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三十年代，当日寇鲸吞东北，蚕食华北，神州大地狼烟四起，祖国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一位归国的青年女侨生，满怀报国热忱，毅然投笔从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1937年起，拿起武器同民族敌人进行浴血苦战。使敌人闻风丧胆，她率领骑兵驰骋于雁北抗日游击战场上，经五年之久。成为传奇式的巾帼英雄，我军领导人贺龙同志曾在一次会议上热情地表扬她说：“欢迎你，我们的女英雄!听说鬼子听了你的名字都害怕呢，了不起!”终于在一次反扫荡突围中，为国捐躯，战死沙场。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对李林的英雄业迹予以高度评价。一九七二年，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到大同时，曾指示要宣传李林烈士为国献身的伟大精神。

　　李林的养父李瑞奇原籍漳州市芝山下(现大同路)，早年即远渡重洋到印尼泗水经商，开设瑞林、瑞南两家公司。养母陈茶在漳州家居，1915年于漳州塔口庵附近收养了一个刚出生四十大的女婴(即李林)取名李翠英。1918年陈茶携带三岁的翠英到爪哇。从此，翠英在印尼度过了童年，这时期，她就学于养父创办并任董事长的中华学校，取学名为李秀若。就学期间，她亲眼看到骄横的荷兰殖民主义者对印尼人民和华侨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使她从小就孕育着一颗热爱祖国，反抗殖民统治的心，也培养起一种倔强的性格和坚韧的反抗精神。

　　中华学校聘请了一些爱国的华侨教师，他们热心传播祖国的优秀文化和爱国思想。有一天，一位年迈的教师正在教室挂起大幅的中国地图，向学生们讲解着祖国壮丽的河山和悠久的历史。突然，一个飞扬跋扈的荷兰殖民官员，破门而入，怀着敌意训斥老教师：“可爱的先生，看来你的地理知识还挺丰富。可是，我要告诉你，这里是荷兰的占领地，你只能讲荷兰的文明和发达，不许讲中国，懂吗?”老教师反驳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不能讲中国。”荷兰官员轻蔑地讥讽道：“你是中国人，这是多么值得骄傲的啊!哈哈!”这时，怒不可遏的李秀若从座位上揭地站了起来，大声责问：“是中国人又怎么样?中国比你们荷兰大二十倍!”遭到痛击的荷兰官员老羞成怒，扯下中国地图，并对老教师嚎叫：“你们中国是东亚病夫，劣等民族，只有我们高贵的荷兰人，才配当世界的主人。”说着，把中国地图扔在地上，用皮鞋践踏了几下，然后扬长而去。老教师含着悲愤的眼泪，对同学们说：“孩子们，快快长大吧，长大了回到祖国去，为振兴祖国而尽力!”年轻的李秀若，牢记老师的教悔，并决心身体力行，付诸实践。

　　1929年农历五月，十四岁的李秀若随同养母陈茶、弟弟李永成回国定居漳州石码，就学于一家私塾。1931年秋，李秀若考入集美学校幼师，翌年秋转学于集美女中。学习期间，她既喜欢文学、绘画，又热爱体育，是一位兴趣广泛，勤奋好学的女学生。同时，她的装束、气质几乎与男孩无异，剪短发，着中山装，并常常跟养母表示想要参军打仗。有一派不让须眉的气概。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集美学校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李秀若加入学校组织的“抗日救国会，并成为“抗日义勇队”的队员。她在入队时宣誓：“余以至诚加入集美抗日救国会义勇队，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准备对日作战，为国牺牲，如有二心，天人共戮!此誓。”从此，她一直站在抗日救亡和抵制日货运动的前列，以实际行动实践着“为振兴祖国尽力”的教诫。

　　1933年12月，李秀若从集美女中毕业后，考入浙江杭州中学。一九三五年春又转学到富有革命传统的上海爱国女中。在上海这个花花世界、十里洋场，李秀若鄙视高傲的洋小姐，同情并接济贫困的穷学生。此时，她结识了进步同学胡文新，并在胡的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由于同学们的拥戴，李秀若还被选举为学生会的宣传委员。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北京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作为上海爱国女中学生会宣传委员的李秀若，积极组织同学们进行请愿运动和示威游行，他们冲破了印度巡捕和国民党军警的重重阻挠，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她还参加“平民夜校”的教学，，为普及工人教育，宣传爱国抗日思想而忘我地工作。她曾在《读<木兰辞>有感》一文中写道：“甘愿征战血染衣，不平倭寇誓不休!”表达了自己的激昂壮志。

