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9月1日，我到北京八中高一5班报到，一进教室，第一个就碰到靳剑生。当时的他完全是一个阳光少年，圆圆的脸上忽闪着两只漂亮的大眼睛，摆出一副大哥哥的神态，用他特有的带鼻音的声音，热情地主动与我打招呼，介绍当天的活动，介绍班主任邹宝贵老师，领我去大操场，领我去厕所，领我四处参观。他的热情和关切，他对母校的热爱和自豪，强烈地感染了我，我们一见如故，我们之间，在八中的5年同窗之谊和在人生之旅的48年深刻交情，就此展开。

北京八中历史悠久，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光荣的革命传统。在老师们辛勤教育培养下，在八中校风的熏陶下，在我们班的头三年，剑生在德智体美劳各方面得到全面发展。他的基础知识越来越扎实，各科成绩稳步上升，虽然没有邱明、郭铨等那么拔尖，但也总是名列前茅。他独具慧眼，初中学的是俄语，高中毅然半路出家改学英语，并担任我们班的英语课代表。在业余活动方面，他几乎无所不通，并且样样精通。打扑克、下围棋，排球、篮球、乒乓球，他都是佼佼者，尤其令人羡慕的是，有时，在没有任何东西的情况下，他半闭双眼与人下起了盲棋。由于他兴趣和爱好十分广泛，也由于他关心他人、乐于助人，他与同学的关系一直很不错。我们班有十来位同学来自农村，剑生与他们关系也都很好，尤其是住校之后，与他们朝夕相处，同吃同住，关系更加融洽。城里的同学家庭背景也各不相同，但他与所有同学都很团结。

今年是学雷锋活动50周年，而剑生到八中那年，是学雷锋开始之年。他积极投身到这场伟大的活动中，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多做好事。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午饭时，他积极主动地去食堂打饭，主动地给大家分菜、分饭、分汤，看到有的同学没吃饱，有时还主动地将自己的半个窝头或馒头送给同学。剑生在下乡劳动中表现很突出，努力与贫下中农相结合，他看见房东梳着辫子，就亲热地称她为大姐或大嫂，把人家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我们都叫她大娘。他积极主动地帮助老乡扫院子、挑水、打扫房间。在劳动中更是拼命出死力，我在日记里有剑生在竞赛式的摘棉花劳动中，获得第一的记载。我们高一时有一次劳动，下火车后，要再走15里地。为了鼓励大家克服疲劳，早些到达，当时是我们的俄语老师，高二当了我们班主任的曹明光老师，组织了宣传鼓动队，剑生积极参加，打着快板，高声朗诵，鼓励大家克服困难，战胜疲劳，坚持前进。

在八中的头三年，我们每年都参加国庆游行。我们光着上身，下身穿着蓝色三角式游泳裤，同穿着红色游泳衣的师大女附中同学一起，组成体育界的游泳大军，在训练一个月的基础上，在十月一日上午，以整齐划一的正步走，由东向西穿过天安门广场，在雄壮的“运动员进行曲”中，高喊着“锻炼身体，建设祖国；锻炼身体，保卫祖国”的口号，接受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的检阅。十一和五一的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当标兵，维持联欢晚会的秩序。每次都要彩排两次。彩排都在晚间进行，初春和中秋，晚上也很凉。由于患有严重的过敏性鼻炎，剑生每次参加活动都要发病，看他眼泪鼻涕不停地往外流，十分难受的样子，大家都劝他休息，但他从不退缩，坚持到底，哪怕事后发烧躺倒也在所不惜。他把节日的活动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他一听到“运动员进行曲”，就很激动，就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他为能参加节日活动很骄傲，很自豪，但他没想到，与他并肩前进的女生队伍中，有一位十多年后成为他相濡以沫的终生伴侣。很多同学都记得，为了给班集体争光，剑生曾勇敢地承担起全班大合唱音乐指挥的重任。为此，他利用业余时间对着镜子刻苦练习，认真揣摩，在正式演出比赛中，虽然节奏快了一些，但还是圆满完成了任务。我们那次演出的歌曲是：“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

我和剑生都是归侨。他出生在美国，我出生在苏联。我们的关系就更亲密。我们的父亲也有类似的遭遇。我父亲在大革命失败后，被中央派到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在校受王明宗派集团陷害，被斯大林流放到北极圈以北的极地地区。剑生的父亲是著名遗传学者和育种专家，曾任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但由于他是孟德尔-摩尔根学派的，而我国当时是苏联李森科为代表的所谓米丘林学派掌控，所以，这个来自山东德州农村的苦孩子，曾留学法国，英国剑桥的硕士，美国哈佛的教授，一肚子的学问，一腔报效祖国的热血，英雄无用武之地，不幸英年早逝。剑生的悠悠爱国心，拳拳报国志，来自父亲的遗愿，包含了这位出生在异国他乡的游子，热爱祖国，决心继承父辈的遗志，报效祖国的强烈愿望。

