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其人与《红楼梦》研究【内容提要】　　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领域的得与失与他的个性气质有密切关系。通过对俞平伯的散文小品、新体诗、旧体诗创作等的考察，以及俞平伯的朋友们对他的分析评价，可以看出俞平伯始终是一个“晚明人”。这种气质和素养使俞平伯能够对《红楼梦》的艺术有深度的把握，因而具备了胡适所不可能有的文学视野，做出了杰出的研究成绩。但俞平伯在思想气质方面又与曹雪芹存在差异，因此他不能在《红楼梦》的思想性方面有深度的感知，而始终停留在比较肤浅的层次。俞平伯主张作家的个性决定作品的性质，这一文学观运用到对俞平伯自身的分析上同样是有效的。
　　
　　２０００年是俞平伯先生诞生一百年，《文学评论》发表了两篇文章以示纪念。一篇评论俞平伯的红学研究，另一篇谈说俞平伯的散文小品。俞平伯生于１９００年，逝于１９９０年，是典型的世纪老人，他作为“新红学”的开创者之一以及“五四”时期的著名新诗人和散文小品作家，特别是作为１９４９年以后意识形态整合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当事人，对我们反思上个世纪学术文化的历史轨迹，经验教训，是具有不能取代的意义的。笔者涉足红学有年，最近又把《俞平伯全集》通读了一遍，有一些不成熟的意见，愿意写出来就教于方家。
　　诚如石昌渝学兄在《俞平伯和新红学》中所说，在新红学的创立中，俞平伯既受了胡适的影响，又与胡适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就是“从历史的眼光转变为文学的眼光”。“俞平伯所依赖的除了版本校勘之外，就是文学鉴赏的能力以及在这鉴赏能力之上所建构的一套评价原则和系统。鉴赏不是研究，但鉴赏是研究的必不可缺的前提和基础。这是文学研究不同于历史学研究的根本之点。”（注１）胡适有“历史癖和考据癖”，但文学气质是相当弱的，对《红楼梦》文学本身其实很隔膜，这导致了他红学观的一些致命弱点。如推尊程乙本而贬低脂批本，说曹雪芹只是一个“满洲新旧王孙与汉军纨裤子弟的文人”，说曹雪芹的《红楼梦》“在思想见解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比不上《海上花》（韩子云），也比不上《儒林外史》──也可以说，还比不上《老残游记》。”（注２）这些我在《胡适之红学观琐议》（注３）中已经论析过。石昌渝学兄特别强调俞平伯的文学气质，说这种文学气质是俞平伯之所以取得超过胡适红学研究成绩的根本原因，是很精当的见解。俞平伯在胡适的研究基础上将研究推向纵深，他从作者和背景的研究转移到文本的研究，通过文本研究，俞平伯对后四十回续补性质的考定和对后四十回的文学评价基本上是客观的，他对曹雪芹原稿形态的研讨和对八十回后佚稿的探索虽然是初步的，却具有引逗端绪的开山性质。对“自传说”，俞平伯与胡适其实有相当的认知差异，俞平伯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自传说”论者，越往后这种意识就越明显。俞平伯主要是从文学的视角切入《红楼梦》的，因此得出了许多独立的学术结论。“重要的还不在结论本身，而在俞平伯对红学的文学批评范式的设计。”（注４）
　　这种文学批评范式的主要之点，在于俞平伯把对作者本意的研究，看作是进入作品意义的必由之路。他特别抓住了作家的风格问题，由此而立论的对曹雪芹原著与后四十回续书本质区别的分析是颠覆不破的。石昌渝学兄的这种看法揭示出长期以来被红学界忽略的一个要害问题。俞平伯之后的红学界，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对作家风格、作者的思想个性这样一个文学研究中最基础、最普通但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大体上（不是“全体”）没有认知能力，并由此衍生了许多缺乏水准的奇怪论争，如脂批本乃伪造、后四十回为曹雪芹原作等种种热闹的说法。在世纪之交，终于有人在《文学评论》这样有影响的刊物上明确提出这个问题，总该引起红学界的警醒了。不过我以为，朝着这个方向，还有许多问题需要作进一步的透视和阐释。
　　二
　　要理解俞平伯红学研究的贡献与缺欠，应该了解他的家世生平，他的新诗和散文小品创作，他的古典文学研究和旧体诗吟咏。具备了这种前提视野，才能看清俞平伯的个性、气质、学养、审美趣味和思想倾向与他所处的时代构成了怎样的张力，以致于无形地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甚至决定了他的遭遇和命运走向。这样也许能给我们一些更深刻的启示。
　　俞平伯的曾祖父俞樾、父亲俞陛云都是清代的著名文人学者，俞平伯出身于一个诗礼传家的传统士大夫文人家庭，他自幼家学熏陶，耳濡目染，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浸淫影响，可以说是深入骨髓的。他在成年以后接受了一些西学的新思潮，并有赴日本、欧洲和美国游学的经历，这就构成了俞平伯中西文化合璧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底色、基调的气质人格。我们观照和评价俞平伯的文学创作，红学和其它古典文学研究，都不能离开对俞平伯这个基本的了解。我们对俞平伯的气质个性理解得越深刻，对他在红学研究中的得与失也就把握得越到位。读其书，想见其人。俞平伯对曹雪芹和《红楼梦》是这样做的，我们对俞平伯和他的《红楼梦》研究也应该这样做。
　　首先我们总览一下俞平伯的几个散文小品集中的篇目，具体分析一下其基本的思想和情感，以及其创作时的个人和时代背景。《俞平伯全集》第二卷包括了他的全部散文小品，有《杂拌儿》（３１篇正文，《自序》、《自题记》各一），《燕知草》（２１篇正文，《自序》、《附录》各一》），《杂拌儿之二》（２０篇正文，《附录》一），《古槐梦遇》（正文１００段，《三槐序》、《后记》各一），《燕郊集》（３１篇）和《集外散文》（８０篇），减去五篇序跋及《全集》中只“存目”而归入新诗、旧体诗、研究论文类的２５篇，一共六个集子２５９篇（段）。这些散文小品所体现的俞平伯的基本风貌，周作人、朱自清和废名的几篇序跋所说的话大体上都是符合实际的。
