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云飞渡仍从容

　　1966年6月初，“文革”狂潮排空而来，中央广播电台播放《人民日报》《打倒匡亚明黑帮》的文章。匡亚明与丁秘书一起收听，丁秘书紧张而茫然，匡亚明却笑着自嘲说：“这下子我可是出了名了，全世界都知道有个匡亚明!”

　　随着“打倒”、“声讨”的逐步升级，南大党委一位领导找丁秘书谈话，要他注意校长安全，“一不让外人进入汉口路71号(匡的住所)，二把校长的防卫手枪收回”。匡亚明得知后淡然一笑：“手枪在枕头下面，拿去交掉，他们是怕我自杀。你放心，我这个人决不会自杀。自杀是绝望的表现，我这个人从不绝望!”

　　匡亚明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被诬陷为“叛徒”、“走资派”，又被“造反派”“扫地出门”，由汉口路71号小楼搬到十四舍底层一间十多平米的房子里住。床铺、煤炉、方凳、竹椅，占了许多地方，不少杂物只好钉挂在四周墙上。匡老身处逆境，依然坦荡乐观，他以方凳拼成饭桌招持客人，并环顾四墙，诙谐地说：“这叫向空中发展。”

　　匡亚明断然否认“康生等人”强加给他的种种罪名，他曾说：“我们光明磊落，不是黑帮，是红帮嘛。”他还说：“投身革命四十多年，我不能说我什么都正确，但有一条可以肯定：我忠诚于党，从不怀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匡亚明与夫人丁莹如曾悄悄地专程去雨花台烈士陵园凭吊先烈，匡指着草地，动情地对夫人说：“这下面埋葬着我的许多战友，他们为党牺牲了。我今天敢于来到这里，因为我无愧于他们，他们是我最好的见证人!现在一些人妄图加在我头上的帽，那是站不住脚的!最终会还我清白!”

　　“造反派”批斗匡亚明时，声称“匡案”是“由康老定的，铁板上钉钉，不容推翻”。匡亚明与康生20年代同为上海大学的学生，而且一起加入共产党。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康生任中共区委书记，匡则任少共区委书记。抗战初期匡亚明去了延安，不久被调任当时任政治局委员的康生的政治秘书。康生曾书写“挥之不能去，威武不能屈”的条幅赠送匡亚明。一次，匡亚明以老同学的身份，善意地规劝康生不要过于专横跋扈，“第一你对别人的看法有偏见，第二你现在完全听不得对你的不同意见”，未料康生当即勃然大怒，指着匡的鼻子说：“你给我滚!明天送你去党校学习!”“文革”开始之后，当时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向造反派授意，指名要打倒北大的陆平和南大的匡亚明。

　　匡亚明知道是康生在迫害他，曾说：“康生这个人哪，怎么说呢?在延安，他在大会上表扬我，说匡亚明是经得起考验的好干部。文化大革命了，他又说我是叛徒。同一个人同一件事，为什么变，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对自己面临的困境和可能遇到的不测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他说：“‘巩固文化大革命成果’，也可能把我‘巩固’进去。那也不要紧，假作真时真亦假，事实迟早要出来说话的!”

　　“四人帮”倒台之后，在胡耀邦的关心、支持下，匡亚明的冤案得以昭雪，胡耀邦代表中央征求他今后工作的意向，匡亚明经过慎重考虑，仍然选择高校，复出担任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胡耀邦曾对张黎群(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教育室主任)赞叹说：“匡亚明是有理论、有作为的老同志。”

几度披肝沥胆人

　　1963年，匡亚明离开吉林大学，南下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中文系一位副教授在鸣放宫欢送会上当场吟诵七律送别诗，其中颔联两句为“八年细雨和风里，几度披肝沥胆人”。在南京大学，匡亚明同样披肝沥胆，推心置腹，被广大知识分子，包括许多知名学者教授引为知音、良师、益友。

