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会悟1898年出生于浙江乌镇的书香门第，16岁就读于嘉兴女子师范预科班，后入湖州湖郡女塾攻读英语，其间经常阅读《新青年》杂志，曾写信给主编陈独秀，拥护他所宣传的新思想、新文化及提倡白话文的主张。陈独秀回信赞许勉励。

受五四运动影响，王会悟前往上海寻求妇女解放途径。通过陈独秀的关系，由上海学联介绍加入了中华女界联合会，被会长、黄兴夫人徐宗汉委以文秘之职。她先是住在徐宗汉处，后搬到渔阳里2号陈独秀家中居住。

1920年夏，留学日本的李达回到上海，与陈独秀、李汉俊等组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为活动方便，寄居在陈独秀家的亭子间，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并主编《共产党》月刊。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筹组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王会悟是第一批团员。她与李达都借住在陈独秀家里，平时经常帮李达誊抄文稿，由衷崇敬其信仰与学识，李达则赞赏她对新思想的追求。两人由相识而相知、相爱，于1921年4月结为伉俪，婚后移居成都路辅德里625号。

陈独秀出于在广州发展共产主义组织的考虑，应邀赴广东担任省教育委员会委员。李达、王会悟夫妻搬回了渔阳里2号，陪伴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原由陈独秀所任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书记一职，先由李汉俊后由李达代理。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尼克尔斯基来了上海，秘密会见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李达、李汉俊，达成一致意见：应该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

李达、李汉俊征得北京的李大钊和广州的陈独秀的同意，向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发去通知，请选派代表来上海参加中共建党大会。

一大召开在即，东道主上海的代表李达、李汉俊忙着大会筹备。王会悟为“二李”分担任务，领受了安排代表食宿、选择开会地点等事务。

开会的地点，王会悟物色过好几处，但均因不甚理想而放弃。后来选中了当时人称“李公馆”的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请看她的《我为党的一大安排会址》所言：“关于会场，我想到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到外地避暑去了，房子空着，就去找李汉俊商量借用，李汉俊一口答应了。”

　这里是李汉俊的兄长、同盟会元老李书城的住宅，弟兄俩都住在这里。李书城曾任武昌首义战时总司令部参谋长，参加过“讨袁”、“护法”，当时住宅里只剩下李汉俊及厨师、女佣看家。厨师、女佣忠诚老实，不会多管闲事。且李公馆环境僻静，前后有门，出入方便，这些都有利于会议安全顺利进行。再则，有李书城的显赫身份作掩护，官府、军警是不敢贸然光顾李公馆的，安全系数相对高些。

　一大的代表们大多来自全国各地，必须有个安全的住宿膳食处。王会悟考虑再三，想到了法租界的博文女校。

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参加过辛亥革命，曾在上海组建女子军事团并任团长，后来定居上海，与黄兴夫人徐宗汉等创办博文女校，推徐宗汉为女校董事长。王会悟与黄绍兰因徐宗汉的关系熟识，又志同道合，借用女校好说。至于选择博文女校的理由，王会悟回忆说，时学堂放暑假，校内无人，不会引人注目，安静又安全，离会场又不远，代表们来去方便。

主意已定，王会悟登门拜访了黄绍兰。毕竟内外有别，该保密的还须保密，王会悟说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来了上海，他们都是李达的朋友，托我租借女校校舍作为下榻处，如今女校放假，就请给个方便。

黄绍兰爽快地答应了。王会悟经实地察看，租下了前面一幢楼上的3间校舍。

代表们的安全至关重要，王会悟向黄绍兰再提要求：“旅行团大都是贫寒书生，就让他们在校里用餐，可节省些开销，还烦校长着人提防，以免小偷光顾他们的宿舍。”

“这倒也是。”黄绍兰当下指派一个厨役为他们做饭，又认真叮嘱厨役看好校门，不许外人进入学校。

代表们陆续到达，其中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等人住进了博文女校。

7月22日，13名代表聚集在博文女校住宿处，举行了一大预备会议，推举张国焘为大会执行主席，毛泽东、周佛海为会议记录，还商讨了会议议程。

王会悟也来了女校，坐在阳台上边摇芭蕉扇，边注视校门及上楼来的方向。

自代表们入住博文女校起，由于“熟人”的关照，自始至终安然无事。请看一大代表陈潭秋的回忆：“……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楼下女学校，因为暑假休假，学生教员都回家去了，所以寂静得很，只有厨役一人，弄饭兼看门。他受熟人的委托，每天做饭给楼上的客人吃，并照管门户。不许闲人到书房里去，如果没有他那位熟人介绍的话。他也不知道楼上住的客人是什么人……”

文章中的“熟人”，就是王会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