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沈从文教授
我现在先发表他一封信,大概是民国十九年间他在上海时候写给我的。信的内容没有什么可注意的,但是几个字写得很挺拔而俏丽。他最初以“休芸芸”的笔名向《晨报副镌》投稿时,用细尖钢笔写的稿子就非常出色,徐志摩因此到处揄扬他。后来他写《阿丽丝中国游记》分期刊登《新月》,我才有机会看到他的笔迹,果然是秀劲不凡。
从文虽然笔下洋洋洒洒,却不健谈,见了人总是低着头羞答答的,说话也是细声细气。……
由于徐志摩的吹嘘,胡适之先生请他到中国公学教国文,这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因为一个没有正常的适当的学历资历的青年而能被人赏识于牝牡骊黄之外,是很不容易的。从文初登讲坛,怯场是意中事,据他自己说,上课之前做了充分准备,以为资料足供一小时使用而有余,不料面对黑压压一片人头,三言两语的就把要说的话说完了,剩下许多时间非得临时编造不可,否则就要冷场,这使他颇为受窘。一位教师不善言辞,不算是太大的短处,若是没有足够的学识便难获得大家的敬服。因此之故,从文虽然不是顶会说话的人,仍不失为成功的受欢迎的教师。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需要有启发别人的力量才不愧为人师,在这一点上从文有他独到之处,因为他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好学深思的性格。
在中国公学一段时间,他最大收获大概是他的婚姻问题的解决。英语系的女生张兆和女士是一个聪明用功而且秉性端庄的小姐,她的家世很好,多才多艺的张充和女士便是她的胞姐。从文因授课的关系认识了她,而且一见钟情。……
在青岛大学从文教国文,大约一年多就随杨振声(今甫)先生离开青岛到北平居住。今甫到了夏季就搬到颐和园赁屋消暑,……。此时从文给今甫做帮手,编中学国文教科书,所以也常常在颐和园出出进进。书编得很精彩,偏重于趣味,可惜不久抗战军兴,书甫编竣,已不合时代需要,故从未印行。
从文一方面很有修养,一方面也很孤僻,不失为一个特立独行之士。像这样不肯随波逐流的人,如何能不做了时代的牺牲?他的作品有四十几种,可谓多产,文笔略带欧化语气,大约是受了阅读翻译文学作品的影响。 ……
(1973年6月24日 西雅图)
忆沈从文教授
张友仁
抗战时期,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经济学系读书时,沈从文先生是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的副教授,也在文学院中文系开课。在经济学系的必修课和选修课中,本来没有沈从文先生的课程,我却慕名前往旁听过他讲授的几门课程。那时,他开设的课程有:“大一国文”、“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和“现代中国文学史”等,他还参加《国文月刊》的编辑工作。
我喜欢听他的讲课;特别喜欢听他讲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课程,因为讲课的内容不仅仅是文学,而且有对我国现代社会生活极其丰富生动的讲述。如对大革命时期的社会生活和革命斗争,有栩栩如生的描绘。
记得他讲起过大革命时期北京大学一位女学生李芬,在湖南邵阳家乡开展农民运动、组织革命斗争,被她反动的叔父和堂兄捆绑押送县衙。她在狱中坚持斗争、坚贞不屈,1928年在邵阳壮烈牺牲。临刑前请狱友为她紧密缝制内衣内裤多层,以防死后反动狱卒奸尸。她牺牲前还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反动军阀!”等口号。此事后来被北大同学王实味写入《野百合花》文章中,刊载于延安的报纸上。王因此曾受到批判,直到1947年在行军途中被错误地处决,此事有关领导曾受到毛泽东同志的严厉批评。后经中央有关部门复查,对王的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沈从文教授在课堂上讲起和许多现代文学家的交往旧事,如:丁玲在第一次领到稿费时,同他一起在上海南京路上选购丝袜。胡也频等1931年在上海龙华的牺牲。徐志摩1931年在山东开山飞机失事及其治丧工作等等。
