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俞平伯念念不忘的一封信
1937年,抗日烽烟燃起。朱自清随清华师生,辗转数千里,到昆明西南联大任教。俞平伯以“亲老”不能远离,留在失陷的北平苦守。在此期间,俞平伯只在与日本人没有什么关系的私立中国大学任教,薪水微薄。其间又两度遭窃,衣物丢失殆尽,境况颇为困窘。后来甚至不得不将家中旧物标价售卖,把这曾极风雅的“古槐书屋”当货场,俞平伯还亲自一旁记账……
北平沦陷后,一些文人受不了各方因素影响,竟出任伪职,替侵略者效起命来。这之中,以周作人的负面影响最大。俞平伯与周作人,关系在朋友及门人之间,彼此可称至交。周作人“落水”后,身在昆明的朱自清,对俞平伯与周作人的关系自然十分了解,他十分担心因受周作人影响,给俞平伯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正因为俞平伯所处环境特别,朱自清的关切就格外着重。抵达昆明后,朱自清仍常与俞平伯通信,相互慰藉,当然有支持之意。不久,朱自清以自己与俞平伯的交往为内容,写出三首七律:《寄怀平伯北平》(录二):思君直溯论交始,明圣湖边两少年。刻意作诗新律吕,随时结伴小游仙。桨声打彻秦淮水,浪影看浮瀛海船。等是分襟今昔异,念家山破梦成烟!
第一首对自己与俞平伯的交往进行了回溯,将当时的少年意气,情景交融地写了出来。这种记忆,能够使人心存光明、理想,使人不被恶环境影响或屈服。此诗此刻写来,当然并非文人雅士平素酬唱的一般意味。忽看烽燧漫天开,如鲫群贤南渡来。亲老一身娱定省,庭空三径掩莓苔。经年兀兀仍孤诣,举世茫茫有百哀。引领朔风知劲草,何当执手话沉灰!
这是其中的第三首,写出了朱自清对俞平伯现状的体会:虽举世茫茫,可俞仍“兀兀孤诣”(此句俞平伯非常领受,之后写文章时还特别引述出)。欣赏朋友目前的清操自持:“引领朔风知劲草”。最后以期待之后相见结句,给人以朋友间深情厚谊的特别感受。
但是,事情终于发生了一些变化。1943年前后,北平的几家与周作人有密切联系,有敌伪背景的《华北作家月报》、《艺文杂志》、《文学集刊》等杂志,陆续刊出俞平伯的文章。尤其初创的《艺文杂志》,连续密集地发表俞平伯的多篇文字。这本杂志,是当时出任伪职的周作人主持。杂志的“发刊辞”说:“这个艺文杂志,社里既无所谓同人,社外亦无所谓同人。凡有兴趣写作的人,肯帮忙稿件的,在篇幅许可的条件之下,我们是极愿意———不,我们都有给发表之义务的。”由此想来,写稿的人不会太多。不是不能,而是不愿。
该杂志虽发表小说、诗歌,但以读书随笔、古典文学研究笔记为多。这种文字,俞平伯颇为擅长,所以,该杂志前七期里,俞平伯文章就发表有六篇之多。从杂志主持者看,这显然是周作人向俞平伯约稿的结果。可有意味的是,此之后,一直到1945年终刊,俞平伯再未在该刊物上发表任何文字。这其中,与朱自清千里之外的函“诤”大有关系。
从《艺文杂志》等刊物发表的俞平伯几篇文字看,与政治时局,没有什么干系。其中有词曲研读心得,如《词曲同异浅说》、《谈〈西厢记·哭宴〉》等;有对人生的感想之类,如《独语》。可是,远在昆明的朱自清知道俞平伯在有这样背景的杂志上发表文章后,马上千里驰书,力劝俞平伯不要这样做。俞平伯在复信时,不好将事情说得太死,只含糊地说,自己并不想多作,只是“情面难却”,“偶尔敷衍而已。”云云。
但是,在朱自清看来,这不是发表文章的内容或形式问题,而是不能发表,不能沾染有敌伪背景杂志的原则问题。所以,在收到俞平伯含糊回答的信函后,朱自清立即于1943年11月22日,再致长函一封。对俞平伯的态度,予以驳回:“前函述兄为杂志作稿事,弟意仍以搁笔为佳。率直之言,千乞谅鉴。”
