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冬我还在山西插队，虽然沒什么收入，生活条件较差，但好处是自由、沒人管。我和好友哈尔约定去河南干校探亲。我去看父亲，她去看她的继父，她叫他老伯伯。

我听从哈尔的搧动，决定和她一起扒車。我们花一角钱买了張站台票混上車，找了个靠角落的位子坐下来。我虽然天不怕地不怕，但还从沒干过违規的事，火車启动后仍心中忐忑不安，如坐針毡。哈尔鼓动我和临近的一伙人打扑克牌。乘警来查票，我们借着打牌的热火劲低着头起哄说：“一起的，一起的。”那伙人是集体去干校的，也说：“一起的，团体票。”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混了过去，一路无事。

車到信阳，下車后我们不敢走出站口，顺着铁轨向前走，摸出了車站。

我和哈尔先找了个小饭舘，解决肚子问题。买的什么吃的現在也忘了。只记得刚坐下就来了要飯的，衣衫褴褛蓬头垢 面，我第一次見到要饭的把手伸到桌前，居然吓坏了，一个劲儿的躲。哈尔也很紧张，但比我要勇敢不少，她只是不断的说：你们走吧，走吧。像是在求那几个乞丐。最后我们几乎是沒吃什么就逃走了。

我们一路腿儿着走到息县，中直机关的几个五七干校都驻扎在那里

找到报社的干校一看，就是几个大棚子。报上姓名和要找的人，不用说，都认识。干校的人不冷不热，但也还祘髙兴，毕竟是有人来探班了，总会有点热闹，虽是两个当权派的女儿，也碍不着谁什么。

先去看老伯伯，他是报社的主编，人瘦小，代付眼镜，笑脒眯的，非常健谈。老伯伯現在是放牛的老汉了，他歪坐在堤边，在阳光下显得懒洋洋的。和我讲了不少报社文革中的事。

父亲住在老乡家，我按照指点找到一个茅草房，喊了半天爸爸，从里边一拐一拐走出个老太太。她听不懂我的话，我也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好不容易她听明白我是来看爸爸的，把我引进草房，房间几乎是全敞开的，沒有门，只要沒人阻挡隨便进出。房间又暗又潮，四面透风，仃留片刻眼睛适应后我认出了父亲的衣物。父亲的房间收拾的还挺整齐，帎头下，有个半导体收音机，这是父亲在上海工作时从工业展览会上买的，当时祘是较稀有的。我拿着走出来坐在太阳下打开。老太太走过来很好奇看着，我耐下心告诉她，这个可以听广播，老太太拿过去，凑到干瘪的脸旁，眯着眼笑嘻嘻的。突然她猛发力，拍了一下收音机，用河南腔大喊：＂嗨，给我来个红灯记！＂我始料不急，慌忙抢过来，这是父亲在乡下很重要的伩息来源，让她拍坏了可不得了。＂不代这么玩的，不给你了。＂我调侃道。我突然发現身后有人，一转身，是父亲。

＂爸！＂我高兴地叫。

＂大英来了！＂父亲不知道我要来看他，所以十分惊喜。

父亲黑了不少，沒太瘦。精神还好。那时母亲己被解放回家。父亲也在这之前被三结合进了领导班子，在干校还混了个付連长之类的小官儿，比起父亲过去的军阶来这本就不是什么官儿。不过此时不是彼时，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哪怕能给个士兵的待遇已是欣喜万分了，这说明他们已经被解放。伟大领袖是很会调理干部的。

我发现父亲和小飯館里把我们吓跑的那些人简直是一模一样。他穿了件破旧的棉袄，袖口的棉花都露出来了，可能是为了保暖，衣服用个草绳拦腰扎着。棉裤肥大而皺折像拧的大麻花一样，脚上一双破棉鞋穿的歪歪斜斜的。只不过脸稍干净些。这哪是那个总是衣冠整洁，皮鞋鏳亮的爸爸！我想笑，但看他认真革命的样子我忍住了。五七战士大都这副装扮。