剑生在八中的学习成长并不是风和日丽、一帆风顺的。不知何时他被扣上了海外关系的包袱，经常压得他抬不起头来。他也因此险些成为阶级斗争的靶子。虽然团支部讨论过他的入团申请，但他最终没能如愿。65年底，当我和邱明被发展入党时，他对我表示祝贺，还说了一句：“你还18呢，我都19了。”这句话使我长时间地心痛。它的弦外之音是：“你都入党了，我还没有入团”。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剑生当然有他自己的不少缺点和不足之处，有不少需要努力改进的地方。但他的优点也很突出，尤其他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向上、执着进取的精神难能可贵。现在看来，这谁也不怨，谁也不怪，是时运不好，是从“四清”到“文革”当时的政治环境，即宁左勿右越来越左的政治氛围使然。盘错见利器，疾风知劲草。挫折和逆境的考验历练，是使青年学生走向成熟的催化剂。当剑生离开八中，离开这一人生中关键时期的思想政治熔炉和文化知识摇篮时，他已经能从容面对一切，始终面对现实微笑了。

我很遗憾没能与剑生一起参加大串联。头一次，我们是错过了。第二次，剑生和徐援助到南方去串联，没有告诉我。他们担心，如果我真跟他们去了，对复课闹革命和军训影响太大。离开八中以后，我西去青海，剑生北上内蒙。我们经常通信，他曾寄来他与赵庄丁在大草原骑马的照片。后来我们都先后回到北京并恰巧都住在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现在的万寿宾馆），能经常见面。1976年5月，我和陈巧巧结婚时，剑生和彬彬送来两床真丝被面和两个精致的笔记本。笔记本我一直保留着。78年初，我父亲不幸病逝，剑生与彬彬和彬彬的爸爸妈妈参加了中组部举行的追悼大会。不久，剑生的妈妈也不幸去世。剑生委托我主持了告别仪式。由于他父亲走得早，母亲后来改嫁。剑生曾给我看过他母亲写的信，字里行间透露的信息，改嫁是为了寻求依靠，以便更好地抚育子女，让我感到，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他母亲二战时曾在美军服役，这段本应引以为荣的反法西斯光荣经历，在很长的时期内，是曾压在他们全家心头的沉甸甸的乌云。总之，不论岁月如何流失，不论我们身处何地，我和剑生始终是心心相印的同班同学，他一直是我的大头好兄弟。我竟天真地认为，一切一直都会是如此。

听到他突发重病的消息，我感到很突然，很震惊。我和巧巧到医院去看他，他好像变化不大，使我稍稍安心。第二次和夫人及小弟周太和到家里去看他，他似乎还可以。他绘声绘色地讲他和彬彬在美国“洋插队”的艰苦岁月。我们聊了有两个小时，实在是怕他累着，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彬彬送出来时告诉我们，他脑血屏障已经被打破，前景不容乐观，使我的心一下被揪起来，心中十分不安和难过。但我万万没想到他这么快就走了，没想到那次就是诀别。他永远地离开了，他是带着对祖国的深深的爱，离开的。他虽然不是出生在这里，从他在波士顿剑桥呱呱坠地起，他就天然具有美国国籍。但祖国在他心中召唤，磁石般地吸引他两度离开大洋彼岸，第一次是随父母到这里学习成长，第二次是自觉地回国创业奉献，并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是带着对家人亲友的深深的爱，离开的，离开与他风雨同舟近四十年的坚强的夫人，离开他引以为荣的优秀的儿子，离开曾与他相依为命的最疼他的姐姐，离开那么多爱他的，他也爱他们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事。

2月29日下午，我应邀接受了凤凰新媒体黄海燕副总编辑的采访，追忆与剑生的八中同窗岁月。为了集思广益，我向班里的同学发出邀请，最终有：吴铁英、肖惠、唐钰、周宁、徐祖淳、华克辽，加我共7位同学参加。也许是上苍在冥冥之中的巧妙安排，采访地点选在万寿宾馆，而上世纪70年代，即大约40年前，我和大头曾一起在此居住。采访是单个进行的。当一个人接受采访时，其他人就一起座谈。虽然时隔近半个世纪，但你一言我一语，一个十八九岁的大头的轮廓，就被鲜活地勾勒出来。我们追忆那时和他相处的日子，回眸那时他在班上的点点滴滴，我突然觉得他依然还在我们中间，或许他会推门进来，会笑咪咪地用诙谐幽默的神态和语气说，“好啊，你们在说我什么坏话呢？”但这毕竟是不可能的。一想到大头真的不在了，那么早就永久地离开了，我们都很难过，心中唏嘘不已。

剑生永远地走了，从此与我们阴阳两隔，愿他含笑九泉，愿他的灵魂在天国里安息。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会记住剑生的，我们会时常想起他的故事，他的音容笑貌会在我们脑海里浮现，他的爽朗话语会在我们耳畔回响，这会舒展我们的双眉，熨平脸上的皱纹，温暖我们的心。俗语说，人是孤独地来到这个世界上，最后也要孤独地离开。我知道，剑生永不孤独，他永远与我们同在。

永别了，亲爱的剑生——我的大头好兄弟，一路小心，慢慢走好。

周凭栏泣悼

2012年2月29日北京中关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