酆悌、文重孚：

　　因长沙大火被枪决

　　1938年底，国民党军军警奉令在长沙城内外纵火，实行所谓的“焦土抗战”。大火即起，老百姓慌不择路，争相出逃，拥挤践踏，死伤甚巨。十几万间民房商店，也在一夜之间化为灰烬。寇锋未到，而阵脚已大乱，一时间，国内舆论哗然，重庆当局极为被动。

　　1938年12月18日，蒋介石下令枪毙“长沙纵火案”的三个当事人：长沙警备司令酆悌、保安团团长徐昆和长沙市警察局长文重孚，以稍平民愤。蒋介石在酆悌的判决草案上批道：“酆悌身负长沙警备全责，玩忽职守，殃及民众，枪毙。”

　　事实上，早在几天前，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张治中就接到蒋介石密电，令其派人将长沙城焚毁。张治中接到命令后，当即通知了酆悌，要他按密电令行事。而至于是什么人放了第一把火，就连酆本人也不清楚。结果酆悌等三人成了替罪羊，酆悌死得尤其冤枉。

　　据最新史料透露，酆悌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纵容部下秘密放走已被拘的周恩来，包庇“刺杀汪精卫案”的策划者、中共地下党员华克之，甚至还暗中派人企图刺杀蒋介石的心腹张群。蒋介石对酆悌早就心怀不满，早有将他除掉之意。只是因抗日军兴，战事激烈，才没有下手的机会。

　　“长沙纵火案”的发生，正好给蒋介石提供了一个动手的借口……

　　段朗如、陈安宝：

　　牺牲得很窝囊

　　上官云相原本是孙传芳五省联军第4师师长，抗战军兴，受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赏识，调任第32集团军总司令，负责第三战区浙赣线方面的防务。

　　上官当旅长、师长之时，已养成“功则归己、过则归他”的恶劣品性。战况有利，则拼死追打，战况不利，则拔腿就跑。段朗如是上官麾下猛将，1939年南昌反攻战时，段刚到达预定位置，便建议立即发起突击，因为此时日军立足未稳，兵力只有一个联队，尚未部署完毕。可是上官不同意，说是有你打的仗，等着。

　　等到阵地前的日军已经增加到一个旅团，上官却下令强攻。段朗如说：“进攻是要进攻，但仗不是这样打法。”上官闻此大怒：“段师长，你说什么，你要负责的！”段不得已，组织突击队进攻，但他手下的一个黄埔四期生临阵脱逃，整个计划被打乱，突击队完全暴露在日军夹击之下而无力还手。

　　当时，南昌反攻部队有近30个师，其中，上官云相以集团军司令官名义指挥第29军，军长陈安宝、段朗如的79师即属于该军主力。段组织突击队失手后即遭逮捕。陈安宝军长意图息事宁人，想以作战不力为由，将其免职了事。可是，上官云相却以个人芥蒂，决定杀其头推卸责任。上官云相还表示：“若不杀段，我就不抗日了。”于是，段朗如死于非命，罪名是畏缩不进，谎报军情，贻误战机……

　　接下来，身为第29军军长的陈安宝只有亲自指挥79师，进攻南昌附近的莲塘，遭遇强大的机械化装备的日军反击，很快全线溃退。陈安宝因负重伤，跑不动，被日军追上后杀害。

　　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军损失二百余将官，以陈安宝、张自忠、郝梦龄三位军阶最高；时间是1939年初夏。

　　廖龄奇、张德能：

　　做了替罪羊

　　廖龄奇是国民党第74军58师师长，第一次湘北会战，日寇集中两个师团的兵力，分路向湘北进攻，廖龄奇督率全师给以迎头痛击，战士伤亡数百，拖住了敌人，取得了第一次湘北会战大捷。

　　1941年9月17日，第二次湘北会战开始。此时，廖龄奇正请假去江西吉安结婚，顺便转回老家祁阳省亲。58师副师长张灵甫率部队从江西新余徒步赶往长沙。不料，日寇已于17日分五处强渡新墙河，58师陷入极端不利形势中。

　　廖龄奇闻讯，由祁阳驱车于途中赶上部队，遵令退守醴陵待命，而原驻防新墙河一线的部队，则按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部署，早已向长沙东南撤退，日军乘虚直入，占领长沙。

　　薛岳等人为推卸自己弃城逃跑的责任，把廖龄奇请假离开部队去吉安结婚，说成是临阵脱逃。11月，廖龄奇被蒋介石以“临阵脱逃”罪枪决。

　　第74军自抗战以来，打过多次苦仗硬仗，虽然在第二次湘北会战中一触即溃，但主要失在战略，不在战术。可是，蒋介石却拿一个很出色的师长（廖龄奇）来祭旗。这样的处理，表明大本营的心理脆弱，头脑混乱。1944年6月中下旬，长衡会战（即第四次长沙会战）一役，守长沙的是张德能军长。先是岳麓山一个师失守。守城的两个师见失去依托，只好自发突围。某夜，一卫士醒来，见外面江边上，官兵纷纷往衡阳方向逃散，便赶忙推醒张德能，张勃然大怒，冲出去欲加阻止，但对于彻底混乱的部队，其收效甚微。

　　兵败后，张德能与战区参谋长赵子立一起被抓到重庆。赵子立说自己受战区长官薛岳的排挤，实际被剥夺了指挥权，未能指挥长沙守军作战，因此而保住了性命。而张德能就没有这样幸运了。衡阳失陷后，蒋介石要将部队拉向西边的重庆方向为自己保驾，薛岳则要将部队向东边长沙方向拉。蒋对薛是一头火，逼迫军法总监判处张德能极刑。就这样，张德能做了薛岳的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