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春甫（1913.7.15-2911.8.28）原名杨雨祥

1931年9月参加革命工作，1932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保定市育德中学党支部书记，反帝大同盟保定市委书记，安新县委宣传部长，保定市委书记，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北平市城委书记，平西房、涞、涿县委书记，八路军第4纵队政治部宣传科长，冀热察挺进军政治部宣传部长，平西地委书记，晋察冀五地委宣传部长，晋察冀中央分局社会部办公室主任，冀察区党委宣传部长，张家口市委书记、市长，冀热察行署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第11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第48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第51军政委，空军党委常委兼干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沈阳市委第一书记，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辽宁省委书记，党的第九、十届中央委员。

一

杨春甫于1913年7月30日出生在河北省任邱县大司马庄村的一个中医世家。曾祖父、祖父都是有名的中医，在安新县端村曾开过一个药铺，以行医卖药维持全家的生活。其父原在布店学徒，后因布店解散，也学了中医，在安新县端村行医卖药。

杨春甫1919年入家庭幼儿园学识字，1920年到安新县端村上小学。一次，杨春甫因在学生搞卫生时打碎了玻璃窗而被学校开除，其父只好把他送到一位老秀才开办的私塾去学习，这位老先生不讲“之乎者也”那一套，竟让学生自己阅读一些课外读本。先生向学生布置完功课自己经常出校外串门，学生也借此机会跑到外面去玩，到白洋淀游泳。父亲见此情形只好让杨春甫回老家干农活。第二年春天，父亲同意他回端村小学复学，一直到高小毕业。有的同学毕业升了学，也有的到北平、天津等地当学徒工。杨春甫因家里经济拮据，只好跟着父亲在端村看药铺。由于杨春甫从小就对文学偏爱，借看药铺之机自学了古汉语，阅读了唐宋八大家的一些散文和《封神演义》、《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这些古文他都能记忆和背诵。后来，其父同意杨春甫继续求学，他于1930年考上了保定育德中学。

育德中学，是一所具有革命传统的学校，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该校就有较为健全的党团组织。虽然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党组织不能公开活动，但杨春甫经常在桌子底下发现共产党散发的革命传单，从思想深处受很大触动，并渐渐产生了对共产党人的羡慕之情。就在这个时候，他在保定二师读书的幼时的一位同学找杨春甫，动员他参加革命，杨春甫欣然同意，先加入了“左联”杨春甫加入“左联”不久，爆发了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26日，保定各界群众在南关公园东门外举行抗日救亡大会，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侵占我国领土，各界代表在大会上发了言。保定二师学生代表杨鹤声在发言中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卖国投降政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与会群众一致通过对日经济绝交，对日宣战，在保定组织永久抗日会等11项提案。会后各界群众举行了示威游行。杨春甫参加了这次活动受到很大震动。紧接着，杨春甫又聆听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阎宝航、高崇民、王化一、徐靖远等人专程到保定讲行抗日宣传的演讲。

嗣后，保定二师“左联”负责人找杨春甫谈话，郑重通知杨春甫：组织已决定吸收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代号CY)，就在即将举行入团仪式的时候，育德中学的一些爱国学生和进步团体准备组织一次抗日救国的大行动，被校方察觉，立刻开除了党支部书记赵信和骆维汉等一批进步的学生，入团仪式未能举行，“左联”的活动也转入地下。二师党组织只与杨春甫单线联系，并决定由杨春甫全权负责育德中学的党、团组织，以及反帝、“左联”、社联和互济会等组织工作。

这时育德中学校方也发觉了杨春甫的左倾倾向，并对其严加监视，杨春甫不经请假不准上街。杨春甫为了保持与二师党组织的联系，通过关系在育德中学附属的平民学校谋个教师的职位，每个星期上一两次课。平民学校与二师只一道之隔，杨春甫有时趁上课之机顺道去二师与组织保持联系。1932年4月，国民党河北省教育厅为阻止保定二师学生宣传抗日，宣布二师提前放暑假，进行整顿，所有学生一律离校回家，不准在保定周围停留，待整顿好后，再通知上课。二师学生党员曹金月、贾良图、杨鹤声(均系保属特委领导成员)等人组成留校代表团，继续在校外坚持斗争。不久，省教育厅又以参加共产党和共产党嫌疑为名，公布开除30名学生，停学40余人，并以包庇共产党革命活动为由，撤销张腾霄校长职务，委任肖汉三为校长，把二师改为乡村师范学校。留校代表团闻讯后即刻由大同日报社搬回学校，开展护校斗争，并要求省教育厅收回成命。6月9日，返校学生达50余人。保属特委根据省委指示，进一步部署了二师护校斗争，成立了以曹金月、贾良图、杨鹤声、刘玉林、刘光宗等人为首的护校斗争委员会，具体领导二师护校斗争。