他授课的课堂在西南联大新校舍北区一间不大的教室里,土墙土地铁皮屋顶,后来连铁皮屋顶也卖了换成茅草屋顶。教室里有一只讲桌和几把扶手椅。有一次上课时,这些扶手椅都被我们先行到达的男同学占满了,后到的三位女同学没有座位。男同学们有的不懂得向女同学让座,有的则是不好意思给女同学让座,她们不得不站着听课和记笔记。沈从文教授看不过去,居然把讲台上的讲桌扛下来,放倒在教室地上,请这三位女同学坐下听课。
沈从文教授对于北京大学的老教授们是非常崇敬的。对于原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先生,他在课堂上说:“适之先生的最大的尝试并不是他的新诗《尝试集》。他把我这位没有上过学的无名小卒聘请到大学里来教书,这才是他最大胆的尝试!”的确,胡适先生看中了沈从文先生的长才,作出了大胆的尝试,而沈从文先生则没有辜负胡适先生的尝试,在文学创作和教学工作中作出了卓越的成绩。他在课堂上讲到原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先生时,表现出极为敬佩的神情,说他是“五四”运动的健将,学界出洋的“五大臣”之一,并且两手插腰表示出他(周)敢于仗义执言、善于折冲樽俎、舌战群儒的样子。
沈先生虽然是位自学成才的新文学作家,可是他对古典文学、金石书画、古代器物服饰等等都有非常深刻的研究和高深的造诣。他的书法极为秀丽,非常招人喜爱。“一二·一”死难烈士纪念碑《自由颂》就是请他书写的。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有位刘文典教授,自命为古典文学的大权威,他十分小看沈从文教授。有一次他们在西南联大新校舍北面的山坡上逃避敌机空袭时相遇,刘竟说:“你也来逃警报呀!你也值得逃警报吗?”人们听了都愤愤不平,而沈先生则泰然处之。后来,刘先生因经常不到校上课,被清华大学中文系解聘,刘为此而向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申诉,梅校长查明情况后仍维持中文系的解聘决定。
沈先生家里藏有极为丰富的“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书籍,而且十分欢迎同学们前往借阅。有的同学借去以后长期不还,他也从来不去催索。甚至连谁向他借去哪些书籍,他也从来不作记录和计较。
1946年秋,北大教授们从昆明回到北京。沈先生住入沙滩中老胡同的北大教授宿舍,那是距离沙滩汉花园(现五四大街)北京大学文学院和法学院(红楼门前就挂着北京大学文学院和北京大学法学院两块牌子)最近的一处教授宿舍。那里原是清代高级官员的大宅院,这时住在那里的还有朱光潜文学院长、周炳琳法学院长、张颐教授、吴之椿教授、江泽涵教授、张景钺教授、贺麟教授、孙承谔教授、袁家骅教授、闻家驷教授、芮沐教授、冯至教授、费青教授、陈友松教授、冯文炳教授、陈占元教授等十余位著名教授。我因为工作关系,常到那里去,也常和沈先生见面。
1948年夏,他和杨振声教授得到北平市市长何思源校友的照顾,住入颐和园谐趣园北边十分幽静的霁清轩避暑。那是颐和园内最为佳绝的一处园中之园,美丽的院落、参天的古木、满架的藤萝,还有淙淙的流水。杨振声先生住在园内主要建筑三开间的霁清轩内,该轩的廊柱上彩绘有一串串美丽的葡萄,八月间我去看望他们时,杨先生正坐在里面一张摇椅上纳凉,沈先生则住在北面的一栋平房里。沈先生避暑时也不甘寂寞,正在那里写作长文《霁清轩杂记》。他和我们大谈颐和园的历史和掌故,我才知道,霁清轩原来是慈禧太后的住处,当时是北平市政府的一所内部高级招待所。这篇文章分二期在《新路》杂志(半月刊)1948年上发表。直到现在,我还认为这是描述颐和园和中国近代史的一篇极好的散文,至今没有超过它的。我想,在沈从文先生的头脑里装有一部活生生的我国近代和现代史。他写的小说也都是我国近代社会生活的生动和深刻的写照。
最近查阅了许多人物辞典,如《北大人(一、二)》、《社会科学人物辞典》、《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辞典》、《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大辞典》等传记辞典,虽然书中均收有文学部分,可是却都没有这位世界著名文学家沈从文先生的辞条,真是令人十分奇怪。这恐怕同他解放后的遭遇不无关系。
2003年10月8日于北京大学朗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