　　周作人在《〈杂拌儿〉题记》中说俞平伯“所写的文章自具有一种独特的风致。……这风致是属于中国文学的，是那样地旧而又那样地新。”（省略号为引者所加）（注５）他提到“明清有些名士的文章”（注６），特别推崇晚明的公安派小品，实际上是说俞平伯的小品文有类似的精神气韵。确实，《杂拌儿》里如《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陶然亭的雪》，考论雷锋塔、储秀宫等文物古迹的文章，以及重刊《浮生六记》、《陶庵梦忆》等的序跋，都体现出俞平伯的名士风貌，闲人趣味。周作人写跋文的时间是１９２８年５月，那时“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快十年，中国的社会革命正向纵深发展，难怪周作人要在跋文里调侃说：“在这个年头儿大家都在检举反革命之际，说起风致以及趣味之类恐怕很有点违碍”（注７）。而朱自清同年为《燕知草》写的序中则说：“近来有人和我论起平伯，说他的性情行径，有些像明朝人。我知道所谓‘明朝人’，是指明末张岱、王思任等一派名士而言。这一派人的特征，我惭愧还不大弄得清楚；借了现在流行的话，大约可以说是‘以趣味为主’的吧？他们只要好好地受用，什么礼法，什么世故，是满不在乎的。他们的文字，也如其人，有着‘洒脱’的气息。……但我知道平伯并不曾着意去模仿那些人，只是性习相近，便尔暗合罢了；他自己起初是并未以此自期的，若先存了模仿的心，便只有因袭的气氛，没有真情的流露，那倒又不像明朝人了。”（省略号为引者所加）（注８）这话说得很贴切。俞平伯在《燕知草•自序》中一开头就说：“‘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真一句老话。然而不说是梦又说什么呢？”所谓“追挽已逝的流光，珍重当前之欢乐，两无着落，以究竟将无所得也。”（注９）正是相当典型的晚明人的意态风致。《燕知草》里的文章比起《杂拌儿》来，从内容到语言，都更像晚明小品了。周作人在《〈燕知草〉•跋》里说得不错：“我平常称平伯为近来的第三派新散文的代表，是最具有文学意味的一种，这类文章在《燕知草》中特别地多。……平伯这部小集是现今散文一派的代表，可以与张宗子的《文秕》（刻本改名《琅嬛文集》）相比，各占一个时代的地位，……。”（省略号为引者所加）（注10）《杂拌儿之二》仍然延续着《杂拌儿》和《燕知草》的意绪，只是更杂一些，似乎多了一点思想性。周作人在《〈杂拌儿之二〉•序》中说集中有的文章“兼有思想之美，是一般文士之文所万不能及的。”（注11）这透露出俞平伯受西方新思潮影响的某些因素，不过从总的格局来看，这并不足以带来他人格和文风根本上的改变。换句话说，俞平伯对西方思想的吸收，也是偏重于和他“晚明人”气质相接近的那一部分。
　　《古槐梦遇》是俞平伯散文小品集中一部独特的作品。形式和内容，都可以和鲁迅的《野草》作比较。它们都是散文诗，都透露了作者深层次的包括某些隐秘的情绪意识，是最能体现其本真的性分气质和生命状态的。废名在《〈古槐梦遇〉•小引》中说：“作者是把他的枕边之物移在纸上，……若君者其所谓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乎？”（省略号为引者所加）（注12）不失赤子之心的文字，当然是最真实的性情流露了。《野草》的基调是“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影的告别》）（注13）“他在无物之阵中大踏步走，再见一式的点头，各种的旗帜，各样的外套……。但他举起了投枪。”（《这样的战士》）（注14）“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野草〉题辞》）（注15）《古槐梦遇》的基调则是：“如夜来即有一文，美如秋花，只我读之，剩一小节未毕，而渐渐化为野草了。”（四）（注16）“我的游仙梦，《江南春》是粉本，即宫阙郁嵯峨的影子，也不是北京，是小时候在我房里挂在板壁上的一张五彩的香烟月份牌。”（八）（注17）“废瓦残碑，许是将来垫床脚的罢。”（二五）（注18）“以淡墨皴出轮廓，徐徐填之，凡笔也。好文章开首，才浓墨数点耳。”（四三）（注19）“肩舆出自城隍庙，欲回顾像设，而颈忽木强，惟见殿庑重委，香火迷烟，角楼高耸切云。吴下阿蒙颇自喜焉。”（四五）（注20）“山路逶迤，坡陀起伏，悉砌以酱紫色瓷砖，花缘环碧。胶皮航之，滋味滑甚。”（四九）（注21）鲁迅是思想的战士，抒发的是孤独者的绝望和战斗情绪；俞平伯是红尘中的隐士，表现出优雅闲淡的情趣。
　　《燕郊集》的内容和情调也没有多大变化。其中有好几篇关于戏曲、昆曲、宝卷等衡文论艺的文章，这些文艺都是脱离时代现实的古典。另外还有模仿古代文体的《演连珠》，从形式上也返回古代了。而涉及时政的文章，表现得则是节制和理性，如在《国难与娱乐》中说：“国难期间停止一切的娱乐，若全国人民没有热情，是做不到的；若有，更是不该做的。所以我到底想不出国难和娱乐有什么因果的关连，我更讨厌‘国难这么严重还有心娱乐吗！’这种道貌岸然的工架。”（注22）俞平伯即使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仍然不失他的雅人风致。“‘有闲即赋得’，名言也，应制，赋得之一体耳。”（《赋得早春》）（注23）“非有闲也，有闲岂易得哉？有了，算几个才好呢？或曰：暇未闲，解铃还须系铃人，而乌可多得。”（《闲言》）（注24）这是俞平伯的本色，是他的性情，是不需要作价值裁断的。
　　尽管俞平伯对古典涵泳浸淫，但他毕竟还有西学的那一个层面，他基本上也跟着时代走，虽然不是很热烈，对科学、民主等近代文明也予以鼓吹。在集外的篇章中，１９１９年写的《打破中国神怪思想的一种主张──严禁阴历》、《我的道德谈》最为突出。不过俞平伯始终是把理性和自由放在第一位的，是远离革命的，反对过激的言行，对时代革命的大潮，他是一个局外人。揆之俞平伯的性情气质家承教养，这是情所应然理所必然的。１９４９年以后，即使没有那场批判运动，俞平伯也会感到和时代隔膜的，因为他这个人本身和带有革命色彩、集团主义的东西本来就不甚亲和，更不用说那些狂热和极端的东西了。但不以谁的意志为转移，俞平伯赶上了一个和自己的气质性情格格不入的时代，整整三十多年，除了写一点应景文字和回忆友人考据古典的文章外，作为散文小品作家的俞平伯过早地沉寂了。朱若涵在《“隐逸的诗”与“日常生活的诗”──俞平伯、朱自清散文比较研究》一文中分析得比较深入全面。他说：“同是自我表现，俞平伯与朱自清是有错位的，突出表现在对文艺的个人性与社会功用的不同理解上。俞平伯把坚持‘说自己的话’视作宗教，不论这些话是否与社会规定情境和时代主潮相吻合，是否与所谓复古、倒退、没落相联系。二人都不愿违逆自我参与到集团的合唱之中，但朱自清坚持文学不应陷入个人主义的无力和私我的狭隘境地里，愿意到民间和青年中去获取新生活与活力；俞平伯却逆流而上，认为只有抒情言志的自由才是真的文艺……。”（注25）俞平伯的散文是“隐逸的诗”，他的基本人格定位是一个崇尚个性自由，与政治、社会和大众保持距离的红尘隐士，一个“晚明的名士”。