6月21日，反动当局调动500多名军警包围了二师，隔断了二师与外界的联系，并煽动学生家长到校劝接子女回家。国民党市党部书记刘俊士亲自到校，以谈判为借口，施用劝诱手段，威胁学生离校，企图涣散学生的斗志。护校委员会识破了敌人的阴谋，一方面利用广播、传单、通电等方式，向社会各界宣传护校斗争的真相，呼吁各方面予以支持；另一方面采取紧急措施，加紧防范，抢购食物，坚持斗争。

二师学潮期间，由育德中学杨春甫、河北大学郑丙忱牵头组织了“二师护校斗争后援会”，并在河北医学院、农学院内设立联络站，发动保定各界及各校学生，积极开展宣传、募捐、送投食品等活动，支援二师护校斗争。二师被武装围困后的第5天，校内断粮了。护校委员会及时与保定学联取得联系，由杨春甫、郑丙忱组织大、中、小学生向校内投放了一批大饼。军警发现后，立即增派岗哨，加强封锁，断绝了校内外的联系。大饼吃完后，同学们便用树叶、野菜充饥，并忍痛把3条护校的狗杀掉。反动当局的软硬兼施均未能使二师学生屈服。国民党河北省政府和平津绥靖公署下达命令，由驻保定第14旅旅长陈冠群指挥，对二师爱国学生实行了血腥大屠杀。7月6日晨3时半，军警发起了对二师的武装进攻，护校学生手执木棒与军警展开搏斗。在这场大屠杀中，张鲁泉等7人当场被杀害，贾良图等5人受重伤，曹金月、杨鹤声、杨士杰等38人被捕。9月7日，被捕的二师学生曹金月、杨鹤声、刘光宗、刘玉林(均为共产党员)被反动当局以“武装暴动，危害民国”的罪名判处死刑，英勇就义。另有17名学生被判处2年零8个月至10年的徒刑。

1932年8月，中共河北省委派特派员白坚，到保定同地方党组织接关系，杨春甫也与白坚见面，汇报工作，并要求举行入团仪式。当天白坚就在保定南关外面曹锟公园下面的桥底下为杨春甫举行了入团仪式。事隔一个星期，白坚又正式告知杨春甫：“你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了!”并同时任命杨春甫为育德中学党支部书记。

1932年3月4日，热河失陷。不久长城抗战失利，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逼张学良下野，任命何应钦为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任命钱大钧为保定行营主任。3月17日，国民党反动当局把全市大中学生集中在育德中学操场，蒋介石进行训话，杨春甫一面假装听训话，一面在会场内散发了宣传抗日救国的传单。次日，蒋介石、陈立夫、陈布雷等人，又在志存中学接见各校代表，代表育德中学的杨春甫又借机在桌子底下散发了传单；育德中学其他进步学生，得知蒋介石来校讲话的消息，便在校内书写了“打倒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标语，给国民党反动当局以很大震动。随着国民党高官到来，大批特务也进驻保定，到处搜捕爱国抗日的进步人士，即刻把育德中学刘鸿宾、张致和、马俊民等3名学生抓进监狱。杨春甫立即组织一些人到校方请愿，要求学校采取一切办法救人。由于国民党当局抓人证据不足，加之各界的声援，3天后把人放了回来。

国民党保定行营成立后，我党组织连续遭到破坏。此时，保定市党团由育德中学党支部书记杨春甫负责与上级联系。这一时期，保定市党团组织采取隐蔽活动，恢复发展组织，积蓄力量的方针，革命活动处于低潮。由于1931年初到1932年底，中共河北省委接连遭到三次大的破坏，基层党组织除少数地方外都已破坏殆尽。保定市党组织遭受的破坏更为严重，党组织领导人有的被捕，有的叛变，革命活动处于低潮。

