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对我是恩重如山的，在我人生道路的关键时刻，父亲就象一颗北斗星给我指出一个正确的前进方向。

大概我还在读小学三年级（1962年）时，当时我们家有一本厚厚的小说叫《烈火金刚》，姐姐们都在看，我也很想看。但是，那时我认识的字还不多，书中有很多我认不得的字。有一天，我拿着这本书在乱翻，父亲正好回家来了，他见我手中拿着一本厚厚的书，便问道：“什么书？拿给我看看”。我把书递给了父亲。父亲接过书顺便就坐在写字台前的木椅子上。他翻看了一会说：“这本书很好呀，讲的是抗日的，书里讲的抗日英雄吕正操还当过我们的铁道部部长呢。你想看这本书吗”？父亲突然问我。“是的，但有很多字我都不认识”我回答说。“不认识没关系，你把不认识的字记下来，我下班后，你再问我”。我真没想到我很敬畏的父亲会说出如此让我温暖和兴奋的话，我那天非常高兴。

第二天我就开始看这部大部头。我照父亲所说的，对书中不认识的字就用铅笔做个记号，等父亲下班回家后，我就问父亲。父亲耐心地告诉我这个字该怎么读，那个字是什么意思。很快，我就被《烈火金刚》里精彩的故事迷住了。

随着我识字越来越多，我看书的量也越来越大，要问父亲的字也越来越多了，耽误父亲的时间也越来越多了。有一天父亲跟我说：“我教你使用字典吧，以后我不在家时，你自己可以通过查字典看书了，这样你不用等我回来就可以立刻明白书中的意思了”。就这样，父亲教会了我如何使用字典。在父亲不在家的日子里，我一边查字典一边看书，终于有一天，我把这部长篇小说看完了。

《烈火金刚》是我人生成长过程中所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那时，我才是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我就有勇气和能力看大部头的小说了，这个勇气和能力就是我的父亲给我的。我只要一想到这段经历，我对父亲就会从内心产生出一股强烈的感恩之情。

我小学时，父亲宁可让我跑远路也不让我“就近上学”，目的就是希望我能上一个虽然远一点但“更好一点”的学校。正是父亲的这个正确决定，我小学毕业时才能考上省重点中学。

“文革”期间，我初中的课未能上完就被“面向”到工厂去当学徒了。进厂不久，厂里发出一个通知，说是要开办一个夜校，专门为我们这批未正规毕业的学徒工进行文化补课，自愿报名。当我征求父亲意见时，父亲表示坚决支持我去上夜校。那时整个大陆还弥漫在“读书无用论”的氛围中，但由于有父亲的支持和指引，我安心地在那个“夜校”读了半年书。我没有想到这半年的“夜校”生活竟对我后来能顺利“考”上大学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2年，大学开始重新招生了。当我征求父亲是否同意我报名上大学时，父亲坚定地说“要报名”。当时我在工厂当工人，每月能拿到25元工资，但如果我去上学，不但没有这笔钱了，而且还要家里另负担我在大学期间的生活费，想到这里，我有点担心。于是我又小心翼翼地、试探性地跟父亲说“爸爸，如果我去上学了，就没有工资了” 。“我有呀，我给你呀”，父亲毫不犹豫地说。妈妈舍不得我走，就在一旁说”去读书离家就远了”。父亲马上对着母亲说：“我们要支持女儿去读书，这对她将来有好处”。

在父亲的坚定支持下，我走进了大学的校门，从此，我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当改革开放的浪潮掀起来后，命运的转折又一次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又面临着一次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否要冒险去改革开放的城市——深圳闯闯。

当我又一次把我想去深圳闯一闯的想法告诉了父母亲时，父亲再一次选择了支持。于是，我在深圳还没有找到落脚点时就毅然放弃了13年国有企业的优厚待遇和安逸的生活环境，带着儿子随着夫君来到深圳，开始了我后半辈子的创业生涯。

从此，我的事业和生活随着深圳的不断发展也“水涨船高”，我有了一份看起来还不错的稳定工作和收入，我还买了房子、车子，日子也越过越好了。

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我的父亲，由于他总是在我人生关键时刻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给我了支持和力量才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