　　—九三六年她参加了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五一”国际劳动节以及“五四”运动，“五卅”运动的纪念日等一系列集会游行活动。这年暑假，李秀若还参加了上海学联组织的大学生暑期抗日宣传团，宣传队伍沿着沪杭铁路线一路上以话剧、歌咏等形式向群众展开抗日宣传。并同国民党当局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些活动，引起了学校当局的注意，校方放出风声，要开除李秀若等爱国学生。于是，李秀若决定奔赴当时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北平。临行前，她还将自己的名字由秀若改为当时列宁的中文译音——李林，立志要当一名列宁的战士。

　　1936年8月，李林考进了北平私立民国大学，仍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地下党员吕光发现李林具有进步思想和爱国热情，因而介绍她参加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从此，李林经常阅读马列主义书籍，思想进步更快了。同年十二月，北平学联为抗议国民党当局逮捕救国会“七君子”事件，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李林荣任游行队伍的旗手，在吕光的指示下，李林勇敢机智地高擎红旗，带领队伍冲破反动军警荣置的重重障碍，坚持至游行胜利结束。由于李林经受了斗争的考验，不久，她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此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侵占我国东北三省之后，继续步步进逼我华北，向察、绥、冀东入侵。而国民党反动当局仍实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李林满怀抗日救国热情，毅然放弃学生生活，奔赴抗日最前线的山西太原。

　　李林到达太原后，立即与中共山西工委接上关系，组织上让她参加我党掌握的牺盟会所主持的军政训练班接受军训。她被编入第十二连，这个连有一个女学员班，她与从北平、天津、上海来的女学生一起被编入这个班。后来，由于到太原的女青年增多，训练班专门成立了一个女生连——第十一连，李林担任训练班党的临时组织——特区的宣传委员兼女子十一连的党支部书记。在老同志的帮助下，李林在学习和工作中受到革命斗争的实际锻炼，学会了不少工作方法。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总在革命队伍中起着模范带头作用。

　　1937年5、6月间，李林结束了军训生活，被分配到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工作。同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在李林的坚决要求下，党组织满足了她奔赴抗日前线的心愿，派她到大同牺盟中心担任宣传委员，同时参加雁北工委的工作。她先在大同积极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很快地打开了群众性的抗日救亡局面，这使日本特务，汉奸恨之入骨，他们曾向李林投寄恫吓书，她不屑一顾，泰然处之，而且激起更高的斗志。

　　1937年9月13日，由于国民党当局的消极抗战，导致大同的沦陷。李林随大同牺盟中心撤出大同。随后，雁北十三县也沦入敌手。李林一行进入雁门关，走至阳明堡时，遇到省委派来组建雁北特委的赵仲池、梁雷和老红军团长刘明生等同志。她要求重出雁门关，参加敌后游击活动。赵仲池等同志考虑到她是未经战斗锻炼的女同志，劝她回到太原，同样可以搞好抗日工作。但她意志坚定，态度坚决，组织上终于没有拒绝她的要求。

　　同年11月初，牺盟雁北游击司令部所辖的第一支抗日武装——平鲁游击队成立了(后改称雁北抗日游击队第七支队)。不久，由梁雷、李林发动群众，又组织了偏关支队(第八支队)，由李林担任指导员。她虽缺乏领导经验，但日夜煞费苦心地计划着支队的军事操练，政治教育和日常生活，在逐步摸索中积累和总结经验，加上后来调来一个军事干部的协助，终于使这个支队的工作健全起来，并成为一个模范支队。这两个支队成立之后，又在接连左云、右玉、平鲁、朔县，山阴、怀仁等县的洪涛山区开展军事活动，终于开辟了一片抗日根据地。

　　1938年3月，游击队受到大同敌军一万多兵力的袭击，由于敌众我寡，梁雷和不少战士牺牲了，队伍被冲散了。李林在危难中重新聚集了队伍，配合八路军一二○师主力部队回击敌军，先后夺回被敌侵占的七座县城。