1933年夏，保定一些党员委派杨春甫去北平与被育德中学开除的团支部书记吴景藩取得联系，以求找到上级党的组织。经吴景藩介绍，他与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的共青团员王实先接上了关系。王、吴、杨3人在北平虽历尽千辛万苦，花费将近一年时间与各方面联系，还是找不到党的组织。在此期间，杨春甫仍与保定的一些共产党员保持着联系，并领导考入北平学校的宋致和、黄雨秋等进行工作。

1934年秋天，杨春甫与王实先商量决定去上海找党的组织。王实先是江苏徐州人，通过家里的帮助买到去上海的军车的车票，王、杨扮成军人模样上了军车，到徐州下车后在王实先家里住了10多天，接着乘火车到浦镇下车，到王实先的叔伯哥哥、当时是邮局局长的家里住了一宿，然后化装乘小船潜入南京城，两三天后，乘车去上海。先到世界语协会报到，一边听世界语课，一边走遍闸北工厂企业，也没有找到党的组织。这时在听世界语的课堂上他们偶遇冯玉祥原部下的一位医生，这个人思想比较进步，在闲谈中他说：你们要到红军那儿去，我可以想办法。王、杨因找组织心切，便欣然同意。他们几个人便从上海乘坐日本轮船去武汉。到武汉后已知红军长征了，只好从武汉又回到南京，从南京去徐州，王实先回了老家，杨春甫又回到安新县端村家里。

不久，端村一位思想比较进步的小学教师被当局逮捕。以小学勤杂工身份为掩护的章群告诉杨春甫迅速离开，躲一躲。杨又回到任邱老家，并以串亲戚的名义去找保定志存中学党的领导人王者兰。第一次没有找到，杨春甫又回到端村。不久，章群又同杨春甫联系，通知他几天后在野外与党组织领导见面。见面后才知道接头的人就是王者兰。经王介绍，杨春甫与保属特委书记李菁玉见了面，他向李汇报了辗转寻找党组织的情况，同时给中共北方局写了报告。经北方局审查同意，恢复了杨春甫的组织关系。杨春甫从1934年9月至1935年10月，历经14个月的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终于找到了党的组织，使失掉的组织关系又重新接续上了。

二

1936年1月，杨春甫、章群受上级党组织委托，筹备成立安新县委。2月，北方局通知杨春甫带一名随员到天津参加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杨到天津后，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通知杨春甫：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不开了，组织上决定派他随黄敬去上海筹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要任务是协助黄敬联系各民主党派。杨春甫在上海先后接触了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参加了欧美同学会。1936年5月，筹备工作基本就绪，先召开成立全国学联会，后召开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由于有了统一战线工作做掩护，跟过去做秘密工作就不一样了，召开各种会议，往往都是在大公司、银行或大酒店以聚餐的名义。会议结束后，杨春甫立即返回天津向李大章述职。同年6月，中共保属特委派杨春甫到保定组建市委。7月，保定市委正式成立，杨春甫任书记，荆杰任组织部长，林洪图任宣传部长，河北农学院一名党员负责军事工作。

12月，杨春甫调离保定，去天津协助李楚离做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工作。不久，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在7月底占领北平和天津，北平党组织遭到破坏，学生运动也受到残酷镇压。日军占领北平之后，实行野蛮残酷的军事统治，对北平地下党组织及一切抗日救亡团体进行血腥的镇压，北方局和北平市委的联系也因日军的严密检查而一时中断。

