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镇海区妇联 发布日期： 2010-06-09 14:35:22

　　1950年6月10日下午4时30分，台北马场町刑场响起了一阵枪声，中共党员朱谌之和国民党的参谋次长吴石中将、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东南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长聂曦上校一起倒下，他们为解放台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2005年10月11日的《参考消息》用了两个版面的篇幅，刊登了《两岸追寻朱谌之遗骸内幕》的综合报道，有朱枫烈士在刑场上最后拍的照片，也有马英九在2000年8月参观“1950年仲夏的马场町———战争、人权、和平的省思”特展的照片。60年过去了，朱枫的遗骸虽然至今还未找到，但烈士的精神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

　　【出身富家，拜师沙孟海】

　　1905年11月22日，朱枫出生在镇海税关弄一家报关行内宅。原名启英，学名贻荫，小名桂凤;后请沙孟海大师改名谌之，字弥明，朱枫是她参加革命后的用名。她父亲是当时镇海的一位大渔商，母亲姓陈，是当地一家报关行老板的独生女。

　　朱枫自幼聪慧好学，9岁时就读镇海县立女子小学(现已改名为镇海实验小学)，学制7年。毕业后就读宁波竹洲女师，与陈修良是同学，两人都是班长。在进步思想影响下，一起参加了因孙中山逝世和“五卅”惨案所引发的学界风潮。

　　1926年，朱枫21岁，女子师范毕业后在上海的一户人家里任家庭教师。与早期参加革命的陈修良等在上海重逢，得以结识沙孟海，拜师研习书艺。因笔法大有长进，受到老师称赞。

　　一年后，她远嫁到东北奉天(今沈阳)，丈夫也是镇海籍人士，是兵工厂的大技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随夫返回镇海，用4000元大洋购买了在鼓楼一带的住宅。但好景不长，年长她22岁的丈夫第二年就去世了。此后，她度过几年旧式家庭的主妇生活。

　　1937年，日寇入侵，镇海抗日救国运动也掀起了高潮。在家族年轻人的带动下，她投身时代洪流，自发组织抗日宣传队，用自己的房子出资开办镇海工艺传习所，救济难民，抢救伤员，支援前线。

　　此间，她与朱晓光从相识到相爱。1937年底，两人一起举家离开镇海，投奔晓光二哥曦光工作的新知书店，随着迁到抗战中心武汉。

　　1938年初，朱枫结识了新知书店经理徐雪寒等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看到新知书店资金困难，就用变卖家产所得的500元资助了这家革命出版发行机构，并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徐雪寒为三联书店的创始人之一，“文革”后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徐雪寒在1990年写的回忆文章中有这么一段描述：“我虽然看她满面风尘，像一个中年世俗妇女，但眉宇间有英秀之气，看上去是个知识分子，她用变卖家产所得，对新知书店投下一笔数目较大的资金。说是投资，是句门面话，实质上是对党的出版事业的无偿捐献，这一点，她和我们都心中有数。对于我们这家资金十分窘迫的书店，实在是雪中送炭，大大鼓舞了我们在艰苦生活中坚持岗位工作的士气”。

　　【变卖钻戒资助革命】

　　1938年秋，朱枫在湖南常德生下儿子朱明。安顿好家人后，于冬天抵达东南抗日重镇金华，重回新知书店工作。1939年秋天，随丈夫朱晓光进入皖南，在新四军随军书店工作。朱枫在随军书店工作了一年多，当时她除了管门市外，也向野外上大课的学员们供应书刊，并旁听讲课。

　　根据原新四军教导队的一位学员回忆：“朱枫同志在那个小山村近一年多时间里，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她吃的是和战士们一样的大锅饭，睡的是一块大门板，住的是店堂透顶(皖南民房天井在屋子中央)边上的一角。她完全有条件改善自己生活中的一切，但她却不顾这些，平静而愉快地工作着，充分地表现出她是一个为革命献出一切的人”。她还帮助一些新四军战士，代寄书信、转送包裹，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后来由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朱枫在皖南事变前就撤离了，转到别的工作岗位。