父亲带我一起到干校食堂吃饭，那天好像是改善生活，有红烧肉。人们都挺髙兴。我们拿个大茶缸子用发的飯票领了份饭菜，在院子里蹲下就吃。我看看杯子里说是有红烧肉也沒見几块，反正我也不在乎，挑出来给父亲。

＂嗯？你吃，你吃。＂

＂我不爱吃，不好吃。＂

＂小孩子，乱讲。＂父亲笑笑。

有人走过来打招呼，父亲髙兴的显摆：＂我大女儿。＂

其实干校里许多人是认识我的。

睌上我和哈尔住在女子宿舍里，所谓宿舍也就是四面透风的大棚子，有十几个上下舖，我睡在一个靠角落的上舖，有点新奇，也有点紧张，从小沒睡得这么高过，也好，就髙髙在上一回！躺下后回想来时的一路和父亲的样子，也说不清是什么滋味。不过，很快我就像以往一样＂睡的像死猪＂了。

淸早醒来，五七战士们都干活去了。我睡在高髙的角落上也沒人发現。迷迷糊糊爬起来，走出大棚，父亲正焦急地等我。

吃过早饭，父亲说他要开会去，给我佈置了工作就走了。

我被分派去帮助整理书籍资料。还算不错，沒让我去下农田。报社下乡建五七干校时可能认为要长期久住所以把许多书籍资料也弄去了，下去一看，只能下田干活儿。所有的书籍等都堆在自己搭建的大棚子里，乱七八糟的，可惜了。

我和一个年青人一起整理，按他的指示我搬动一摞一摞的书，把它们分门別类。开始只是听指揮，低头干活儿，不一会儿就熟识了，边干边聊也不觉得累。别看他年青，原来也是知名的大记者，文革了，下乡了，也就是五七战士了。

正忙着，走进一大个子，哈，大廖！我认识，是报社一廖姓编辑。因为个子大，人称大廖。大院里孩子有时会追着和他逗：＂大料的爱人是花椒！＂他也只是嘿嘿地笑。

＂大姑娘来了。＂（他称我妹妹是二姑娘）我能感觉到他们的友善。父亲为人善良谦和，还是很有人缘的。

下台的当权派和群众是不平等的，总是有些被打翻在地的味道，有些人对你还好，而相当一些人会很势利地欺负你和你的家人。

记得文革初始，父亲＂靠边站＂，我的好友何熔熔的父亲时任防化兵总参谋长，他和我的父母也很交好，想打电话问候一下父亲。电话打到报社被总机接线员卡住，该接线员是我们同宿舍楼一位赵姓编辑的老婆，以往遇見都是笑眯眯的打招呼，其时当听到电话要找严书记时，立刻恶语相向：沒有什么严书记！搞的熔熔的父亲一头雾水，吃惊不小。

更有一位祁姓男子三天两头打上门来，在我们家拍桌子摔凳子，甚至动手打人，一付流氓无赖的嘴脸。只因为他的私利沒有得到满足，借机发泄。而父亲总是一忍再忍。

干活儿熟了，那位大记者一个劲儿的夸我：你不错！

借着髙兴我说：沒人欺负我爸吧？你们沒有，对吧？

＂你爸？谁敢！老好人。老乡最亲的人，＂

＂什么意思？＂

我看他们都笑了。

原来这里面还有故事。干校比较公社的乡亲们还是畗有的，故常被穷怕了的乡亲们偷盗，甚至明抢。俗话说强龙压不住地头蛇。为了缓解双方矛盾，谈判后决定：生产队和社员有需要可以来借，但不能不声不响的拿。知识分子们书生气十足认为有借会有还，干校的财产还能保住。但是河南老乡有他们自己的規则，常是＂借＂而不还，其索要之广，几乎达到了凡是你能想到的，他们都能扛走，除了空气。干校和地方势力在偷、抢、借中周旋。慢慢地，生产队发现找那个代眼镜的去借成功率会髙一些。他们来＂借＂时常常会点名只找＂那个代眼镜的連长＂，干校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穷于应对，无可奈何。而这个代眼镜的＂老好人＂就是我那亲爱的老爸。用他们的话讲，多少代点＂内奸＂的味道。