8月间，北方局一位负责人找杨春甫，决定派他到北平与北平市委联系，找到黄敬并帮助黄敬恢复北平市委，并任命杨为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同时传达北方局通知，命柯庆施迅速返回天津。杨春甫临危受命，表示要想尽一切办法进北平，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1937年8月，杨春甫乘火车去北平，当火车到了廊坊，日本宪兵上车一个一个地检查。这时有两个宪兵到杨春甫面前前后左右看了半天，看杨镇定自如，便喊了一声：“车票!”杨听“钞票”，就把钱包掏了出来，日本宪兵说不是“钞票”，是“车票”，日本宪兵看完车票后再没说什么，杨春甫就这样蒙混过去。到了北平后，他雇个洋车拉到接头地点。这里是电影表演艺术家张瑞芳的母亲廉维老太太家。这位老太太家是我党在北平最秘密的接头地点之一。杨很快就与黄敬接上了头，传达了北方局的决定。黄敬说市委已经恢复，并把基层党组织、少先队组织、学联，以及单个关系等一一向杨做了介绍。过了两个多星期，中央从保存精干力量出发，作出了在城市白区工作的人员尽量撤出的决定。北方局根据这一精神，对北平市委进行了人员调整。黄敬调离北平去太原，任晋察冀省委书记。李常青任北平市委书记，杨春甫仍是宣传部长。这时北方局已从天津撤出。不久，河北省委决定北平党组织大批撤出，市委改为北平城市工作委员会(简称城委)，刘慎之任书记，杨春甫仍任宣传部长，不多日，由杨春甫任城委书记。

同年11月，河北省委书记马辉之到北平通知杨春甫撤出北平到晋察冀根据地，并嘱见到黄敬后，告知根据地需要什么，城市能解决的尽量帮助解决。杨春甫遵照省委的指示，先组织民族解放少先队、学联等组织100多人撤出，杨春甫带一名青年最后撤出到了平西。这时平西有三股力量会合，一股是由吴伟领导的由太原总部派出的游击队；一股是由刘杰领导的宛平游击队；一股是由苏梅领导的东北救亡总会部分人员。杨春甫来后，同他们会合在一起。但是，由于当地地主很反动，地主武装与游击队对抗，北平撤出的人员只好与他们一起撤到根据地涞源。杨春甫先是见到涞源县县长张苏，住到乡下去还见到了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休息两三天后直奔阜平，先后向晋察冀省委书记黄敬、组织部长赵振声(李葆华)、宣传部长刘秀峰等汇报了情况。

三

到了根据地后，省委组织干部学习。杨春甫从平西带来的人编在一个学习班，由张瑞华、杨春茂给上课，主要是讲根据地政策。学习两个月后，上级决定重新开辟平西根据地。1938年3月20日，邓华率第一军分区第3团挺进平西，王巍、郭永明、刘慎之、韩光等带工作队随军到平西，河北省委决定杨春甫、韩金亭晚走，交代工作。挺进平西的部队在涞水县围歼了伪保卫团，击毙其副司令冯志祥，收缴机枪两挺、步枪45支。到达平西后，省委决定组建平西地委，邓华兼任书记，韩光任组织部长，杨春甫任宣传部长。

当时平西地区情况十分复杂。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军队溃败南逃，散兵游勇和当地的流氓土匪相互勾结，建立联庄、伙会武装，占据地盘，抢掠欺压百姓，他们有的打着抗日旗号并不抗日；有的被地主恶霸利用；有的早已投靠日军，无恶不作，群众称他们是红眼军(见钱眼红、见女子眼红)，恨之入骨。当时势力较大的，蔚县、涿鹿有董九杰，永定河北有赵相、唐奇、姚万珍，斋堂一带有郭玉田，三坡一带有董凤海、孟阁臣，房山一带有胡疙疤，宛平一带有谭体仁等。他们多者数千人，少者数百人。这些杂牌反动武装已成为我军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和创造根据地的主要障碍。为拯救人民群众，迅速开辟抗日根据地，遵照上级指示，我军对一些最顽固、最反动的股匪给予坚决的打击，对愿意抗日的武装进行争取，逐步改造。在军事行动的同时，我军各大队均派出大批工作组，向人民群众开展了广泛的宣传活动，建立了政权和群众组织。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和战斗，解放了平西10余万人口的广大地区，成立了房(山)、涞(水)、涿(州)，昌(平)、宛(平)及宣(化)、涿(鹿)、怀(来)3个联合县政府。杨春甫任房涞涿联合县委书记，刘慎之任县长。下设游击支队，由著名的抗日英雄包森任支队长，杨春甫兼政委。

房涞涿联合县委成立后，把县委机关搬到野山坡(现在是河北省的风景区)。这个地方属涿州，过去是很闭塞的地方，清代虽然统治近三百年，但风俗却没有改变，特别是妇女还戴大耳环，宽脚仔，缠腿带子，行政上由“三老统治”。县委机关进驻后，工作很快就开展起来了，一些进步团体也组织起来了，逐步有了群众基础。