　　在随军书店工作前后的这段时间里，朱枫多次捐款资助革命。其中1939年夏天，为帮助台湾爱国志士李友邦筹建台湾抗日义勇队捐资800元，解决了义勇队初建时的经济困难，还出资购买衣服蚊帐送给“台少团”。一次新四军军医处组织捐款，当时军医处的津贴每人每月只有5角钱，而朱枫一次就捐了200元。1940年秋奉命撤离后，与朱曦光同去日伪统治下的上海采购印刷物资，因资金不足，朱枫变卖了母亲送她的钻戒，得款3000余元。购买了急需的印刷用品，并亲自押运走海路，绕道香港等地再从水路转运至桂林，有力地支持了党的出版事业。

　　陈修良母亲的家是党在上海的秘密联络站，朱枫看到房子里没有什么家具，会引起警察的怀疑，她二话不说立即自己掏钱买回一些桌椅，找来一些字画等装饰起来。以至时任对台工委书记，解放后任浙江省省长的沙文汉也忍不住说：“不能再让朱大姐拿钱出来了，她已经没有多少钱了。

　　【三入集中营，助夫越狱】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随新四军部队突围的朱晓光被捕关押在上饶集中营。朱枫在桂林得到消息后，经党组织安排，通过当时在上饶第三战区粮食委员会任职的孙晓村，疏通关系，化名周爱梅，于夏秋间三次乔装探监并设法营救。

　　朱晓光在以后的回忆录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1941年8月，朱晓光在上饶集中营还不到半年，但已经被折磨得浑身伤病，长满疥疮，气息奄奄。

　　朱枫第一次到集中营时，先给朱晓光带来了一些钱和毛背心。看到他缺医少药，特别需要治疗回归热和虐疾等病的特效药时，又从外地购买了药品。

　　一个月后，她又第二次到上饶集中营探访，带来了一大瓶1000粒装的奎宁和一些散装的“606”针药等急需药品。因当天没有赶上去衡阳的火车，第二天又再次到医护所看望朱晓光。特务头子看到“周小姐”穿戴打扮不俗，有钱又有来头，就安排他们两人单独见面，要朱枫劝说朱晓光投靠国民党，这样就使两人有了单独见面的机会。他们利用这个短暂的时间，悄悄地相互安慰，互相鼓励，决心争取新的希望。后来，朱晓光用朱枫送来的药品，治好了病。恢复健康后，她把多余的药给了特务头子，让他发了一些财，使其放松了警惕，促成朱晓光能够越狱成功。

　　1944年10月，朱枫在新知书店驻沪办事处筹备的同丰商行工作。由于被敌特份子混进，不久，同丰商行遭敌人破坏，很多同志被捕，被关押在日军沪西宪兵队的牢房里。朱枫经受住了严酷刑审的考验。由于朱枫没有暴露，后被组织营救出狱。

　　出狱后，她为了获取被日寇封存的同丰商行账册和现金，经过周密计划，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冒险爬进同丰商行的气窗，找到被查封的现金、支票。后来，她用这些钱救济出狱战友，疏散同志。

　　经过党组织的长期考验，1945年春经徐雪寒和史永的介绍，朱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朱枫烈士纪念文集》中，程秉文有这样一段回忆：“1947年左右，我因商务关系，到上海去了几趟，就这样跟朱枫同志认识了。当时她为了工作需要，以一种上层社会妇女的打扮出现在我的面前。她穿着一身黑旗袍，梳着一头披肩短发，给人一种既端庄持重，又不失大家闺秀出身的神韵……吃过晚饭，她请我到她家去坐坐。路上，她说她跟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住在一起，她的妹妹在一个高级特务机关工作。进了她的住处，看到不少身着戎装的国民党将校军官在大厅里，我不禁由衷地佩服她的勇敢，真是一个有胆有识的女中豪杰。在她家里，我看到了她写的书法条幅和画的翠竹丹青。笔墨洒处，犹见精神。”