　　三
　　我们再来观照俞平伯写的白话体新诗和传统形式的诗词等。俞平伯写的新体诗全部保留了下来，有诗集《冬夜》（５８篇共１０１首）、《西还》（１９篇共４７首）、《忆》（３６首）以及收在《雪朝》（八人合集）中的十四篇和未收集的诗作十一篇。除了写于１９４９年的《七月一日红旗的雨》一首外，大都是二三十年代的作品。不用等到１９４９年，俞平伯在四十年代已经基本上不写新体诗了。从艺术性上考察，俞平伯的不少新体诗写得相当有韵味，这得力于他深厚的古典文学的修养，得力于他那份性情，可以说他一开始写新体诗，“中西结合”就比较好。但他的这些诗的影响却比不上胡适的《尝试集》和郭沫若的《女神》，甚至也比不上冰心的《繁星》和《春水》，更不用说后来的徐志摩、戴望舒、李金发、白采、卞之琳、穆旦等人了。今天回过头来看，《尝试集》有历史地位仅仅因为它是“第一个白话体新诗集”，其诗的气质实在薄弱得很，几乎让人无法卒读，胡适本来就太缺乏诗人的素质了。《女神》虽然曾经石破天惊，受惠特曼的影响十分明显，《繁星》、《春水》则是泰戈尔诗体的移植，如果这些诗集出现在九十年代，可能会被批评为“剽窃抄袭”，至少也是“缺少原创性的模仿”，如《马桥词典》被说成是剽窃《哈维尔词典》一样。但俞平伯的诗却很难说是哪个外国诗人的翻版，他的诗还就是他的个性、学养的真实表现，是独一无二的“这一个”。
　　俞平伯在《〈冬夜〉•自序》中说：“我不愿顾念一切做诗底律令，我不愿受一切主义底拘牵，我不愿去模仿，或者有意去创造那一诗派。我只愿意随随便便的，活活泼泼的，借当代的语言，去表现出自我，在人类中间的我，为爱而活着的我。至于表现出来的，是有韵的或无韵的诗，是因袭的或创造的诗，即至于是诗不是诗；这都和我底本意无关，我以为如要顾念到这些问题，就根本上无意于做诗，且亦无所谓诗了。即使社会上公认是不朽的诗，但依我底愚见，或者竟是谬见，总是‘可怜无补费精神’的事情。”（注26）“真实和自由这两个信念，是连带而生的。因为真实便不能不自由了，惟其自由才能够有真正的真实。我宁说些老实话，不论是诗与否，而不愿做虚伪的诗；一个只占有诗底形貌，一个却占有了内心啊。”（注27）这种诗艺的自觉是俞平伯始终坚持的文学观念，也是他的诗作能不蹈袭洋人而自具面目的一个原因。俞平伯有关现代文学的一些理论文字如《诗底自由和普遍》、《诗底进化还原论》、《民众文学的讨论》等尽管涉及的具体问题各别，但都贯串着相同的思想主张。甚至他的一些古典文学研究文字，无论是研究《诗经》还是杜甫，也能从基本的思想方法上看出类似的思想倾向。对个性之真实和自由的崇尚是俞平伯基本的思想，甚至可以说是出自他的天性，而恰巧俞平伯的自我其“真实和自由”──那个“晚明名士”的面目在“五四”以后新诗界竞相“崇洋”或“平民化”的时代大潮中，是比较特殊的。这就造成了俞平伯的新诗虽然自有其诗学的独特价值，却并不被时代和历史所认同和欢迎的命运。
　　同为新诗人的朱自清是俞平伯的好友，他在为《冬夜》写的序文中说：“平伯底诗，有些人以为艰深难解，有些人以为神秘；我却不曾觉得这些。我仔细地读过《冬夜》里每一首诗，实在嗅不出什么神秘的气味；况且作者也极反对神秘的作品，曾向我面述。或者因为他的诗艺术精炼些，表现得经济些，有弹性些，匆匆看去，不容易领解，便有人觉得如此么？”（注28）这里所谓“艺术精炼”、“经济”、“有弹性”，其实就是俞平伯那种“晚明名士”的个性和审美趣味、修养的自然流露，正如俞平伯在自序中自我表白的：“我虽主张努力创造民众化的诗，在实际上做诗，还不免沾染贵族的习气；这使我惭愧而不安的。只有一个牵强辩解，或者可以如此说的，就是正因为我太忠实守着自由和真实这两个信念，所以在《冬夜》里，这一首和那一首，所表现的心灵，不免常有矛盾的地方；但我把他们一齐收了进去。自我不是整个儿的，也不是绝对调和的。有多方面的我，就得有多方面的诗，这是平常而正当的。”（注29）俞平伯有“贵族的习气”，而且这是中国传统的那种士大夫贵族文化，这来源于他的家承、教养、性分、趣味，即使后来由于时代环境的制约而有所潜隐，但不可能发生本质上的更变，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同样不应该作价值裁断，但他的诗因此与那个愈来愈平民化、西化洋化后来更革命化的时代不能谐和共振，不能在文学史上占主流地位也就可以理解了。俞平伯在《冬夜》再版时以《致汪君原放书》作“代序”，其中说：“《冬夜》自行世以来，遭遇读者们底批评，无论他们执怎样的态度，而我总一味地局蹐着；因为我本不信，也不料它有被批评底资格。至于辩解，我若不是疯癫了的醉人，又何至于做此无益费精神的事情呢？作诗不是求人解，亦非求人不解；能解固然可喜，不能解又岂作者所能为力。平民贵族这类形况于我久失却了它们底意义，在此短札中更不想引起令人厌而笑的纠纷。”（注30）俞平伯是有自知之明的，他不想改变自己，他当然更改变不了时代，那就只有安于当一个遭遇批评而不作辩解的君子了。意想不到的是，他后来在《红楼梦》研究方面陷入了性质几乎相同而程度却远为严重的境遇。
　　俞平伯的新体诗同他的散文小品一样，是他的真性情之文艺表现。由于他那深入骨血的传统文化的教养和“晚明人”的性情气质，他的新体诗很自然地体现出民族文化的本色，温柔敦厚的诗教，含蓄蕴藉的风流，都是不须着力而自然呈现的。朱自清在《冬夜》序言中给俞诗归结出三点特色：一、精炼的词句和音律；二、多方面的风格；三、迫切的人的情感。这其实是很高的评价。我们只要想一想后来关于中国新诗如何“民族化”的长达数十年的讨论探索，以及关于“写真实”的历史曲折和争论，就懂得俞平伯诗歌那种自然达成的“民族化”艺术特征和真实的“人的情感”，是如何貌似平淡，实则具有难能可贵的潜在价值了。朱自清摘引了俞平伯的两节诗，然后说：“这两节里，任一行都经锤炼而成，所以言简意多，不丰不啬，极摄敛、蕴藉之能事；前人说，‘纳须弥于芥子’，又说，‘尺幅有千里之势’，这两节庶乎仿佛了。至于音律，平伯更有特长。新诗底音律是自然的，铿锵的音律是人工的；人工的简直，感人浅，自然的委细，感人深，……。平伯诗底音律似乎已到了繁与细底地步；所以凝练，幽深，绵密，有‘不可把捉的风韵’。……而用韵底自然，也是平伯的一绝。”（省号为引者所加）（注31）朱自清的这些赞扬都不是出于友情的溢美之词，而确实挠着了俞诗的痒处。不过俞诗的这些优长之点都是只有对传统文化文学浸淫很深的人才能品味得出，而时代的演变却是西学的影响日深，平民化通俗化倾向日烈，传统文化文学的美越往后越少有人能真懂了。俞平伯的新诗也就遭遇到和他的散文小品同样的历史命运。周作人赞赏俞平伯和废名的作品“涩如青果”“难懂却正是他们的好处”“不像透明的水晶球，要看懂必须费些功夫才行”（注32），问题是时代和接受者变了，新读者们的传统文化文学的素养既然日益失落，怎么可能“看懂”呢？吕若涵的分析是对的：“俞平伯散文之‘涩如青果’，用典的繁密，意境的朦胧，有其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做底子，岂是一般人可轻易学到的呢？”（注33）散文尚且如此，诗里的幽雅微妙之处就更难为一般人所欣赏解味了。所以，俞平伯的新体诗也就和他的散文一样，都落到曲高和寡鲜有知音的尴尬境地，在文学史上既占不到应有的地位，更不会被后来的青年人所喜欢了。