　　匡亚明南大就任没几天，在汉口路71号门前与物理系教授、声学专家魏荣爵邂逅。魏对匡“似曾相识”，而令魏称奇的是，匡校长竟然知道他的姓名与特长。诚如古人所云：“一与相遇，便成神交”。不久，匡亚明事先没通知，就到声学楼实验室了解情况，令魏教授和其他教师深感愕然。但匡校长很快让大家摆脱了拘束，在五楼试听室中，他坐下收听不同声学处理下音乐和戏曲播放的效果，大家谈笑风生，忘了来者是一位校长。

　　匡亚明还携夫人到魏教授上海路3号的居所串门。当时魏不到50岁，却患有失眠症，匡校长说：“50岁是人生最佳的年龄，是顶峰，既有足够的生活和工作经历，精力又尚充沛，千万抓住这在好的时光作一番事业。”他动员魏荣丢开一切、外出休养以解决失眠问题。还亲自与在省委工作的彭冲同志招呼，安排魏到广州疗养数月。1992年秋，魏教授在京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时不慎跌跤，造成右足骨折，匡亚明夫妇居然不避寒冷，几次登门探望。匡老病逝后，年过八旬的魏荣爵院士以“人亡国瘁、痛失良师”八字表达他的哀痛之情，他还说：“人生本如白驹过隙，可我自认识匡老以来，情谊深厚，岂桃花潭水深千尺可喻!”

　　历史学家茅家琦教授与匡校长也有一次鲜为人知的交往。茅家琦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尤其是太平天国史的专家。1964年秋，关于李秀成评价的学术争论逐步升级，并在极“左”思潮影响下不断上纲上线。茅家琦被诬为江苏地区“吹棒李秀成投降变节”的“一号代表人物”，省报用两个整版组织文章点名批判，各种批判会也相继召开，一些人则对他冷眼相待。这种阵势使茅家琦不免紧张、慌乱。一天，他与前来参加批判会的匡亚明校长在历史系办公室门口不期而遇，茅家琦无可奈何苦笑一下便想回避，未料匡校长把他喊住，轻声安慰说：“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再写好文章!”在当时“左”的思潮不断蔓延、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况下，匡校长的几句轻声安慰，无疑是对青年知识分子的最大爱护和关怀。

　　1978年4月，当时任哲学系副主任的胡福明在北京修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稿，回宁后他将写稿、改稿情况告诉复出不久的匡亚明校长。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约名义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两天后，胡福明向校长请示工作，匡亚明见面就赞许说：“你的文章《文明日报》发表了，我祝贺你，我看了，写得很好嘛。”当时对这篇文章有多种议论，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社会上一度还有“五胡乱华”的说法，将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胡福明与胡耀邦同志等一起列为“五胡”。南大组织了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座谈会，匡亚明亲自到会并首先发言，旗帜鲜明地赞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判“两个凡是”的谬论。后来，江苏省委推选匡亚明出席对林彪集团和“四人帮”的公审活动，匡校长热情推荐胡福明去参加，“因为他在解放思想和拨乱反正中有突出贡献”。

“三顾茅庐”聘贤才

　　匡亚明始终强调：办大学要依靠教师，特别是学有所长的老教师。他认为：“一所大学水平的标志不是看别的，而是看学校拥有教授的数量和学术水平，如果没有可观的教授就不成其为大学。”

　　在东北人大(后更名为吉林大学)的创建过程中，匡校长“三顾茅庐”请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出山”被传为美谈。调至南京大学工作以后，匡亚明依然尊重人才，求贤若渴。他派人三下武汉、礼贤下士，延聘古典文学家程千帆教授，成为杏坛又一佳话。