晚上我和父亲讲起关于＂老好人＂的称谓，他只是笑笑说：＂在过去，这都是我们的基本群众。＂我知道，他的内心里还是同情弱者。

在干校住了几天，我准备走了。听说我想去上海看看从未谋面的姑妈和表兄妹，父亲很髙兴。

父亲出生上海，＂九一八事变＂时正在上海医学院读书，十八岁的轻年学子，满腔热血，愤然走上街头抗议国民党的不做为，号召群众起来抗日，却被以共产党的罪名抓捕入狱。在狱中他遇到真正的共产党大哥，从一个不知何为共产党的轻年成了真的共产党员，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出狱后投奔延安，走上了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

父亲一走就是十几年，到延安后又改了名，从此和家里失去联系。解放初父亲随陈毅接管上海，工作繁忙也沒能找到家人，以后又调任南京、北京。直到六十年代初才靠报社驻上海的记者几经周折找到他的姐姐和哥哥，即我的姑妈和大伯。

听父亲说姑妈一直以为父亲早已不在人世，每年淸明都会在门后为父亲烧纸, 每年春节吃年夜饭都要为他摆上一副碗筷。所以,虽从未谋面，我内心对姑妈格外亲近。

我和哈尔又一路去了上海，她去看她奶奶。我们住在奶奶家(这趟沒敢扒車）。

我見到姑妈一家，受到一生中从未有过的的隆重招待。我真是受宠若惊，不知所措。那时年少心粗，所以许多细节我也沒记住。只记得表哥、表姐、陪我游遍了上海的大小公园，景点。

几天的时间，我不断的听他们讲父亲对他们的关爱。

父亲和家里人联系上后回去探望家人，发现哥哥和姐姐家孩子多，经济上十分拮据 ，尤其是姐姐家。隨开始每月寄钱接济家用，大表哥当时考入复旦大学，因经济困难压力过大几乎要 輟学，父亲开导他，帮助他，如同对自己的孩子，他提起自己的侄子时总是说＂我的迦倫＂、＂我的迦琛＂。

那年父亲在上海最高档的饭店请他们全家人吃饭。伯伯、姑妈好几家十几口人兴致勃勃来到大飯店，因为衣衫破旧被门卫挡在外面，父亲闻讯赶到，亲切的说：来！来!都是我的家里人。门卫在首长面前不无尴尬，父亲则若无其事格外亲热。

文革开始时，父亲正在上海市委搞四清，被紧急召回北京。他深知姑妈家生活困难，临走他把所有的衣物全都留下，只穿一身单衣夾着公文包，可以说是净身回京。表哥提及往亊十分感慨：娘舅啊！

我見到姑妈、她拉着我的手一个劲的擦眼泪，而表弟则不停地说：真像小娘舅。我也有点伤感，但心中也不无得意：像爸爸！

姑妈倾其所有，做了满满一桌飯菜，像是满汉全席一样。現在回想，我那时的吃相一定很可怕。

一家人在一起吃饭，自然话题离不开父亲。

我口无遮拦，大讲父亲的趣事。

在延安，母亲病重，上级派一个人来接替她的工作。新来的负责人听说前任病重住院了，出于礼貌和关心，到医院去探視。看到病床上的前任不由倒吸口冷气，心想这个女同志病的不轻，怕是不行了。走出医院后他在延安城到处找棺材舖。这个新来的后任就是父亲。