1938年5月27日，八路军总部决定，宋时轮、邓华的两支部队合编为八路军第4纵队，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委，隶属晋察冀军区。第4纵队成立后，挺进冀东，配合冀东大暴动，平西根据地由赵同和汪之力的支队调回接防。邓华为充实力量，调杨春甫任纵队政治部宣传科长，刘慎之任锄奸科长，王巍任敌军科长。跟随杨春甫来平西的房涞涿联合县委工作人员也一并调到宣传科。把房涞涿的工作交给了第5支队接管。1938年5月31日，第4纵队在宋时轮、邓华、李钟奇、伍晋南的率领下，分两路向冀热边挺进。杨春甫所在的第4纵队第11支队在政委邓华、参谋长李钟奇率领下，进入怀柔北山与日军坂垣师团一部200余兵力遭遇，战斗十分激烈，经4小时作战，敌人除逃出7人外，其余被全歼。战斗中参谋长李钟奇受重伤，杨春甫指挥担架抢救把李送到南冶村。然后部队继续东进，于1938年6月末第4纵队第11、12两支队在雾灵山下野猪沟会合。第4纵队从平西出发，越过平绥路，在平北围着长城、白河转，等于走了一个小长征。同年7月初，第4纵队在野猪沟开会研究形势和挺进冀热边的线路。宋时轮提出必须先打兴隆城，有个依靠，将来内线作战就方便了；如果不占领兴隆城，是个分散的，到处游荡，就没有寄托的地方，这样就决定打兴隆城。由第11支队的第33大队和第31大队的一部负责攻打兴隆城，虽然攻下了该城，但遭到敌人疯狂反扑，第4纵队又退出该城，返回前韦塘。33大队副大队长陈群负伤。由于不能占领兴隆城，部队都集中在雾灵山脚下，跨长城内外，位置正好处于伪满洲国境内，是日军的心腹大患，日军随之便调集日本关东军、华北伪军出动，把第4纵队四面包围起来。面对这种严峻形势，邓华与宋时轮商量决定：派杨春甫出去开辟地方工作，在伪满洲国境内组建滦(平)、承(德)、兴(隆)联合县，杨春甫任县委书记兼县长和县支队政委；调第12支队独立营归杨春甫指挥，另配警卫连，并指示他坚持内线作战，为部队突围创造条件。第4纵队突围后，为了躲避敌人反扑，杨春甫带领联合县委班子和独立营上了雾灵山。雾灵山是华北与东北搭界的地方，山高地阔，坡陡沟深，人烟稀少，当时因为连张地图也没有，第一次上雾灵山时，找老乡作向导，待敌人退走后再下山开展工作。以后就采取了“敌来我上，敌走我下”的方针，有效地避开了敌人的反扑，保存了实力。

1938年8月底，上级通知杨春甫到第34大队驻地平古县听上级传达指示，杨带领部分武装人员化装巧过敌人封锁线，按时到达平古县。大队长易耀彩、政委王再兴传达了邓(华)宋(时轮)关于冀东现已进入秋季，没有青纱帐作掩护，很难站住脚，准备西撤的指示并告杨春甫回去待命，等部队去接。杨春甫返回县里后，经研究决定让游击队长赵立业带领警卫连和部分工作人员留下打游击。过了一段时间，第4纵队政治部主任伍晋南带领第36大队来到滦、承、兴联合县，与杨春甫等人会合后一起撤退，从西南方向上雾灵山，到北面下山后，部队沿承德到北平的铁路线行进。行进中在鞍匠屯等几个车站打了几仗；接着，又从滦平打到丰宁，边打边撤，一直撤回到平西。随后，大部队也陆续回到了平西。第4纵队在西撤中，部队受到重大损失，由万余人减少至4500人，浩浩荡荡的5万大军，到达平西后，还不到2000人。

第4纵队返回平西后，李钟奇伤愈复出继续任参谋长，杨春甫任宣传科长，临时主持政治部日常工作，并协助李钟奇抓部队整训工作。1938年12月，河北省委负责人马辉之、姚依林与邓华等人商量决定让杨春甫去天津，了解河北省委从冀东回来多少人，如果大部均已回天津，令杨春甫负责带到平西；如果大多数人仍在冀东，令杨春甫到冀东后找李运昌接头，并任命杨为冀东部队政治部主任。杨化装经北平顺利到达天津，向胡锡奎、李楚离、吴德等河北省委领导人汇报了来天津的使命。领导告诉杨春甫，他们将陆续去平西，杨春甫也不宜去冀东。杨春甫按此指示没去翼东而返回平西。

