通观中国近代杰出女性活动的领域，多是在文学、艺术、教育、医学等几个门径中来往穿梭，而曾昭燏却从古文字学入手，最后选择了连许多男性都望而却步的田野考古学，而且能坚持下去，并蔚然成家，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女性奋斗史上的一个令人惊叹的异数。

　　1937年6月初，曾昭燏以学术论文 《中国古代铜器铭文与花纹》，得到导师叶慈的赞许并获文学硕士学位。这篇论文实乃一部专著，文中所列古代铜器上的600种徽识，是从2082件青铜器中整理得来。这是曾氏留学海外数年的收获，也是她的成名之作，因了这部大著，曾昭燏在学术界的地位由此奠定。6月底，在牛津就读的俞大絪、俞大缜结束学业，与曾昭燏一起离开伦敦抵达巴黎，在稍事游览与休整之后，俞家姐妹购买船票归国，曾昭燏则按照中央博物院李济的约定和学习计划，赴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参加什维希威格（Schleswig）为期十个月的考古实习。

　　曾昭燏到达柏林的这天，卢沟桥事变爆发，曾氏闻听，大为惊骇，使刚刚告别同学加亲友、孤悬海外的她，“感觉沉闷愤激”和心中凄凄。直到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的消息传来，曾昭燏与同学们才“以万分振奋的心情，注视这战事的发展，而且慎重地考虑自己能在这抗战中做些什么事”，并“开始痛恨自己为什么要学历史考古，想当初如果随曾昭抡学化学多好”。

　　几个月后，曾昭燏主动放弃留在英国工作和戴上博士帽子的心愿，决心辞去教职，回归祖国。在任叶慈助教期间，她陆续完成了论文《论周至汉之首饰制度》和《博物馆》等两部专著初稿，后在国内出版。

　　1938年9月19日，曾昭燏向导师和伦敦大学校长告辞，起程返国。经过几番周折和长途跋涉，曾昭燏等终于在29日上午接近国境。

　　其后，“为了使国内田野考古学的炬火不熄灭”（夏鼐语），在国难当头的危难中，曾昭燏正式进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参加了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组的苍洱古迹考察团，于1939年2月9日与吴金鼎、王介忱等人，一道赴云南大理苍山洱海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借此际遇，曾昭燏大显身手，首次向中国考古界展示了她卓越的才华和广博的学识，发掘成果极为惊人。

　　1941年2月，曾昭燏以出众的学术才能和组织能力，被任命为迁往李庄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总干事。此时夏鼐已携英伦博士之盛名来到了李庄。自此，吴、曾、夏三位年轻的考古学家，势同滔滔不尽的江河穿越层峦叠嶂的高山峻岭，在扬子江尽头的小镇融会集结，并将以锐健的英姿和蓬勃朝气，荡漾开一片烂漫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