　　1944年至1948年秋，朱枫在上海工作期间，度过了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特务统治最黑暗的年代。在与这些魔鬼交往中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朱枫沉着应对，为了党的事业，把生命置之度外。 很多同志在回忆朱枫这段工作的经历时，都不约而同地说：“那真是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啊”。

　　【同志们的“朱大姐”】

　　在《朱枫烈士纪念文集》中，有很多战友都对朱枫认真工作、关爱同志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形象。曾在上海新知书店属下的同丰商行工作过的离休干部徐波回忆，“我是在1944年底被捕，不久被保释出来;走出日本人的监狱时，身无分文，朱大姐得知后，把银行支票上仅有的7元钱，全部给了我，使我度过了等待去解放区的30多天日子。”

　　解放后任上海出版局副局长的汤季宏回忆说：“1948年1月我刚刚被营救出狱，但处境仍然危险，组织上分析有可能再次被捕，就决定让我转移去香港，领导把护送的任务交给了朱枫。送行那天，黄浦江上寒风凛冽，气温很低，朱枫送我上了去香港的船。由于是统舱席子铺，朱枫看到我这位小弟弟衣衫单薄，在刺骨寒冷的阵阵江风中冻得发抖，就悄悄地走进女厕所，脱下自己身上的厚毛衣，一定要我穿上。现在这件毛衣也一直保存着，成了朱枫留下的珍贵遗物。”

　　【冒死潜伏台湾】

　　1948年秋，朱枫调入中共华东局在香港设立的合众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任职，继续从事财经和秘密交通工作。在《朱枫传》的年鉴中写着：“1949年年中，接受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的派遣任务，积极准备秘密赴台。”但当时，朱枫在给一些亲人的信件上没有暴露去台湾的计划。1949年9月底，朱枫写信告诉丈夫：“亲友邀请去台湾，是完全不能考虑的”。而在10月初，却不加考虑地决定去台湾，也使亲人很难理解。同年10月25日，她在寄给朱晓光的照片背面题词：“她已深深体验着：‘真实的爱’与‘伟大的感情’，从此，将永远快乐而健康!”

　　1949年11月25日，她离开香港，在送行的人群中，只有梁万程这位上海时期就是地下党的老朋友知道她去台湾，而其他人都以为她回上海了。送行的人中有一位叫林如云的同志，她在几十年后的一篇纪念文章中写道：“临别之际，她微笑着，有点激动，我只以为她怀着回沪与家人团聚的喜悦，却没有理解这是一个深入虎穴，冒死出征的战士的壮烈情怀。”

　　轮船经过两天航行，也就是1949年11月27日，抵达台湾基隆，她的女儿阿菊和女婿王朴坐着警务机关的吉普车从台北到码头迎接。虽然阿菊并非朱枫亲生，但母女关系一直很好，前夫去世后身为继母的她，将亡夫所留下的财产分割成四份，分别给了前夫和原配夫人留下的四个孩子。阿菊最小，当时只有16岁，朱枫很照顾她，还把她介绍进入无线电技术培训班学习，后进入国民党警务机关工作。

　　根据在香港时的商定，朱枫到台湾后要联系的是两个人。一个是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蔡孝乾从小参加革命，1932年加入红军，是唯一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台湾籍人士。他在延安期间任反帝联盟主席，是七大的中央候补委员。

　　朱枫要联系的另一个人就是国民党参谋次长吴石中将，这是一位能文能武，曾受蒋介石赏识，并在非常时期委以要职的智囊人物。抗战胜利后，吴石将军对蒋介石集团独裁本质有所认识，与一些国民党著名民主人士一起加入了民联。1949年初，吴石开始直接向我地下党提供军事情报，同年6月，吴石赴台临行前，又去香港同地下党联络，还送去两份重要情报，并安排了赴台后的工作联系方法。