在路经北平时，杨春甫想到平西根据地部队的给养极度匮乏，决定利用这一时机，开辟一条从北平到平西的地下交通线。这时，杨春甫恰巧遇到留在北平做地下工作的第5支队搞无线电台的干部郇宇，求他帮忙办成此事，郇宇便利用在北平郊区活动时建立的关系和熟人，开通了从北平到平西的交通线。这条交通线的开辟，不仅从北平运去了所需的粮食和物资，而且还使一些干部和学生也从这条交通线进入了平西根据地。

1939年2月，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扩大)精神，中央决定成立冀热察挺进军，肖克任司令员，辖两个支队，邓华任第11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宋时轮任第12支队司令员兼政委，调杨春甫任挺进军政治部宣传部长，7月末，又调杨春甫任平西地委书记。

8月底，杨春甫又奉命潜入北平，为前线筹集粮食和物资，通过我党在北平的特科与社会各界的特殊关系，想尽一切办法与美国人接触，宣传抗日前线的形势和我党我军的政策；广泛联系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为抗日前线搞些募捐，以帮助抗日前线将士解决燃眉之急。杨春甫到达北平后，在特科的帮助下，接触的第一个美国人就是燕京大学校长和司徒雷登，接头地点在北平城内的燕京华文学校，校长也是美国人。杨春甫去后见到了华文学校校长司徒雷登。杨春甫向美国人通报了抗日前线的形势，宣传了共产党八路军的政策。

杨春甫在与社会各界知名人士接触中，遇到一位名叫刘静君女士。刘女士五四时期在北大读书，是李大钊先生的学生，抗战时期在北平一所中学当教师。刘女士的丈夫是主张抗日的爱国将领，被日本人杀害。刘与杨春甫见面后，要求去解放区。杨春甫按她的要求，帮助其全家安全地进入了平西根据地。刘女士到根据地后还参加了晋察冀边区参议会；后来又到了延安，毛泽东还接见了她。因为她是江苏沛县人，毛泽东还很风趣地说：“你还是刘邦的后人(刘邦也是沛县人)啊!”电影表演艺术家张瑞芳的父亲原是国民党炮兵司令，北伐时牺牲，母亲廉维非常坚强，带着子女靠织袜子维持生活，供养子女上学。杨春甫在北平做地下工作期间，就是靠她作掩护，顺利地渡过了一个个难关。这次她与杨春甫见面后要求去革命根据地，杨春甫采取措施，把她全家顺利送到平西根据地。这位廉老太太到达平西后，还亲自前往重庆把在国民党军队中当炮兵军官的儿子拉回来当了八路军，后来在我军第19兵团任炮兵指挥。杨春甫在北平期间，利用其建立的关系，还掩护过我党我军高级干部李运昌等人从平西经过北平回冀东。

1939年年底，杨春甫奉命离开北平回到平西，继续主持平西地委的全面工作。1941年7月，北方分局派许建国、姚依林来到平西根据地搞调查研究。杨春甫借此机会向许、姚要求离职学习。经研究同意，杨春甫到北方分局党校学习。派李德重任平西地委书记，陆平任地委宣传部长。学习期间，周荣鑫任党支部书记，邓拓任教员，学习中央发的《联共党史简明教材》、《资本论》等。学习将近两个多月时，日伪军开展了一场极为残酷的秋季“扫荡”，周荣鑫带领学员撤退，但到处遭受堵截。这时，周荣鑫从保存干部出发，决定让杨春甫负责把学员中县委书记以上的百十来名干部带出去，安全转移到平山山边，把学员交给地方党组织就算完成任务。杨春甫带领学员急行军走到天黑，见炮声渐渐远去才停下。这时，杨春甫决定组织部分学员搞伙食；组织部分学员成立侦察班，分3路出去侦察。并根据侦察的情况，把学员编成班排，确定负责人，从下半夜开始突围，天没亮就赶到平山山边，立即与地方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安全地完成了转移任务。

