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异秉》 　　小说集：《邂逅集》《晚饭花集》《茱萸集》《初访福建》 　　散文集：《逝水》《蒲桥集》《孤蒲深处》《人间草木》《旅食小品》《矮纸集》《汪曾祺小品》 　　艺术小品集 ：《汪曾祺：文与画》 　　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 　　剧本京剧：《沙家浜》（主要作者） 　　京剧：《范进中举》 　　文集：《汪曾祺自选集》（1987年）；《汪曾祺文集》（共四卷，《小说卷》《散文卷》《文论卷》《戏曲剧本卷》1993年，江苏文艺出版社）；《汪曾祺全集》（共八卷，《小说卷》《散文卷》《戏剧卷》《其他卷》1998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汪曾祺》（共五卷，《说戏》《五味》《谈师友》《文与画》《人间草木》，山东画报出版社） 　　汪曾祺著作 　　《邂逅集》，1949年4月，文化生活出版社。 　　《羊舍的夜晚》，1963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汪曾祺短篇小说选》，1982年8月，北京出版社。 　　《晚饭花集》，1985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 　　《寂寞和温暖》，1987年9月，台湾新地出版社。 　　《汪曾祺自选集》，1987年10月，漓江出版社。 　　《晚翠文谈》，1988年3月，浙江文艺出版社。 　　《茱萸集》，1988年9月，台湾联合出版社。 　　《受戒》（法文版），1989年，中国文学出版社。 　　《蒲桥集》，1989年3月，作家出版社。 　　《晚饭后的故事》（英文版），1990年，中国文学出版社。 　　《旅食集》，1992年4月，广东旅游出版社。 　　《汪曾祺小品》，1992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汪曾祺》，1992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 　　《汪曾祺散文随笔选集》，1993年6月，沈阳出版社。 　　《菰蒲深处》，1993年6月，浙江文艺出版社。 　　《榆树村杂记》，1993年9月，中国华侨出版社。 　　《草花集》，1993年9月，成都出版社。 　　《汪曾祺文集》（4卷5册），1993年9月，江苏文艺出版社。 　　《塔上随笔》，1993年11月，群众出版社。 　　《老学闲抄》，1993年11月，陕西人民出版社。 　　《异秉——汪曾祺人生小说选》，1994年9月，甘肃文艺出版社。 　　《五味集》，1996年1月，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 　　《矮纸集》，1996年3月，长江文艺出版社。 　　《逝水》，1996年3月，中国青年出版社。 　　《汪曾祺散文选集》，1996年，百花文艺出版社。 　　《独坐小品》，1996年11月，宁夏人民出版社。 　　《去年属马》，1997年，北京燕山出版社。 　　《中国当代才子书·汪曾祺》，1997年，长江文艺出版社。

汪曾祺散文的特色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汪曾祺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因此品读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如《葡萄月令》。 　　 汪曾祺的散文写风俗，谈文化，忆旧闻，述掌故，寄乡情，花鸟鱼虫，瓜果食物，无所不涉。在《夏天的昆虫》中，他向读者介绍了蝈蝈、蝉、蜻蜓、螳螂的品种、习性和孩童捕捉昆虫的情形。如他说：“叫蛐子（蝈蝈的俗称）是可以吃的。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儿就熟了。味极似虾”。说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涂上黏胶捉蝉。作者小时候用蜘蛛网捉蝉"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络满了蜘蛛网,很黏。瞅准了一只蝉，轻轻一捂，蝉的翅膀就被粘住了。"读到此处，不觉会心一笑，好像说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 　　文如其人，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质朴，不事雕琢，缘于他心境的淡泊和对人情世故的达观与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在被打为右派下放劳动的日子里，他奉命画出了一套马铃薯图谱。他认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是“神仙过的日子”，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的文学》和《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汪曾祺小说的特色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必然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影响”。儒、道、佛三家，“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不过，“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这是他艺术追求的方向，也是他小说的灵魂。 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我们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他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而美与健康的人性，不论在多么古老的民族传统中，永远是清新得如同荷风露珠一般。为此他写成了脍炙人口《受戒》和《大淖记事》。《受戒》中一对活泼可爱的小儿女之间萌发的天真无邪的朦胧爱情，蕴含着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洋溢着人性和人情的欢歌。这种内在的欢乐情绪同古代乐府和民间情歌相同。《大淖记事》的爱情故事略为曲折。娟美可人的巧云和年轻风流的锡匠十一子纯真赤诚的爱情遭到野蛮的蹂躏，然而无比坚贞的爱竟可使生者死、死者生。这是令作家“向往”和“惊奇”的美，它深藏在民间，深藏在我们民族的传统中。 　　然而，它在展示美与健康的人性的同时，也常常对人性的丑恶发出深沉的叹喟。 《钓人的孩子》反映的是货币使人变魔鬼，《珠子灯》揭示的是封建贞操观念的零落，《职业》写的是失去童年的“童年”和人世多辛苦，《陈小手》更揭示了封建主义、男权专制的残暴。当然，作者也无意掩饰我们民族心理和性格的弱质。《异秉》中对市井平民沿袭为常的僵硬刻板生活，于生无望而求助于“异秉”的猥琐心理，也进行了不无调侃的讽刺：《八千岁》中米店老板的心理自我调节也颇似阿Q。 　　对于自卑、平庸、麻木的心理状态，作者都有所针砭，但毕竟同情与悲悯要多于批判。因为在作者看来，今天写过去的事，需要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所以即使在《八月骄阳》中写老舍之死时，也只是将一腔愤懑深藏在凄清和冷寂中。除净火气、感伤，达到恬静、淡泊，可说是汪曾祺小说的主要风格，也是他自己饶有特色的“抒情现实主义的心理基础”。但也诚如林斤澜所说：“‘除净火气’，也可能除净了‘血气’。除净了‘感伤’，也可能除净了‘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