　　原在武汉大学任教的程千帆教授，被错误地划成“右派”18年之后才获准摘帽，而几乎与摘帽同时，就不得不“自愿退休、安度晚年”。“文革”前的三级教授，只能赋闲在家成为街道居民，领取每月49元的退休金。他的夫人、词学家沈祖盏又不幸遭遇车祸身亡。程千帆的厄运，引起在苏州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的南大中文系教授洪诚、山东大学教授殷孟伦、南师教授徐复等“同门好友”的关注。他们公推洪诚先生回宁后向匡亚明校长汇报。匡校长了解到程确有真才实学，当即作出决定：这样的人才，别人不用我们要用。如果调动手续办不成，南大就包吃包住，一定要让他有用武之地。

　　匡亚明派当时任中文系副主任的叶子铭去武汉接洽，叶花了两个多小时，转辗找到程千帆当时所住的紧邻小渔村的破屋，转达了匡校长聘他为南大教授的意向。时已65岁的程千帆到南大中文系上第一堂课时，匡亚明约了范存忠副校长一起前来听课，并叮嘱所有同事都应以“教授”称呼程老。

　　当时武大还有一位被划为右派的研究外国文艺理论的张月超先生，也愿回母校工作(张原为中央大学外文系高材生)，匡校长果断地决定“一起接受”。

　　程子帆、张月超两位先生聘至南大后，财务处在按哪一级职称待遇发工资的问题上一筹莫展。因为“右派”幅子已摘，但工资待遇仍未恢复。南大党委专门研究后决定：每人先按150元月工资发放。财务处仍为此款从何名目下支出而为难。匡亚明果断表示：“从哪里支出我不管，但每月必须先把这一笔钱发到他们手里。”财务处坚决照办了。

　　1979年初，中央下达甄别错划右派的决定，匡校长立即让中文系派员在正月初八前专程乘飞机赶到武汉，磋商为两位先生平反的手续，但关于程先生的平扎却磋商无果而返。匡亚明专为此事呈请江苏省长惠浴宇，由他写信给当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陈丕显，请他出面干预，才圆满解决了程千帆先生的平反问题。

　　中文系“文革”后第一届系主任陈白尘，也是匡亚明从北京延聘来的，陈白尘是著名剧作家，创作了《岁寒图》、《升官图》、《乌鸦与庥雀》、《宋景诗》等剧本与电影剧本，享有副部长级待遇。但“文革”中被诬为“叛徒”，由中组部立案审查，当时尚未有结论。匡亚明深知陈白尘是一个忠诚的革命者、一个有才华的剧作家，甘冒风险，聘他南下就职，当时曾引起文化界、高教界不小的反响。

　　匡亚明慧眼识珠于风尘之中、伯乐相骥于困厄之境，事实证明了他的胆识与魄力。陈白尘、程千帆和张月超三位学者在南大重新焕发了学术青春，很快成为中文系的学术带头人，为中国古代文学、戏剧学等专业争取博士学校授予权(前者还成为重点学科)作出了重要贡献。程千帆教授曾动情地说：“是匡老给了我二十年的学术生命，我终生感激他老人家。”

“陋室生辉”留佳话

　　60年代我国与原法属非洲国家的交往日益频繁，1964年中法建交，对法语人材的需求量激增，而当时能扩大法语专业招生的，只有北大、北外和南大。匡亚明校长急国家之所急，应教育部要求，将法语本科的招生数由20人扩大为30人，并着手筹建法语专科，当年招生200人。当时既无教室，又缺师资。匡亚明果断决定，要求后勤在暑期中赶搭起三栋简易平房，在一个月内将校部机关从所住的庚字楼等三栋楼房中全部迁至平房，庚字楼等改造为法专教室。有些干部觉得难以理解，私下嘀咕。匡亚明说：“为什么我能到简易房办公，你就不能去?我有言在先，只要我当一天校长，就要把好房子供教学科研第一线使用。”他说到就做到，从1964年至“文革”骤起，从复出至1982年辞去校长职务，校部机关一直在三排平房办公，而他的校长“官邸”，是只有10平方的简易旧房。在他之后出任代校长、校长的郭令智、曲钦岳等，也在陋室办公，直至90年代，才搬入北大楼。有记者曾写了一篇《陋室生辉》的文章，记叙这一全国大学绝无仅有的佳话。