1942年春季，杨春甫被调到平北分区，先后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等职。到了夏天，敌人发动一次铁环包围战。杨春甫随同分区司令员唐国汉带着两个连插到北面同敌人周旋。当敌人扫荡一段开始收兵时，杨春甫等人的隐避处被敌人发现并打了迫击炮，炮弹在杨春甫身后爆炸，杨及其警卫员、通讯员都负了重伤，杨春甫骑的马当即被打死。杨春甫由于腿部受伤走不了路，为了避开敌人扫荡，在地方党组织的帮助下，杨春甫等人被安排在离赤城不远的大山沟里隐蔽疗伤。敌人扫荡将近一个月时间，待扫荡结束后，部队把杨春甫等人接到分区，后经请示上级党委同意，又把杨春甫等人送到晋冀察军区。这时正赶上晋察边区召开参议会，杨春甫还当上了参议员。会议结束后，组织上安排杨春甫到白求恩学校动手术。手术是由一个参加过冀东大暴动、在北平当过医生的人主动申请主刀，切开后发现弹片已打到骨头里面去了，要拿出弹片还得重新把骨头凿开;如果不动手术过几年还有可能没啥事，结果未取出弹片又重新缝上了，几十年来有小手指盖那么大小的弹片仍嵌在骨头上。杨春甫由于走路拄拐杖，不适合再回部队，组织上于1943年1月将其安排到晋察冀雁北地委(五地委)当宣传部长。1944年2月，又调到北方分局社会部工作。

四

1944年末，党中央为了适应敌后抗战形势的发展变化，决定晋察冀军区下面成立冀晋、冀察、冀中、冀东4个二级军区；地方相应成立4个区党委，政府成立行政公署。1945年2月调杨春甫去冀察区任党委宣传部长。同年5月，区党委书记刘道生带领军区参谋长易耀彩、宣传部长杨春甫和行署秘书长吕东去平北检查工作。在检查工作时，还会同平北地委书记段苏权、副书记陆平领导的军民，同日伪军打了几仗，解放了崇礼县，活捉了几个日本人，消灭了一批伪军。以后又紧接着乘胜打赤城。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面对这变化了的形势，刘道生、易耀彩、杨春甫等迅速返回区党委，只把吕东留下来继续坚持斗争。这时，中央连续来电指示晋察冀军区准备收复北平，准备接收日本投降。区党委按照中央的指示，并结合本区实际，对如下三个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

(1)在这些大城市，日本人是否会向我军投降?值得深思；

(2)国民党军队必然会乘机抢占日本退出的地方；

（3)苏联出兵，必然从东北插进来，往西一拐就到张家口。而张家口又同外蒙接近，历来是兵家争夺之地。

针对上述认识，冀察区党委于1945年8月15日晚在涞水县李各庄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接收北平和收复张家口等问题。会议决定冀察军区分成南北两线：南线由郭天民和刘道生率军区机关、第1、第11军分区部队逼近北平，准备和平接收；北线由军区参谋长易耀彩、区党委宣传部部长杨春甫、秘书长白文治和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杨卓，率领军区教导大队、警卫连、地方干部、冀察日报和新华分社记者以及党校200余名干部，随第13军分区部队行动。北线指挥机关所指挥的第12第、第13军分区部队收复张家口市。

1945年8月19日，苏联和外蒙古的军队猛烈炮击日军狼窝沟前沿阵地，威慑日军，但苏联和外蒙古的军队遵照苏联远东军总部进攻日军部队不得越过外长城的命令，没有向张家口市追击日军，始终滞留在狼窝沟一线。1945年8月23日，易耀彩、杨春甫指挥部队，经过3天的战斗和政治工作，收复了张家口市。张家口解放后，杨春甫任市委书记、卫戍区政委；易耀彩任卫戍区司令员。