　　俞平伯也以传统形式写诗、词、曲、赋、小调等。其中赋和小调等只是偶然为之，词、曲的数量也较有限，大量的是古今体诗。除了文革中佚失的之外，保留下来的仍然很可观。这些作品包括吟咏情性、游山玩水、友朋赠答等，本不求发表，当然更能表现作者的“自我”之真实了。我以前就读过《俞平伯旧体诗钞》，记得当时颇有一点失望，因为我在这些作品中找不到多少抢眼的句子，也没有哪一篇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更没有能引起我共鸣的强烈的感情，还有几首特别长的诗简直没有耐心读下去，只是觉得这是一位会作传统诗词的老专家，传统的东西把玩得很熟。如此而已。这一次从研究的角度重新检阅，我终于明白，我不喜欢俞平伯的诗词，说明俞平伯虽然历尽沧桑却改变不多，他基本上停留在他的家世渊源遗留给他的那个境界里，他的个性，他的思想，他的趣味，都没有与时俱进，他始终是个“晚明人”。他写这些传统体裁的诗词，当然更体现了自己“真实和自由这两个信念”，“去表现出自我”“我宁说些老实话，不论是诗与否，而不愿做虚伪的诗”（注34）。要欣赏俞平伯的诗词，必须进入他的人生境界，要有和他相通的心感和趣味。进去了，才会觉得也蛮有味道。
　　比如收入他旧体诗集中比较早期的一首《为陈乃干题沈三白印章》：“曾经沧海难为水，尘梦温时不驻春。故黛芸香总消歇，新枝华萼可重芬？翻徽玉　绸缪共，谁见青衫涕泪频。五柳园中一宵火，栖鸦无处吊斜曛。”（注35）把玩清朝古董，感喟历史烟云，古色古香，是地道的名士风流。我们再看他写于八十年代的《寿章元善兄九十》：“与兄世谊迈朱陈，看到寒家七辈人。觅句商量文会友，移居新近德为邻。齐纨一握思椽笔，翠墨双题驻晚春。黄发颐年如许绍，相随撰杖乐吾真。”（注36）除了多了些沧桑之感的横秋老气之外，在风格、情调和措语上与他早年的诗几乎看不出多少区别。他仍然是一个自得其乐的名士雅人，与现实的政治、社会保持相当远的距离。像１９７８年写的《读报偶感》，是偶然涉及政治的凤毛麟角之作，但那表达极含蓄委婉之能事：“背人颜色冷红霞，鵩鸟来时日影斜。十二巫峰啼蜀碧，青衣江水即天涯。空闻秦火销余暖，不见燕京噪晚鸦。地下若逢真武曌，岂宜重问女皇家？”诗前有小引说：“一九七八年七月四日偶读新闻，套用唐人诗，虽是旧瓶，却非新酒。昔人谓义山诗多被西昆诸公挦扯。若此俳谐，更不逮矣。八一年录之。”（注37）为什么要说“义山诗多被西昆诸公挦扯”呢？这其实是逗漏此诗乃春秋笔墨，有隐喻微言。那么其诗微意何在？后面的一条注解泄漏了天机：“沫、若二水，青衣江，皆四川省水名。”注青衣江，提“沫、若二水”干什么？联系到郭沫若正是逝世于１９７８年６月１２日，使俞平伯产生感慨的新闻当和郭沫若有关，而郭沫若正是中国文化人在政治旋涡中异化人格的一个代表，诗中“秦火”、“噪晚鸦”、“武曌”、“女皇”其意指也甚明。因此我猜度，这首诗其实是以郭沫若作为代表而反思感喟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但在典故的包装下，这种幽微曲隐的真意又有多少人能够会心呢？
　　俞平伯还写过一首很长的五言古风《遥夜闺思引》（注38），共３７１联。对这首长诗，作者又题写了五首七言绝句和一首七言律诗，并分抄亲友，写了跋语１７篇，可见作者自己是多么重视了。叶圣陶在给《俞平伯旧体诗钞》写的序言中说：“抗战期间，他作了一首五言长诗《遥夜闺思引》寄到成都给我看，我看了不甚了了。后来在北京会面了，他把这首诗的本事告诉我，把各个段落给我指点，可是我还是不能说已经理解了。”（注39）连多年相交的老朋友，经过作者的当面指点，而老朋友仍然“不能说已经理解了”，则这首诗纵然有深远的内涵，具“诗史”的价值，其要见知见誉于天下，就简直是难于上青天了。但这却正表现了俞平伯的文学信念之固执，那就是“我怀抱着两个做诗的信念，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真实。”（注40）“作诗不是求人解，亦非求人不解；能解固然可喜，不能解又岂作者所能为力。”（注41）叶圣陶在序言中又说：“我的无论什么文辞都言尽于意，别无含蓄，其不‘芳醇’可知。平伯兄可不然。他天分高，实践勤，脚踏实地，步步前进，数十年如一日，他说的话就是明证。他说，他后来写的旧体诗实是由他的新体诗过渡的，写作手法有些仍沿着他以前写新体诗的路子。这很明白，我跟他的差距就在这儿。”（注42）俞平伯自己说他的旧体诗与新体诗是一脉相承的。再引申一下，应该说他的旧体诗、新体诗和他的散文小品也是一体同根，其中最突出的特点还是“涩如青果”罢。
　　四
　　气质个性的“晚明人”本色和文风诗格的“涩如青果”使俞平伯不能以文学创作的成绩引起时代的瞩目而在现代文学史中睥睨纵横，却使他在古典文本的解读特别是《红楼梦》研究中脱颖而出。我很赞同石昌渝学兄的评断，俞平伯对《红楼梦》研究最具个性的成就不是赞襄胡适的“自传说”在考证方面使其大成，而是他“在建构文学研究系统方面的贡献”（注43）。