赤诚“敢为天下先”

　　法专的教室解决了，但法语师资仍无着落。匡亚明作出了一个在那个年代常人不敢想更不敢做的决定：到法国去请教师!他跟教育部长打电话，给我国驻法大使写信，在国务院外国专家局的支持协助下，先后从法国、瑞士聘来20多位法语教师。法语本科、法语专科一下子办得十分红火。尽管“文革”中断了招生，但南大培养的人才大多成为法语战线的骨干，有4位本科毕业生还先后出任我驻外使节。

　　1979年中美刚刚建交，匡亚明率中国大学校长代表团访问美国。在访问霍普金斯大学时，匡老与校长史蒂文．穆勒会晤，初步讨论两校、两国的教育协作与学术交流。翌年夏天，霍大派物理系教授钱致榕来南大讲学，并探讨了建立合作关系的具体方案。1981年秋，穆勒校长率霍大代表团访向南大，匡亚明校长等与霍大代表团经过三天的深入研讨，签署了一个学术交流协议，决定“为了促进人类的教育、科学、经济、文化的发展，加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在南京大学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学术研究中心，定名为‘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这是中外教育交流模式的一大突破。办这样一个高层次的教学实体，由美国的教授给中国学生上课，中国的教授给美国学生上课，美方主任与中文主任共同主持“中心”日常工作……这在当时是被许多人视为“匪夷所思”的“天方夜谭”。但是，在匡亚明校长锲而不舍的努力下，奇迹居然出现了!教育部长蒋南翔、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先后接见了离宁赴京的霍大代表团，万里副总理也一再表示对建这样一个“中心”的支持。不久，国务院正式批准“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成立。1982年，当时任副总统的布什在白宫接见了访美的南大代表团；1985年，布什又给南大新任校长曲钦岳写信：“……对你们同霍普金斯大学在南京创办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所取得的重大进展表示祝贺，它是美中两国正在进行的教育活动中最令人激动和最具开拓性的一页。”

　　1986年9月，“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开学。十多年来，“中心”培养了一大批较高水平的中美事务专门人才，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人们在回顾“中心”由酝酿、决策到成立、发展的过程时，无不佩服匡亚明的远见卓识和“敢为天下先”的胆略。有人形象地总结了匡老办学的一个特点：“任何事情一经匡老手总是办得有声有色；可在办的过程中，人们又为他捏一把汗，说他尽走‘险棋’……”

高屋建瓴的“835建言”

　　1983年5月15日，正在武汉出席全国高教工作会议的匡亚明(当时为南大名誉校长)与浙江大学名誉校长刘毋、天津大学名誉校长李曙森、大连理工学院名誉院长屈伯川在反复讨论的基础上，联名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及国务院提出《关于将50所左右高等学校列为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的建议》。建议指出，我国高校出现的“向综合化、多科性发展”的趋向，“是符合科学技术和高教发展规律的，应予肯定并加以提倡”，为了国家长远的发展，建议从全国700余所高校中，遴选50所基础好、力量强、教学和科研水平高的院校，“作为高等教育建设的战略重点，列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重点投资”。

　　5月19日，匡亚明又单独起草了一封给邓小平的信。信中直率指出：

　　匡亚明在信中重申了“象抓重点经济建设项目那样抓重点大学建设”的设想和建议，认为这一举措将“从根本上改变现在各大学经常不安定的状态，建立稳定的教学和科研秩序(两个中心)，以带动整个高教战线稳步发展，培养后十年以至2000年后长期间经济和文化建设所需要的各类高级人才。”

　　四位老校长的“835建言”和匡亚明5月19日的信，受到邓小平及其他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5月24日，邓小平作了批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请当时主持国务院工作的赵紫阳考虑，“提出意见在书记处讨论”。在邓小平的亲自过问下，从80年代至90年代，重点学科的评审、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遴选与建设，“七五”期间“重中之重”的建设，以及“211工程”等先后启动，1998年在江泽民总书记关心下，又启动了旨在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的“985”工程。

