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革命先烈的故事，优美的爱情故事
       尤祥斋与谢子长、阎红彦的婚姻
       1926年，尤祥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不久，她接到了当时在安定县革命武装中任连长的谢子长的信，给予她很大鼓励。他们就这样在信中相识，此后一直通信往来长达七年。
     1930年冬天，谢子长又一次托人给尤妈妈带去了一封信。
1930年冬天，谢子长又一次托人给尤妈妈带去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万两黄金易得，一位知己难遇”，表达了对尤的爱慕之情。
1931年，党组织安排阎红彦来到北平，指定他与尤祥斋扮夫妻，便于掩护身份和开展工作。两人配合得相当默契，于是，他们顺其自然地结合了。1932年，阎红彦去了苏联
     1933年初夏，尤被组织派往察哈尔，担任抗日救亡妇女联合会的主任。谢子长此时也正在那里的抗日同盟军中工作，他们俩人在张家口驻地第一次见面。随后谢子长和尤祥斋结婚了。1933年11月，中共北方局指派谢子长为西北军事特派员，负责领导西北地区党的工作。就在那个月中旬的一个夜晚，谢子长回陕北
    １９３５年２月２１日谢子长在安定县灯盏湾逝世，时年３８岁
     1938年夏天，尤祥斋出了北平监狱回到延安
     １９４２年９月，阎红彦与王腾波在延安结婚。

谢子长、阎红彦与尤祥斋的恋情：

阎红彦与尤祥斋
尤祥斋（1912——2006），陕西米脂人，中共党员。1932年至1933年任米脂共青团特别支部组织委员，在北平做地下工作，担任党内交通员。1935年在张家口参加“察哈尔省妇女抗敌救亡会”领导当地妇女运动。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西苑医院副院长、中医研究院顾问。
“阎红彦的前妻叫尤祥斋，当年在北平做地下工作。1931年，党组织安排阎红彦来到北平，指定他与尤祥斋扮夫妻，便于掩护身份和开展工作。两人配合得相当默契，于是，他们顺其自然地结合了。1932年，阎红彦去了苏联。尤祥斋被捕入狱，经过党组织多方营救后出狱。阎红彦回国后在延安与她重逢。然而，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使他们二人性格上的不合显露出来，最后双方协议离婚。”《精诚所至金石开——王腾波与阎红彦的婚恋》《党史文汇》 2007年09期

谢子长与尤祥斋
   “尤妈妈是陕西米脂人，出生于大户人家。1924年，尤妈妈经过力争才去了米脂女校读书，1926年，在女校创办人王璧的介绍下，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陕北早期的女共产党员之一。
     入党后，尤妈妈担任了米脂妇女协进会的负责人，带领妇女姐妹们同封建礼教抗争，在米脂县的名气很大。不久，她接到了当时在安定县革命武装中任连长的父亲的信，给予她很大鼓励。他们就这样在信中相识，此后一直通信往来长达七年。
     1930年冬天，父亲又一次托人给尤妈妈带去了一封信。这封信是他躲在山中的窑洞里写的，他在信中写道：“万两黄金易得，一位知己难遇”，表达了对尤妈妈的爱慕之情。
     尽管尤妈妈对父亲一直充满了钦佩、感激之情，但她从参加进步活动后就抱定独身的意念，不准备结婚了，所以她避开了我父亲的话题没有作答。又过了三年，在好友们的一再劝说下，尤妈妈才决定答应我父亲的追求。她把此事告诉了她自己的母亲，母亲对尤妈妈说，女婿长得啥样?总得让我见见呀。于是，也从未和我：父亲见过面的尤妈妈赶快写信给我父亲，要他寄一张照片来。
     父亲后来曾跟尤妈妈开玩笑说：“为了照这张照片，我真是豁出命去了!”因他当时在北平从事秘密活动，随时有被抓捕的危险。为了照这张相，他请了两位战友随身保护，一起去了一家照相馆，照完了像马上离开，洗印照片的事都是战友帮他办的。这张为了丈母娘相女婿的照片，后来就成了父亲的标准肖像照。
     1933年初夏，尤妈妈被组织派往察哈尔，担任抗日救亡妇女联合会的主任。我父亲此时也正在那里的抗日同盟军中工作，他们俩人在张家口驻地才第一次见面。周围的同志们听说了他们的特别恋爱史后，都催促两人尽快结婚。随后，大家张罗着向当地老乡借了一间房，借来一条棉被，借来一身较干净的衣服给父亲换上，父亲和尤妈妈就这样结婚了。
     婚后没几天，我父亲就去了张北前线，直到10月才又回到北平，和尤妈妈在北平度过了短暂的三个多月。1933年11月，中共北方局指派父亲为西北军事特派员，负责领导西北地区党的工作。就在那个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外面的风雪很大，父亲就要赴陕北了，尤妈妈特意煮了一碗汤圆给父亲饯行。当时她已有孕在身，一想到丈夫即将远行，忍不住哭了。父亲爱抚地对她说：“祥斋，坚强点，等我回去打开了局面，就来接你们。”他还为将要出生的孩子起好了名字。
     谁知这一别就成了永诀!父亲走后不久，由于叛徒告密，担任河北军委机关地下交通的尤妈妈被捕入狱，孩子也流产了。直到1935年11月父亲在陕北牺牲时，尤妈妈还被关在北平的监狱里。
     父亲回到陕北后不久，就和尤妈妈断了联系，写了好几封信均未有回音，父亲只能遥望北方，寄托心中对妻子的思念。后来，父亲才得知尤妈妈被捕入狱的消息，又过了一段，又传来尤妈妈和战友卧轨反抗牺牲的噩耗。父亲起初无法相信，又几次托人向在北平工作的同志打问，可得到的都是尤妈妈在监狱牺牲的讹传。父亲不能不相信这个“现实”了，他的心里感到非常难过。
     1938年夏天，尤妈妈出了北平监狱回到延安，听到父亲早已牺牲的消息，她悲痛不已，对我这个失去父亲的孩子更多了几分母亲般的疼爱。后来，当她听说党组织要送我去苏联学习时，就忙着为我准备了行装，我们还一起在延安宝塔山照了一张照片，留作纪念。”
摘自《红都童话:陕北红军创始人谢子长之子谢绍明延安往事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