　　《红楼梦》是一部对中国传统文化、文学和艺术集大成式的“百科全书”，而且已经达到了“化境”。这就出现了《红楼梦》解读的微妙局面，对传统文化修养不深的读者可以赞赏其人物场面的生动，语言描写的瑰丽，但对更深一层的隐喻微言、文情艺韵则可能毫无感觉。俞平伯的气质、学养和审美趣味使他对《红楼梦》艺术的某些深隐层面如鱼在水自然感知。最突出的一点如石昌渝学兄已经指出的，俞平伯对曹雪芹原著“怨而不怒”的风格有深度把握。这使他对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的差异洞若观火，也使他对前八十回的观照切中肯棨。所以，最能表现俞平伯学术特点的红学研究著作，并不是《〈红楼梦〉辨》（《〈红楼梦〉研究》），而是《读〈红楼梦〉随笔》和《〈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这两篇著作里对曹雪芹原著那深微的文心和具体的艺术之平实细致的解说，是融欣赏与研究为一体的“通识真赏”，俞平伯能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艺术作意、美学秘密，这与他对传统的文化、文学、艺术深入气血骨髓的浸淫修养是分不开的，与他对《诗经》、唐诗、《文赋》等古典诗文理论的深入研究是分不开的。能具备俞平伯那样深度的传统文化文学修养，越到后来越可遇而不可求了。这种修养，来自天生的气质，家学和习染，先天后天的种种条件，不是靠后来查多少数据看多少书能获得的。
　　但是，俞平伯对曹雪芹和《红楼梦》固然有契合的一面，也有比较隔膜的一面。这就不能不说到俞平伯与曹雪芹在个性气质和思想倾向方面存在的差异了。如前所述，俞平伯是个“晚明名士”型的人物，这主要指张岱、王思任那一流人，而不是指李卓吾那种异端反叛的人。曹雪芹却是兼有“才士”和“异端”甚至可以说是“战士”的气质，他是个深刻的思想家，是个“诗人哲学家”，有许多超前的逆反的甚至可以说是“革命”的思想内涵，这些都体现在《红楼梦》之中。这方面的论述可参看拙著《〈石头记〉探佚》（１９９２年版）。俞平伯对《红楼梦》中属于反叛的异端的那些思想层面则是并不亲和的，这就使俞平伯虽然对《红楼梦》的艺术有深微的体会，却并不能与其深层的思想发生共鸣。他对《红楼梦》思想层面的认识，就是在《〈红楼梦〉辨》中所说的：“《红楼梦》是感叹自己身世的”，“《红楼梦》是情场忏悔而作的”，“《红楼梦》是为十二钗作本传的”（44）。他的这种认识与他自己的个性气质非常合拍，终其一生没有太大的改变。他在晚年的某些反思，重点还是针对后来红学研究中最热闹的关于曹家家世的考证，所以也只是说：“《红楼梦》可从历史、政治、社会各个角度来看，但它本身属于文艺的范畴，毕竟是小说；论它的思想性，又有关哲学。而过去似乎说得较少。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有创造性，但也有唯心的偏向，又有时间上的局限。”（注45）“毕竟是小说”──这既是对《红楼梦》文学性的强调，同时也流露了名士的“玩赏”心态，还是“从历史的眼光转变为文学的眼光”。俞平伯虽然觉悟到《红楼梦》的“思想性”和“哲学”的重要，但这“思想性”和“哲学”究竟性质如何，达到了怎样的深度和高度，他却没有说，甚至连一言半语的印像性表白也没有，这不是他故意卖关子，而是因为他并无真切的洞见。他晚年写的《乐知儿语说红楼》，虽然也有对百年红学历程的某些回顾，却不能说得很深刻，实际上并没有脱离他在《〈红楼梦〉辨》中的基本立场，其闪光点仍然是具体的文本考证和艺术领悟，如“黛先死钗方嫁，续书却误”“宝玉之三妻一爱人”（注46）等，是与探佚学的严密论证相符合的。他又反思说：“数十年来，对《红楼梦》与曹雪芹多有褒无贬，推崇备至，中外同声，且估价愈来愈高，像这般一边倒的赞美，并无助于正确的理解。……若推崇过高则离大众愈远，则真赏愈迷，良为无益。”（注47）这种似乎客观的态度其实透露出俞平伯对《红楼梦》的思想维度之知解是有隔阂的。他甚至把数十年来曹学研究的过度热闹以及他认为的对曹雪芹的过分推崇的责任算到自己头上，认为这是自己和胡适发明“自传说”的过错，自己是始作佣者。因此有所谓在弥留之际说“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注48）的忏悔之词云云。其实，俞平伯的这些所谓反思只说明一点，就是他与曹雪芹在思想层面的亲和度远没有在艺术层面的亲和度高。他认为对后四十回的否定不要过头，并不是他认为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有同样的艺术价值甚至同出一手，而是认为那样作会“离大众愈远”，这正是俞平伯那种不肯过激而愿意持平中庸的名士雅人的性情表现，也是他对曹雪芹原著思想内涵的超前性、反叛性、异端性缺乏深刻认识的表现。其实早在《〈红楼梦〉辨》中，俞平伯就一针见血地说过：“雪芹是个奇人，高鹗是个俗人，他俩永不会相了解的，偏偏要去合做一书，这如何使得呢！”（注49）虽然俞平伯后来并不再坚持高鹗一定是后四十回的作者，但对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两种文本的雅俗之别的见解并没有改变。更准确点可以说，前八十回是奇人之书，后四十回是俗人之书。但奇人之书是阳春白雪，所和者寡，俗人之书却容易为更多的一般读者所接受，这就是俞平伯反思不要“离大众愈远”的一个因素。俞平伯的认识止步于此，他对曹雪芹这个“奇人”之奇并没有进一步探索的兴趣，尤其是在思想层面，因为那和俞平伯自己的思想、气质、个性和趣味都不接近。人往往对与自己更为接近的东西才愿意孜孜以求，作登堂入室的艰苦探索。俞平伯是最看重个性的是否契合的，这在他对诗歌和散文小品的创作主张中表达得很明白，前已具引，他对《红楼梦》的研究也贯串着这个核心思想，他在《〈红楼梦〉辨》中反复说个性的问题，如：“作者有他底个性，续书人也有他底个性，万万不能融洽的。”（注50）他坚持从作者创作意图进入文本的文学世界，重视风格的研究，都是从这种个性中心主义出发的。我们研究俞平伯的个性和风格，发现他和曹雪芹、《红楼梦》在个性和风格上能够大幅度相契合的地方主要在艺术方面，不够契合的地方主要在思想方面。这就是检讨俞平伯红学研究之得与失最基本的根据，我们认同俞平伯的个性论文学观，并用这种文学观来分析批评俞平伯的红学研究，事实证明是能够说明问题的。因此我们也可以联想到，鲁迅和胡风，并不是专业的红学家，又存在许多时代的具体局限，却能对曹雪芹和《红楼梦》之思想的深刻性、叛逆性、超前性等有所发现，那根本原因还是他们的思想气质能与曹雪芹发生共振共鸣，还是个性的某种契合。
　　讨论到这里，我们可以涉及１９５４年的那场批俞运动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是一个信奉暴力夺取政权和阶级斗争理论的革命领袖在新政权建立以后意识形态整合的一部分，其过火的政治化、严重脱离了学术的偏颇今天已经很清楚了，不须辞费。问题是，曹雪芹原著《红楼梦》中蕴涵的思想向度的异端性其实是具有某种“革命”意味的，这就和革命领袖的思想碰撞出某些火花，而俞平伯那种逃逸于个人趣味的文人雅士的精神意度，却正是“革命”所要扫除的对象。所以，仅从思想的层面说，革命领袖是不会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有太大兴趣的，尽管俞平伯对《红楼梦》的艺术有深入的体会和动人的解说，但革命领袖怎么会对“怨而不怒”的风格有认同的兴趣呢？他更感兴趣的当然只是曹雪芹在小说中所透露出来的逆反和异端思想。因此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革命领袖对俞平伯和周汝昌这两位红学家完全不同的态度。