听母亲还讲过父亲在延安的运动会上短跑第一，观看的人说这小伙子跑的像兔子一样。

姑妈说：＂你阿爹呀，小时候歌唱的可好了。不到十岁就到电台去唱歌表演了＂。

我说：我小时候在家和妹妹唱＂松花江上＂，爸爸下班回来说：＂老远就听你们在唱＂。我自认和妹妹都有付好嗓子，得意地说：＂好听吧？＂他却说：＂一个悲愤的抗日歌曲你们唱的像春天来了一样，沒有体会，味不对，还是唱別的吧。＂真是一点面子也不讲。

我说得兴致勃勃，引得大家笑声不断。

在上海看也看了，吃也吃了，玩也玩了，转眼就要过春节了，哈尔要陪奶奶过年，我也该辞别亲人回京了。

那时市场供应很困难，买什么都要特制的票证，过春节了才额外再多给几两。姑妈把过年配给的水磨年糕都积存起来，像搭积木一样横几条竖几条的錯落摞好（上海的水磨年糕像小孩的鞋底子一样，一条一条的）足有十来斤，再加上各色吃食，零七八碎的装了两大包，非让我帶回家不可。

我再三推脱，姑妈只有一句话：＂你爸爸喜欢，带上。＂

表哥和表姐们送我去車站，到入口处不许送站的人入内。大家都挤在外面。車来了，开闸放人。人群如潮水般湧上站台。我接过表兄手里的两个手提袋，用手帕把两个提手捆在一起，用力一甩，想一前一后的搭在肩上。太重了！我两腿一软差点儿跪下去，咬咬牙我挺了挺腰，拿出打篮球上篮的劲头，拨开众人，一步三摇的冲向車廂。身后传来表兄们上海腔的加油声：垮一地（ 快一点）！垮一地（快一点）！

車廂里熙熙攘攘，一遍混乱。但車过南京许多人下車后就慢慢静下来。入夜后車廂里空蕩蕩的，我也不困，索性摸出日记本想写点儿隨想，列車员走过，帮我打开了昏暗的灯。

火車是慢车,磨磨蹭蹭，大小站都停，第二天晚上总祘是到北京了。扛着东西好不容易到了家，敲开门，看到父亲居然在家！一陣惊喜后，我得意洋洋地展示包里的东西。＂水磨年糕！＂父亲喜形于色。姑妈真是沒錯，父亲是太喜欢吃这种南方的糯米点心了。

按照父亲的指示我把年糕泡了一天，再切成薄片，做汤或炒。那年糕不但磁实还挺粘，忒难切，我的手都被磨出几个水泡。当然吃是很好吃的。

父亲是被急召回京的。新疆和境外的一个大国边境发生冲突，而境内各派武斗正酣，各方派性严重。新疆自治区各地乱成一团。据说是当时自治区的一把手向中央打报告要求从内地调些可靠的干部去＂掺沙子＂。父亲是块革命的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这个从不拍马迎逢，兢兢业业工作的老实人，被推出来去边境地区＂和稀泥＂了。

过完年父亲要去戌疆了，我和母亲送他去車站。又是北京站，一年前父亲在这里送我去的山西农村。如今他要孤身一人去边疆了

站台上冷风飕飕，送行的人并不太多，大都相对无语。父亲笑着向我们挥挥手，走进车厢。母亲面色凝重地站在人群中。我却傻傻地想：也许一年半载父亲就会回京了。

車开了，移动的車窗从眼前闪过。突然，我看见一张熟识的面孔：费淼叔叔！他是父亲的老部下。他也和父亲一起去新疆！？我不由向前跑了几步，心却放下了点儿。母亲显然也看见了：＂费淼！费淼啊——＂母亲带着哭腔喊。我的心颤抖了一下，我觉得母亲心里呼唤的一定是父亲。

父亲出发了，玉门关外，边境线上，黄沙百战穿金甲；我又重返山西修地球；哥哥还在河南奋斗；十六岁的妹妹在内蒙的大漠中＂战天斗地＂；唯有逃过劫难的母亲孤单地留守北京，支撑着家的空架子。五口之家再次分处五地。

当全家重新团聚时，已是天翻地覆，九年以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