　　1938年5月，部队奉命北上开辟绥南地区。队伍行至威远附近，李林带领三十多名战士掩护主力前进，在右玉县田成村，突袭敌伪军一个中队的马桩，缴获了一百多匹战马。这时，部队开始酝酿成立骑兵营，从小在南方长大的李林，竟以顽强的毅力练就了高超的骑术，驯服了身高八尺的蒙古烈马“菊花青”。同时，练出了双枪射击，蒙眼睛拆装盒子枪，单手装卸子弹等本领，使自己成为一位文武双全的指挥员。

　　同年6月，雁北抗日游击队改编为八路军一二○师独立六支队，原八支队和五支队合编为独立六支队的骑兵营，李林担任营的教导员。7月中旬，特委命令骑兵营护送绥南工作团北上。李林带领的骑兵营不仅确保了工作团的安全，还在大同口泉附近袭击了敌人一个据点，在返回途中又袭击了平绥路上的红沙坝车站，把一个日军小队打得落花流水，从此，李林带着骑兵营驰骋在雁北、绥南一带，经常主动袭击敌人，打据点、抓汉奸、配合兄弟部队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敌人的扫荡。从此，李林威名远扬，日、伪军闻风丧胆，称她为“顽皮女太君”，并悬赏五千元重金购买李林的头颅。

　　1938年9月，根据中共晋西北党委的指示，在平鲁县前榆岭村成立了晋绥边牺盟工作委员会，李林被调离部队，到边委会担任宣传委员。此时，边委辖有十几个县，上千个村，而干部只有七、八人。为培养干部，边委举办了干部训练班，李林担任了干训班的主要负责人。她废寝忘食，日以继夜地工作，在短期内训练出二百多名学员，让他们挑起县、区两级的领导重担。

　　1939年3月，李林应邀参加了山西土皇帝阎锡山召开的秋林会议，她以铁的事实，列举八路军英勇抗日战例，驳斥了顽固派对八路军的诬蔑。同年冬，蒋介石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共高潮，阎锡山充当急先锋，发动了“十二月事变”，李林率领边委警卫连配合六支队英勇反击，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逆流。

　　1940年1月，晋绥边召开全区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十一专署，李林当选为专署的秘书主任。随后，她又出席了在兴县召开的晋西北人民代表大会，被选为晋西北边区行政工署委员。会议期间，贺龙接见并表扬了她的英雄业迹，还让她骑上“菊花青”战马在会场门外的阳坡上奔驰腾跃。她向贺龙表达了重返前线杀敌愿望。贺龙支持她的想法，边区党组织也批准了她返回雁北前线的请求。

　　1940年4月，日寇集中八千兵力，分兵三路向我晋绥边区腹地洪涛山区进攻，疯狂地发动第九次“扫荡”。4月26月，专署机关和干训班在六支队和警卫连掩护下，向平鲁老城方向转移。由六支队开路，李林带领警卫连殿后，队伍行至陶小峰和青小峰村前的交叉路口时，先头部队遭敌军伏击，队伍被敌人拦腰截断，与六支队失去了联系。

　　在这危急关头，李林果断地命令警卫连队伍向东平太村转移，刚进村时又遭敌包围。为掩护机关人员和干训班学员突围，李林率领骑兵排向东大沟猛烈地冲杀过去，把敌人主力吸引过来，掩护机关和干训班人员安全突围。

　　此时，李林率骑兵排杀开一条血路，已突出敌人包围圈;但是，她听到东平太村方向枪声密集，担心机关和干训班人员未曾顺利突围。于是，又带领骑兵排再次冲进敌阵，跟敌人展开了惨烈战斗。由于敌兵越聚越多，我骑兵排战士们只得分散突围。此时，李林的战马中弹倒地，身边的两名战士也相继牺牲，李林身负重伤，被敌包围在小郭家窑村背后的阴凉山上，再对逐渐缩小包围圈的敌人，李林忍住剧痛，手持双枪，向冲在最前面的敌人交叉射击，又毙敌数名。最后，在敌人狂叫“抓活的”声中，李林抛掉驳壳枪、把小手枪中剩下的一颗子弹射进自己的头部。年仅二十五岁的李林，为了党的事业，为了祖国的独立，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战友的安全突围，流尽了自己最后一滴血，实践了她“为振兴祖国而尽力”的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