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给儿子的最自由的教育
梁漱溟著乡村建设理论
怪的是,父亲梁漱溟对他采取了任其自然的态度,后来还是别人劝说才又去上的学。
梁培宽在回忆父亲时,常说:“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的……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力。他从不以端凝严肃的神气对儿童或少年人……先父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让我晓得他不同意而止,却从不干涉。”
梁漱溟这种教育方式贯穿始终,梁培宽亦记得父亲从未在学习或者成绩上要求过他们兄弟俩。一次梁培宽考试得59分,曾拿学校要求补考的通知给父亲看。“他只看了一眼,就又还给了我。”梁培宽说,父亲其实并非对自己要求不严,而是他认为这种事情你知道了好,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负责。梁漱溟甚至把他的这种教育方法用到了自己的政治试验上。
1917年梁漱溟出任北大讲师的时候完成了他的巨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在这一时期显露出入世济人的心怀,称“吾辈不出如苍生何”。他把解决中国问题的重点,落实在社会改造上,他想出的办法是“乡治”。
在成功说服军阀韩复榘后,梁漱溟得以在河南、山东开始他的“乡村自治”试验。
梁培恕说父亲的乡村运动,最先提法是乡村建设。父亲的理想是要教育全民,创造新文化,改造思想。梁漱溟认为,旧中国传下来很多弊病,比如政治上不上轨道,是因为旧思想作祟。改造中国,思想是阻碍,不是枪、不是政权。所以他把乡村建设运动的主旨定为八个字:“团体组织,科学技术”,是要把散漫的、只顾自家自身的农民组织起来搞生产,在生产中学习和运用科学技术。
在山东,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有很大“特权”,他的邹平研究院实际上代行了全县的行政管理功能。他在推行自己的试验时,将乡、村一级的行政机构全部去掉,在邹平只保留了一个县政府。实际上,在邹平的乡村试验更像是梁在教育孩子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无为而治”,更多的时候,他把功夫用在对农村人的精神教育上。作为当时的“特区”,邹平县是不向省里交税的,每年还要从省里拿一些补助,研究院的知识分子们的工资也都来自于行政。梁培恕认为,当时的“官办”色彩还是很浓。
梁漱溟发起的这一运动因为抗战被迫中断了。后来梁培恕又回过几次邹平,那里的人们现在还记得梁漱溟当时办学校的情景,因为宣布穷人的孩子可以不交钱上学,当时有好多农民的孩子也都去上学了。但不收学费也造成了后来学校经费紧张的问题。然而老百姓经济上确实有了改变,比如会种蚕、种棉花,还开展了手工业,有了化工厂、医院。但当地人对当初让大人和老人去认字什么的,并没有更多的积极性。“他们其实并不理解我父亲在做什么”,梁培恕说,父亲后来也和他谈过,可能再多几年时间效果也不会更好,当时理想主义的成分更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