看到这样的口吻,深知朱自清谦和为人的俞平伯深切体会到:“他是急了!非见爱之深,相知之切,能如此乎?”这封信,让俞平伯极为感动。在朱自清逝世后,俞平伯重读此函,更万分难过。在给俞平伯的信里,朱自清还对自己目前的工作生活状况,向老友做了描述:
所苦时光似驶,索稿者多,为生活所迫,势便应酬,读书之暇因而不多。又根柢浅,记忆差,此则常以为恨者,加之健康渐不如前,胃疾常作,精力锐减。弟素非悲观,然亦偶尔栗栗自惧。天地不仁。仍只有尽其在我耳。
此时的朱自清,家庭负担繁重,生活窘迫。工作亦“时有忧谗畏讥之感”。在这种状况下,却多方关注老友。一函再函,对其为不洁背景杂志写稿,表示看法,甚至发出“诤言”。拳拳之心,更为使人感动。
朱自清的努力发挥了作用。仅从《艺文杂志》看去,创刊前七期,俞平伯发表文章达六篇之多。但是,自此而后,直到此杂志终刊,俞平伯再未在上面(包括其他相应杂志)发表任何文字。由此再读朱自清的来函,其中的严正诤言,正是俞平伯能做出此等反应的重要因素。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因病逝世,时年仅51岁。消息传来,俞平伯十分感伤。他送去这样一副挽联:
三益愧君多,讲舍殷勤,独溯流尘悲往事;
卅年怜我久,家山寥落,谁捐微力慰人群。
联中“三益”者,典出《论语》:“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由上面典故生发,俞平伯认为,益者三友中,“直”字可解为耿直。这在友人间,殊为难得。而“佩弦(朱自清字佩弦)于我洵无愧矣。”不久,《中建》半月刊约稿,俞平伯虽由于老友病逝,“情怀恶劣,心眼迷茫”,可谊不可辞。他便以朱自清驰函力劝自己不为某些杂志写稿之事,写出一篇虽仅一点,但见大节的纪念文章《诤友》。其中有这样的话:
这些诤议还涉多闻,真的直言,必关行谊。记北平沦陷期间,颇有款门拉稿者,我本无意写作,情面难却,酬以短篇,后来不知怎的,被在昆明的他(朱自清)知道了。他来信劝我不要在此间的刊物上发表文字……现在重检遗翰,使我如何的难过,均不待言。我想后来的人,读到这里,也总会得感动的……
几十年后,俞平伯还深记着这件事。1977年,俞平伯作一首回顾长诗《重圆花烛歌》。纪到抗战时期,有这样四句:奈何家国衰兴里,兀自关心全一己。莱妇偕承定省欢,朔风劲草良朋意。
此几句全与朱自清从昆明寄赠的诗相关。这“良朋意”,自然就是朱自清的情谊了。
俞平伯与朱自清,相交数十年,相互关爱,(朱自清赠俞平伯诗有“平生爱我君为最”的句子)历事颇多,可俞平伯的纪念文章,却只从朱自清对自己的“诤言”落笔,可见那一代学人,对名节的注重。不仅朱自清,俞平伯亦同样。否则他就不会那么轻易放弃写些不涉时局的稿子,换些稿酬,以贴补家用。虽有朱自清的诤言,他也是可以含糊敷衍的。他终于没有。可见事关大节,他心里是掂得出轻重的。
朱自清,给人是那么谦谨内敛的印象,可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便“急了”,即使老友,亦以恳切又严正言辞待之。他之成为民主战士,由此小事可见一端。今天我们纪念朱自清,他的洁身自守的情操,应当是人们关切和认真对待的。从这一点看去,他的精神仍闪射出灼人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