　　按照一种观点，认为“沿着‘自传说’的路线走下去的不是俞平伯，而是周汝昌。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１９５３年上海棠棣出版社）把胡适的‘自传说’发展到极致，红学变成曹学，也把它的弱点和缺欠暴露无遗。”（注51）是不是这样呢？表面看来好像是这样，其实却有许多复杂的因缘需要洞察。一方面，胡适曾经很赞赏《〈红楼梦〉新证》，并把周汝昌说成是“我的一个好徒弟”（注52），好像可以证实周汝昌是胡适传人的论点，另一方面则是周汝昌多次表白自己与胡适的无法沟通。如果说在八十年代以前的政治气候下周汝昌的表白还有一些“划清界限”的因素的话，那么八十年代周汝昌为台湾纪念胡适写的文章被台湾方面拒绝发表，则很能说明周汝昌与胡适存在着根本的个性气质和思想认识方面的冲突。周汝昌在《我与胡适先生》一文中说：“台湾一家报纸因纪念胡先生诞辰百周年向我征文。我应命写了约有万言的文章，其中除了怀念追思，敬仰他的学者风范，也对胡先生的文学文化见解作了若干评论──主调偏于‘批评’。此文台湾报纸未肯刊登。”“我的拙见与妄言，简而陈之，主要有两点：一是他对中华文化，尤其是语文的特点优点缺少高层理解认识，硬拿西方语文的一切来死套我们自己的汉字语文。二是胡先生的审美目光与理想境界也都是以西方外国文化的标准为依归的，他的思想是竭力把中国文化引向西方的模式，使之‘西化’。”（注53）周汝昌所说的“审美目光与理想境界”既包括了艺术层面，也包括了思想层面。论到艺术层面，周汝昌的意见其实和俞平伯对胡适的“劝谏”异曲同功。周汝昌和俞平伯同样具有来源于气质习染的深厚的古典文化文学修养，对中华传统文字笔墨具有高度鉴赏能力，与主张“西化”的胡适大异其趣。周汝昌在《还“红学”以学》一文中也曾极为感慨，说胡适：“这样一位‘国学’大师，对文字笔墨的欣赏鉴别能力竟然如此其钝而不明，若非亲历，实难置信。”（注54）石昌渝学兄说：“具有较高水平的欣赏能力的人阅读《红楼梦》，读到第八十一回都会有一种变味儿的感觉”（注55），可是胡适、林语堂等“大师”却偏偏说程高本《红楼梦》比脂批本《石头记》好，说后四十回的文字笔墨并不比前八十回差甚至更好。这是一个最有趣味的问题。周汝昌在《我与胡适先生》中又说：“我便益发相信，胡先生对芹书根本没有认真研读，他写《〈红楼梦〉考证》，一点儿也不是特别重视芹书，只不过是为了提倡‘白话文’，对几部章回小说名著加以‘整理’，为了印行，才逐一地各作一番考证罢了。”（注56）所以，其实周汝昌才是俞平伯“文学批评范式”真正的继承人，并作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这只要看看周汝昌的《〈红楼梦〉与中华文化》和《红楼艺术》这两本着作就一目了然了。同时，周汝昌对曹雪芹和《红楼梦》思想的异端性和超前性也有所理解认同，这正是他不同于俞平伯的地方，也可以说周汝昌创立了从思想性切入《红楼梦》的研究范式。俞平伯把胡适的历史眼光转换为文学眼光，周汝昌则更突出了思想性眼光。周汝昌后期的红学研究则把思想性的眼光提升为文化性的眼光。这是新红学的三部曲，尽管表面上这三个人似乎都是“考证派”。考证是基础，没有考证，艺术和思想、文化都不能真正深入，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却始终被一些人纠缠不清。俞平伯、周汝昌与胡适的差异在于俞与周都有浓郁的文学性、艺术性素质，胡适则这种素质相当薄弱。其实俞平伯和周汝昌之间的共同点比他们各自和胡适的共同点要多，俞平伯和周汝昌都是中国文化本位的，胡适却是西方文化本位的，这是本质的差异。俞平伯和周汝昌的差异主要在思想气质方面。如果说俞平伯是“晚明人”，周汝昌则是“魏晋人”（张中行先生曾在上海的《文汇读书周报》发表过一篇小文，其中就说周汝昌是“魏晋人”），这使得周汝昌比俞平伯在思想层面与曹雪芹有更大的亲和度。曹雪芹又号梦阮，敦敏、敦诚的诗把曹雪芹比作曹植、阮籍、刘伶等，说明曹雪芹在气质个性上是更接近魏晋人而非晚明人的（当然不是绝对的）。这通过对前八十回《红楼梦》的深入研究也可以得到佐证。对周汝昌的观照评判，不能老停留在初版《〈红楼梦〉新证》的时代，那是有失公平的。即使在初版《〈红楼梦〉新证》中，透过考证的表像，传达的也是对《红楼梦》思想向度的关注，周汝昌对后四十回续书的激烈态度也主要来源于思想的层面（当然还有艺术的层面）。周汝昌在《〈红楼梦〉新证》开头就声明该书“是一本关于小说《红楼梦》和它的作者的材料考证书”（注57），是有其苦衷的，正如赵润海先生在《〈石头记〉自传说的检讨》中所说：“他刻意强调‘材料的考证’，只是为了进一步做好对‘这部小说和这位作家的批判与评价工作’，企图摆脱政治上可能的批评。”（注58）《〈红楼梦〉新证》在考证的表像下面潜隐着对《红楼梦》思想性的重视，这也就是为什么革命领袖要让李希凡写文章把周汝昌和俞平伯作区别，对周汝昌采取保护态度的根本原因。李希凡先生１９９８年在周汝昌从事红学研究五十年纪念会上发言时曾说他只“奉命”写过两篇文章，第二篇就是《评〈红楼梦新证〉》，文章的主要意旨是将周汝昌和俞平伯加以区分。革命领袖的智慧和直觉毕竟是不同凡响的，他从《〈红楼梦〉新证》中感觉到了思想层面的某种程度的共鸣。周汝昌在《还“红学”以学》中推尊鲁迅为红学“大师”，表彰陈蜕与胡风，却对《〈红楼梦〉评论》、《〈红楼梦〉考证》和《〈红楼梦〉辨》颇有微词，一般的理解总爱往“意气”方面联想，其实这种认知立场的本质还是关注《红楼梦》的思想性。陈蜕、鲁迅和胡风尽管不是专业的红学研究者，却以其思想性方面和曹雪芹的某种灵犀暗通而得到了《红楼梦》的思想真谛，王国维、胡适与俞平伯的著作虽然是有影响的红学专著，却由于他们在思想、气质和个性方面与曹雪芹不能完全契合而有根本缺失。这种思想关怀的特征，周汝昌曾多次申说，却不被理解和重视，如他在《献芹集》的自序中曾十分感慨地说：“在红学史上，我似乎成了‘考证派’的‘代表人物’，以为我是在‘搜集史料’上做过一点事情的，‘尚称丰富’云。但是说也奇怪，云南一位青年（当时是农场工人）却投函来说：他读了所有的红学著作，觉得只有我是最注意探索雪芹的思想的研究者。”（注59）１９５４年的批判运动，如果说有什么能经得住时代淘洗的“合理内核”的话，那就是不管它有多少偏颇，毕竟重视了《红楼梦》的思想性，虽然由于它的“形而上学”立场（孤立性、片面性、绝对性）和政治运动性质，又不可能使思想性的探讨达到真正的准确和深邃。