　　匡亚明等四位老校长高屋建瓴的“835建言”，与王大衍等四位院士联名建议形成“863计划”相映成辉，堪称中国80年代专家学者影响中央决策的“双璧”。

老矣伏骥志千里

　　1982年初，国务院同意匡亚明不再担任南大党委书记和校长职务的报告，任命他为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写了一首七绝《述怀》，抒发他的坦荡胸怀与进取雄心：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毛泽东主席1938年在党的六届七中会会报告中的一段话。匡亚明当时就将领袖的倡导铭记在心。1942年延安整风时期，匡亚明有机会当面向毛泽东请教对孔子的评价，谈及孔子“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观点对整顿党风颇有针对性，谈及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问题……戎马生涯、建国创业、十年动乱……匡亚明不可能坐下来研究学术，总结遗产。但是，1982年主动辞去南大党委书记的校长职务以后，匡亚明立即着手把这一萦绕在心四十年的夙愿付之实践。他提出一个宏大的文化思想建设规划，拟定了“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跨越中国社会两千多年时空的260多位思想家，遴选全国优秀的学者通过写人物评传的形式，系统地总结、承继这一份宝贵的文化历史遗产。

　　他说：“我当然不可能全面地系统地去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我只能力图做一个开端性的探索。”他率先垂范，在短短几年内撰写了三十余万字的《孔子评传》。他不顾年逾八旬的高龄，亲自登门，向中宣部、国家教委和江苏省委领导讲述自己的设想，呼吁重视和支持编撰《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他奔波于全国各地，登门邀请知名学者专家共襄盛举。

　　耄耋之年的匡亚明全身心地投入这一浩大的文化工程。他有一种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期望在“去见马克思、毛泽东之前，能完成这套丛书”；他更有一种“迫于使命”、“舍我其谁”的责任感，把这项学术研究工程，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与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挑战与历史使命联系起来。1993年他88岁时，突患严重肺炎，痊愈不久又突发胃穿孔，大出血，手术切除胃的四分之三，体重减了三十多斤，仍然奇迹般地战胜了死亡。大病初愈，匡亚明又投入丛书的审稿，目力不济，他就让夫人丁莹如教授逐字逐句念给他听，常常审稿到深夜。

　　1996年5月，匡亚明以90高龄、羸弱之躯，带着业已出版的《丛书》50部赴京，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新闻发布会，见之者无不惊诧、钦佩。乔石欣然题词，祝贺丛书出版50部；丁关根、李铁映到住地看望匡老并没宴款待；吴阶平副委员长、钱伟长副主席亲临新闻发布会并发表热情漾溢的讲话。匡亚明壮心不已，他计划在1998年出版100部，到香港向海内外举行新闻发布会，争取在2000年前后出齐200部评传。匡亚明说：“我现在唯一的希望是，能够再活十年，让我能够亲自看到这套书出版。”

　　然而天不假以年，1996年12月16日，匡亚明溘然长逝。而在去世前一个月，他还风尘仆仆驱车数百公里，专程看望丛书的徐州作者。文化部长孙家正痛惜地说：“匡老是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耗尽了最后的心血。如果不是这套丛书，他的晚年也许会活得更安逸一点，更长久一点；然而，如果不是这套丛书，他的晚年也就不会如此充实，如此的有意义。”

　　吉林大学历史系教授金景芳年长匡亚明四岁，把匡老视为“这一辈子最知心、最令我佩服的朋友”。1991年他来宁参加匡老主办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时，曾与匡亚明“私下有约”：“我们要活到21世纪，你完成你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我干完我的事情，不把事情做完不走。”当匡老病逝噩耗传至长春时，金老一直在执拗地想：“这不是真的!他怎么能爽约，不辞而别呢!”哀痛不已，金老拟就一副挽联，请吉大党委书记带赴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