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宝琨振作发愤
发布时间：2016-02-28 17: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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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行天下
坚冰已然打破，航道已经贯通。打倒“四人帮”后，中国知识界振奋不已。薛宝琨与北大的同学在一起交谈，取得共识，决心在这“政通人和”之时，振作发愤，再图大业。真正坐下来研究些东西，著书立说。
尽管薛教授对我笑谈他的人生哲学是养家糊口，生儿育女，追求一种平凡、平淡、平实的生活与心境，由此他提出三小主义(小城市、小单位、小差使)而在文革中遭到批判，然而他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深的关切，对自己钟爱的事业的孜孜以求却时有流露。“逝者如斯”，失去的大好时光不能再来，而珍惜今日的光阴却是现实而必须的。于是他摩拳擦掌，重振旗鼓，文思如“万斛泉源随地涌出”，“来不可遏，去不可止”。洋洋洒洒，十几年一共写下了三百万字的十五本大作。
人生有时叫人捉摸不透。当一个人遭遇不幸，受尽折磨与苦难，决心远离那段生活时，若干年后，恰恰是那不堪回首的往事生涯反而施惠于他。由此我想，谁说苦难不是一笔财富呢?薛宝琨不愿再回到让他伤心的广播说唱团，可是那里又有他的事业与汗水，有他相濡以沫，志同道合的挚友，让他魂牵梦索，不能割舍。所有这些就都变作了文字流淌于他的字里行间……
值得指出的是，薛宝琨一开始就自觉地将相声当作中国俗文化这一视角去进行研究的。过去人们认为，相声没有历史可谈。为相声作史完全是附庸风雅的空谈。薛宝琨说，任何东西都有历史。相声覆盖了中国的俗文化。在通俗艺术样式中，老百姓做人的道理往往通过说书唱戏，谈古论今加以表现，寓教于乐。
于是薛宝琨从1979年参加钟敬文先生主编的《民国文学概论》一书的撰写开始便一直深入地研究下去。后来连续写出了《曲艺概论》、《相声溯源》、《相声艺术论》三本书。82年又应黑龙江出版社之邀，与侯宝林联袂北上，仅用两周时间写下了《侯宝林与他的相声艺术》。因此，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林培瑞先生赞誉他是侯宝林研究的权威。
82年又写了《骆玉笙与她的京韵大鼓》一书。85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笑的艺术》。该书将所有的俗文化都收了进去，并建立了一定的体系。同年中宣部组织编写的《祖国丛书》(人民出版社)中由薛宝琨撰写的《中国的相声》一书获奖，嗣后他又写了《中国的曲艺》。
薛宝琨著书立说，比较注意将历史逻辑与美学背景结合起来，注意古代与现代的区分与联系。
1989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中国幽默艺术论》。《中国人的软幽默》在华北五省市文艺论著中获一等奖；《笑的艺术》获鲁迅文艺奖；《中国的相声》获全国曲艺理论科研成果优秀奖。《中国人的软幽默》在台湾出版并一版再版。
92年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编的丛书中由薛宝琨撰写的《中国文化通志·艺文典·典艺志》(35万字)将在今年出版，并应中国曲协《中国丛书》之邀撰写《当代中国曲艺·相声部分》。
除此之外，薛宝琨还为报纸开设专栏，撰写短小精粹的随笔、短论文章300余篇。 总之，薛宝琨在曲艺理论园地勤奋耕耘十几年，著述颇丰。他的专著资料翔实，理论深厚，分析精当，个性鲜明，而且文笔优美畅达。鉴于他学术上的成就，96年英国《剑桥名人录》收入了薛宝琨的条目。
天津乃至中国的曲艺理论研究，薛宝琨的名字是首当其冲的。他对曲艺的研究，涉猎之广，探究之深，今人咋舌。从曲艺的常识到鉴赏，从创作研究，表演研究到作家、艺术家论，作品评论以及改革探索，曲艺史论，几乎无所不包。而且发古探微，论述精到，颇多上乘之作。说薛教授是曲艺理论研究的带头人并不夸大。他的曲艺理论研究以唯物辩证法为指针，对曲艺美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摸索。通过现象与本质，明快与含蓄，细腻与深刻，烘托与点破，朴拙与纤巧，疏略与绵密，悬念与默契的对立统—来把握相声包袱；通过侧面与全面，共性与个性，性格与环境的对立统一来把握“内部讽刺”的人物形象；通过庄与谐，正与反，虚与实的对立统一来把握讽刺艺术；通过火与温，雅与俗的对立统—把握相声演员的表演风格。这样不但事半而功倍，而且一针见血。
薛宝琨在研究中，从不单纯玩弄理论。他有十余年曲艺创作实践，因此他能结合作家、演员的艺术实践进行深入探讨。比如他评论骆玉笙的演唱风格。立论便是骆玉笙艺术实践的升华。他说：“骆玉笙音色的最大魅力在于她的颤音。颤音是她区别于其他京韵名家的外部特征，也渗透进她依情唱曲，一曲多变，字正腔圆的各个方面。”
他十分关注曲艺的现状与走向，提醒人们注意提高曲艺的文学水平，题材形象的丰富，并指出“讽刺的生命在于真实”，疾呼“提高相声的幽默品位。”所有这些无疑对曲艺的健康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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