　　如果说俞平伯曾遭遇了长期的曲解的话，周汝昌则遭遇着更为严重的曲解。将周汝昌视为单纯的“考证派”和胡适的传人就是一种只看表像不看实质的曲解。当然要详细剖析明白这个问题，那是需要另写一篇《周汝昌其人与〈红楼梦〉研究》的。这里只作一个印象式的简略概观：俞平伯有一种韵，周汝昌除韵以外更多了一股气。俞平伯是“晚明人”，周汝昌是“魏晋人”，有同也有异。两个人的资质聪明和文学修养是不相上下的，甚至在音乐方面也都有独到的天赋和造诣。俞平伯对昆曲等古典戏曲音乐不仅有研究，也能度曲演唱，还参加过谷音社。周汝昌则称得上是一位京剧伴奏全能选手，还以票友身份扮过小生、老生、青衣等，对京韵大鼓也非常内行，这一点周汝昌在几篇文章中都有过自述行状，周汝昌的老同学石建国先生也谈到过。但俞平伯是浙江人，有温雅秀逸的气质，周汝昌是天津人，有点桀傲不驯的劲。南士清通简要，北人气质坚刚，这是南士与北士的两种风流。俞平伯是知堂老人的门徒，周汝昌却在一定程度上暗承了鲁迅先生的强韧。这种区别甚至在两个人的书法风格上也能看出来。这里面不存在褒贬倾向的问题，而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文化现象。俞平伯与周汝昌之间曾经有过某些磨擦和误解，但那基本上是些与《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关系不大的枝节问题（如曹雪芹卒年的壬午与癸未之争、靖藏本《石头记》的下落等），作为新世纪的研究者，应该打破门户之见，从更宏广的历史文化角度作出解释。
　　新的千年到来之际，红学界有一种清算和摆脱“新红学”和“自传说”的呼声。这种呼声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承考证的余绪，企图从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成书过程来切入，将“自传说”作更广泛的拓展，赵润海先生的文章《〈石头记〉自传说的检讨》是一个信号。另一个方面来自于一些博士硕士等新锐学人，主要是引进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流派，为《红楼梦》的解读提供新的方法论视野。这两种倾向的努力当然都有益无害，会各有所成，但会不会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巨大突破呢？我的看法有些保守。因为成书过程的研究难度很大，可能将是有限的老材料的新一轮的重新解读，仍然会充满各种猜测和臆断，争论和纠纷，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思路和说法，但不一定就能在自圆其说的合理性方面超过老的自传说。毕竟《红楼梦》（包括前八十回与佚稿）是一部已经基本成型的文学作品，对它的原始背景、成书过程等的考察应该有一定的限度。至于西学思潮的引进，是不是能够在《红楼梦》研究中运用得恰到好处，恐怕也不能太乐观。因为新一代学人在传统文化的学养和艺术感觉方面似乎有一些差距，能够达到与曹雪芹的个性气质的相通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我以为，重要和迫切的不是急于摆脱“新红学”的羁绊，也不是各种西学思潮理论的引进（在当前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都日渐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是不引也要来的），而是要想一想怎样才能回到俞平伯和周汝昌那种气质血胤层面的对传统文化文学的汩没涵泳，那种与生俱来自幼习染的素养修为，那种对传统文学艺术的活泼泼的生动感知，以及怎样才能具备深邃的思想穿透力量而与曹雪芹的思想气质达到沟通。红学界的某些争论是由于一些人理解不了俞平伯、周汝昌那种传统的言说表达方式引起的。俞平伯，特别是周汝昌，写文章不喜欢表面的逻辑，乐于用含蓄的暗示方式，重视“悟性”的彼此会心，文风上的“文章体”而非“论文体”等，都是中国文化偏重于喻示性而非逻辑性这种根本性质的体现，但这在中国当代某些学人那里却造成了理解的障碍。为什么会有这种障碍？追根溯源，在于当代人传统文化素养、文学素质的严重失落，不仅是在知识层面，更重要的是在感知方式、言说方式层面。《红楼梦》中许多浸透了传统文章学、诗词学的艺术奥妙，俞平伯和周汝昌不经意间就感觉到了，没有他们那么深厚传统文化修养和文学素质的人再阅读多少数据也无法进入境界。如果上升到理论界面的话，那么可以说俞平伯和周汝昌的感知方式和言说方式更接近于现象学。本世纪后半期以来，西方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有了重大转型，逐渐从逻辑学范式向现象学范式发展。现象学更重视对直觉经验到的现象作描述和研究，所谓“回到事物本身”，是一种超越概念前提和理性分析的态度。而逻辑学范式则更固执于把具体现象概括为抽象的共同形式，归结成黑格尔式的绝对精神或形而上的逻各斯。俞平伯和周汝昌都不是理论家，但由于他们自小的承传习染，葆有深厚的传统学养，再加以天性、环境等的综合作用，使他们的感受和思维方式在逻辑学范式与现象学范式之间更亲和后者。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学术传统与学术的现代性不应该是二元对立的，而应该是融为一体的，而且学术的现代性并不等于就是逻辑学范式，不能将西方传统的逻辑学范式生硬地往《红楼梦》上套，而必须具有中国的历史感受和审美感受，“拿来”的东西才能与传统的东西相“契合”。在此基础上方能将曹雪芹《红楼梦》的思想性、文化性、艺术性作真正深入的阐发，辨析原著与续书“两种《红楼梦》”在精神（包括思想、艺术、审美、文化等）层面的同异之争所包含的涉及到民族灵魂的重大意义，并努力使这一切为更多的人民群众所了解和领受。这样，红学才能真正成为一个民族性的精神文化支柱，这也就是所谓“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注60）最本质的方面，所谓“人间红学”（注61）的精髓所在。所以，当务之急并非从“新红学”突围，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回到俞平伯和周汝昌的感知方式与言说方式，这样说主要不是指考证层面，而是指艺术和思想层面。这里面涉及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异质性，涉及到知识谱系的民族认同，涉及到以中国文化为本位来接纳西方文化而非相反的立场。当然这也许只是一种理想吧。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１３日
