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１９８４年或者是１９８５年，我第一次见到剑生。当时我在哈佛大学读本科，剑生刚刚开始他在哈佛商学院的博士学业。我们是通过哈佛大学的南希认识的。南希和很多朋友都说，剑生是一个善良、大方、风趣的人。对此，我很快就有了深刻的体会。

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都很穷，平时打工辛苦地挣一点点血汗钱，都要省吃俭用，尽可能节约， 这样回国可以给家里人带“三大件”。但是，只要和剑生在外面吃饭，他从来坚持为我们所有的人“买单”。有时一顿饭能花20、30美元，这对留学生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剑生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有钱。实际上，他比我还穷。他是公费生，每个月只拿中国政府的100美元的奖学金。而我是自费，哈佛每月给我有相当不错的补贴。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很看重异乡他国的朋友聚会，是他善良、大方、慷慨的天性使然。想到我和剑生来美国之前素不相识，认识后他就像一个大哥哥照顾小弟弟一样对待我，让我感到一种家长似的慈爱，直到现在我都难以忘怀。

对剑生的乐观、通达、幽默、风趣大家有目共睹，他朗朗的笑声也极富感染力。那时中国留学生经常举办周末聚会，由于和美国人之间有着巨大的文化和语言的鸿沟，我们很多人都有一种失落感，所以大家聚在一起不外乎就是抱怨。 但是剑生很少抱怨，他总是看到任何事情中都有积极和正面的一个方面。聚会时，他总爱开玩笑，也很会开玩笑，他的到来肯定会给我们带来欢乐。这样，有时我们也拿他来开玩笑。比如，剑生不但慷慨知名饭量也很知名，我们总是开着玩笑说，我们应该把东西都吃了，要不然等剑生来了后就什么也吃不着了。

剑生个头那么大，但他和小孩在一起的时候，自己就像一个孩子一样调皮和天真，所以他能够迷住儿童。1999年夏天，黄宾和Dede Nickerson结婚，我和剑生被邀请为黄宾的伴郎。我大女儿那年两岁，我们也带她去了婚礼。小时候的女儿非常害羞，见到生人就哭，我和夫人都捏了把汗，生怕我们家女儿把人家婚礼给毁了。但在婚礼上我们吃惊地发现，我们的女儿和剑生玩得很好，她根本不怕剑生。剑生抱她，给她东西吃，她都非常高兴， 一点都不介意。后来又有一次我们在王艺家聚会，剑生正好在波士顿。 我们家的害羞女儿又是和剑生形影不离，从房子里到房子外的游泳池一直跟着剑生不放。到今天我都不明白，剑生是有怎么一种魅力，使他能够迷住大人也能迷住小孩的。

80年代末，剑生选择回国，创办了北京科比亚系统工程有限公司。科比亚可能不是刚创办时的名字，但 剑生是中国第一批“海龟”，也是中国软件行业的创始人之一。1988年到1989年，我正巧在北京世界银行做顾问，那时剑生的公司设在北京展览馆，而世界银行的办公室在西苑饭店，所以我们是邻居。我们经常在莫斯科餐厅聚会、吃饭。当年，中国经历了重大的经济、政治动荡，我和剑生时常讨论各种各样相关的题目，有时也会因为观点不一致产生争论。但我和剑生从来不会因为观点之争而影响我们的个人关系。我们相互之间既尊重对方的为人，也尊重对方的观点。

剑生走入实业界后，我又发现了他的另外一面：他非常有经济头脑。我们每次聚会，他总是有一些新的想法，总有新的项目要做，总有新的商业机会要去争取。我真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主意和想法的。这不止是纸上谈兵，剑生也确实实现了他的许多想法。他的公司最早我记得是从租赁业务开始，后来又涉及了软件、商业咨询、出版、投资和许多其他业务。我知道剑生喜欢桥牌，但我一直以为他就是业余玩玩而已。但后来我非常吃惊地发现，他组成了一个桥牌俱乐部。桥牌也成了他公司业务的一部分。

我去商学院任教后，剑生每次见到我就说：“亚生，我们一块做个项目吧！”然后他就会跟我讲一大堆项目。我总是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虽然我是商学院教授，但实际上我对实业一窍不通。我会写论文，会写书，会分析数据，但我根本不会做生意，而且我也没有勇气向剑生承认我的无能。

我的终生遗憾是我没有和剑生完成一个合作项目。2010年，我们开始了一个合作项目。剑生写了一个项目建议书，然后我帮助安排了美国一个技术代表团和剑生的见面。但到最后一刻，剑生不得不取消会议。他电话告诉我，他觉得不舒服，要去杭州休息一段时间。谁也没想到这是剑生癌症的预兆。我也永远无法和剑生合作了。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和追思剑生。我们要记住他，作为好丈夫，好父亲，也是我们住在波士顿的很多人的好朋友。他给我们带来欢笑，给我们带来精神。他也教了我们如何做人，做一个慷慨的、心地善良的人。我将永远怀念他。

 黄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