　　朱枫通过几次走访，从吴石将军处获得了已经准备好的情报。这些情报中有国民党军队各大队的番号、驻地、飞机种类、架数等记录，炮兵团、战车团数量，某司令部等几个主要军事机关的长官名册，一些军、师部队的枪械数量表册，还有区域军事势态图等等。朱枫把情报交给蔡孝乾，再通过台湾地下党的秘密渠道送回大陆。

　　【逃离虎穴又进狼窝】

　　经过一段紧张工作，就在朱枫这个特派交通员的任务已经完成准备返回时，突发事件出现了，先是台工委的副书记被捕，而后蔡孝乾也在1950年1月29日被捕。朱枫在同年1月14日写给爱人和女儿的信中说：“凤将于月内返里一行，约有一周至旬日可留。”但朱枫没有能离开台湾，虽然蔡孝乾在被捕前已经向朱枫发出了危险的信号，朱枫也在吴石将军的帮助下乘军用飞机于2月4日到达舟山。

　　但当时的舟山，是人民解放军随时准备解放的一个重要军事目标。国民党军队已经从6万人增加到12万人，舟山本岛的定海几乎成了一座戒备森严的大军营。为了防止解放军进攻，国民党军队还在海上实行了封锁，朱枫虽然逃离了虎穴但又进了狼窝。

　　蔡孝乾被捕后不久就叛变了，敌人用朱枫留给蔡孝乾的电话号码打通了阿菊家的电话，获得了朱枫乘军用飞机离开台湾已经到达舟山的消息。台湾的保密局就紧急行动起来，在舟山撒下大网。朱枫转移到沈家门后，在当时规模最大的存济医院里躲藏。她每天清晨不论天气再寒冷，都要到江边的码头打听有没有渡海的民船，但得到的结果都是失望。

　　本因回家过春节的朱枫，随着敌人大网的收紧，于1950年2月18日，也就是农历正月初二的早晨被捕了，当即被押解到定海县城里的看守所严密关押。2月26日夜里，朱枫知道营救无望，决心以死相拼，用身上的金锁片和金手镯吞金自尽。第二天清晨，特务发现了生命垂危的朱枫，立即进行抢救，台湾的毛人凤深知朱枫的价值，急忙调来一架飞机把朱枫押至台湾，强制灌泻药排出金块。

　　朱枫身体稍有恢复，台湾保密局的特务们用尽办法，迫使朱枫投降。但他们很难理解这个出身富家，生活优越的才女比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蔡孝乾的骨头还要硬。当年负责抓人的国民党保密局谷正文少将，有一段关于中共女特派员朱谌之的议论：“朱匪于被捕夜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对应付事变，早有准备;匪干(指朱谌之)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之处……”

　　国民党当局组织了特别军事法庭，蒋鼎文上将任审判长，另有四位将军担任审判官，1950年6月10下午4时秘密开庭，宣判了朱谌之、吴石、陈宝仓、聂曦的死刑。

　　【红色小楼今成纪念】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主管部门对朱枫烈士进行了详细的调查，1983年4月作出了《关于朱枫同志的组织结论》。结论指出：“朱枫同志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一个革命者，共产党人为革命、为人民忠贞不屈的革命精神。1951年7月17日上海市人民政府给朱枫同志家属颁发了《革命烈士光荣证书》，这是朱枫同志为党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明证。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凡对朱枫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该一律推倒。”

　　朱枫的家乡镇海人民也一直缅怀烈士的英雄事迹。1984年，朱枫的老同学、老战友陈修良到镇海参观朱家花园，登上了在学生时代就与朱枫一起住过的小楼。据当时陪同的县党史办负责人介绍，陈修良看到朱枫烈士在青少年生活过的旧址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就激动地说：“我们不能忘记历史，要重视和宣传烈士，要保留遗址，朱枫烈士对下一代的教育很有意义。”后来，镇海中学在扩建校园拆除朱家花园时，保留了憩园一角，建立了朱枫纪念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