　　１《文学评论》２０００年第２期，第４４页。类似的观点此前也有说过，如刘梦溪在《〈红楼梦〉与百年中国》（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中区分胡适和俞平伯的考证为“历史考证和文学考证”。
　　２《〈红楼梦〉研究资料汇编》之《胡适研究〈红楼梦〉文存》卷８０──８２页，台湾天一出版社１９７０年版。
　　３收入《〈石头记〉探佚》，山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４《俞平伯和新红学》，《文学评论》２０００年第２期，第４８页。
　　５《俞平伯全集》第二卷第１１８页，花山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６《俞平伯全集》第二卷第１１９页。
　　７《俞平伯全集》第二卷第１１８页。
　　８《俞平伯全集》第二卷第１２４─１２５页。
　　９《俞平伯全集》第二卷第１２７页。
　　１０《俞平伯全集》第二卷第２２１页。
　　１１《俞平伯全集》第二卷第２２６页。
　　１２《俞平伯全集》第二卷第３４３页。
　　１３《鲁迅散文精粹》第５页，作家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１４《鲁迅散文精粹》第３４页。
　　１５《鲁迅散文精粹》第１９９页。
　　１６《俞平伯全集》第二卷第３４７页。
　　１７《俞平伯全集》第二卷第３４８页。
　　１８《俞平伯全集》第二卷第３５４页。
　　１９《俞平伯全集》第二卷第３５９页。
　　２０《俞平伯全集》第二卷第３６０页。
　　２１《俞平伯全集》第二卷第３６１页。
　　２２《俞平伯全集》第二卷第４２３─４２４页。
　　２３《俞平伯全集》第二卷第４０７页。
　　２４《俞平伯全集》第二卷第４３３页。
　　２５《文学评论》２０００年第２期，第５６页。
　　２６《俞平伯全集》第一卷第１３页。
　　２７《俞平伯全集》第一卷第１３页。
　　２８《俞平伯全集》第一卷第５─６页。
　　２９《俞平伯全集》第一卷第１４页。
　　３０《俞平伯全集》第一卷第１６页。
　　３１《俞平伯全集》第一卷第８─９页。
　　３２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３３《文学评论》２０００年第２期，第６１页。
　　３４《冬夜•自序》，《俞平伯全集》第一卷第１３页。
　　３５《俞平伯全集》第一卷第３８９页。
　　３６《俞平伯全集》第一卷第６０４页。
　　３７《俞平伯全集》第一卷第５８７页。
　　３８《俞平伯全集》第一卷第４７５页。
　　３９《俞平伯全集》第一卷第３８０页。
　　４０《冬夜•自序》，《俞平伯全集》第一卷第１２页。
　　４１《致汪君原放书》，《俞平伯全集》第一卷第１６页。
　　４２《俞平伯全集》第一卷第３８０页。
　　４３《俞平伯和新红学》，《文学评论》２０００年第２期，第４８页。
　　４４《〈红楼梦〉辨》第８５、８６、８８页，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３年版。
　　４５《“旧时月色”》，《俞平伯全集》第陆卷第４２８页。
　　４６《乐知儿语说红楼》，《俞平伯全集》第陆卷第４１６、４２５页。
　　４７《“旧时月色”》，《俞平伯全集》第陆卷第４２９页。
　　４８韦?《我的外祖父俞平伯》第３４页，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４９《〈红楼梦〉辨》第４２页，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３年版。
　　５０《〈红楼梦〉辨》第５页，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３年版。
　　５１《俞平伯和新红学》，《文学评论》２０００年第２期，第４６页。
　　５２《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第２７７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５３周汝昌《脂雪轩笔语》第９１、９８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５４《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５年第４期，第４１页。
　　５５《俞平伯和新红学》，《文学评论》２０００年第２期，第４４页。
　　５６《脂雪轩笔语》第９８页。
　　５７《〈红楼梦〉新证》，“写在卷头”，第１页，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６年版。
　　５８《〈石头记〉自传说的检讨》，《文学评论》２０００年第６期，第９２页。
　　５９《献芹集》第１２页，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６０参见龙协涛《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访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９年第２期。６１梁归智《箫剑集•自序》，第４页，山西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山西大学学报》２００２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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