张家口市是日本人对付苏联的基地，储存许多弹药和各种军用物资，从延安前往东北的干部，在路过张家口时，每人还分了一件日本呢子大衣。张家口解放第二天，杨春甫和易耀彩接见了苏军团参谋长库兹尼卓夫上校；又在市委办公室接见和宴请了苏军的一位团长。同时，又根据苏军的要求，接待了几十名苏军连排级以上干部到张家口参观市容，允许他们同居住在张家口的俄罗斯人集会和联欢，杨春甫代表市委在集会上讲了话。紧接着，杨春甫又代表市委前往苏军驻地张北回访。这次回访主要是与苏军探讨能否让苏联和外蒙古的军队从狼窝沟再往西推进，最好能延伸到绥远铁路，想借助苏军阻挡傅作义部队攻打张家口。苏军首长说上级只命令打到狼窝沟，再往西进需请示上级批准，等待上级命令，但苏军始终没有得到西进的命令。

为进一步加强张家口市的工作，中央决定将张家口市划为边区直辖市，刘澜涛、宋邵文、肖克等分别兼张家口市委书记、市长和卫戍区司令员。杨春甫改任张家口市委副书记兼卫戍区副政委，郑维山任参谋长。

1945年10月3日，中共张家口市执行委员会召开区、团级以上党员干部大会，市委书记刘澜涛讲话，副书记杨春甫做了报告。他们在报告中总结了张家口解放以来城市治理的经验，说明了张家口在军事、政治、经济上的重要地位，指出张家口是我们用重大代价，在与敌人斗争中收复的。号召各级党政军干部和张家口的人民永远团结在一起，把张家口建设成为革命的持久的根据地，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张家口而奋斗。

1946年1月10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同国民党政府代表签署于5日达成的停战协定，双方颁发于13日午夜生效的停战令。同时成立了由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美国特使马歇尔等共、国、美三方组成军事三人小组，在北平成立调处执行部。该部成立后执行军事调处任务的第一站就是张家口，一些外国记者也闻风而来、蜂拥而上，苏联大使馆也派人来接触。

针对这一新形势，上级党组织决定以政府名义进行对外联络，为此张家口市领导班子也相应进行了调整，调刘秀峰任市委书记，聂荣臻提议让杨春甫任市长。但为了同国民党竞争，这次对市长进行民主选举，由杨春甫和从延安来的老同志张汝新进行竞选，后经参议会投票表决，选举杨春甫为市长。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从此发动了向各个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新的全国内战爆发。1946年8月，国民党傅作义部队开始进攻张家口。几次从西边进攻但始终没有得逞，最后敌骑兵绕到张北以北插进来，于10月10日沿张(北)张(家口)公路向张家口进攻。让出张家口是中央实行战略转移的一步。早在7月中央局就通知张家口要做好撤离的准备，一些设备、大公司、物资和各级党政军机关都要向桑干河以南蔚县一带转移。开始转移挺安全，后来被国民党军队发现，每天派两架飞机轮流轰炸，特别是看到撤离队伍中有穿国际救援标志的花绿衣服时更是追着打，因而造成一些人员的伤亡。晋察冀军区机关只把肖克、罗瑞卿留下指挥野战部队与国民党部队周旋。杨春甫和刘秀峰带领地方干部于10月10日同时撤出，宣传部长孙敬文因有指挥破坏任务撤离时间略晚些，郑维山于拂晓前才离开。傅作义部队于10月11日中午进驻张家口市区。

撤出后，郑维山、杨春甫负责把卫戍区仅剩的教导师交给第4纵队接收后，往南又走两三天到了晋察冀军区驻地蔚县，并与肖克、罗瑞卿见了面。罗瑞卿见到杨春甫后告杨去中央局报到有新的任务。杨春甫到中央局驻地涞源县后，见到了聂荣臻、刘澜涛，已知中央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成立包括察东、察北、平北、热河以西在内的冀热察区，曾思玉任司令员，段苏权任区党委书记，杨春甫任行政公署主任。不久，曾思玉调任第4纵队司令员，刘道生任冀热察区党委书记兼政委，段苏权任司令员。

冀热察区成立后，首先抓了土改，同时，还与十分猖狂的傅作义部队进行了赵川镇战斗、沽源县(平定堡)战斗、崇礼县(西湾子)战斗，在西湾子还打个大胜仗，消灭敌人1000多人，这对稳定群众情绪起到很大的作用。

五

1947年7月至9月，全国解放战争已转入战略进攻阶段。东北国民党军陈诚、卫立煌集团，在遭到我军1947年夏、秋、冬三次强大攻势的打击后，已被迫龟缩于长春、沈阳、锦州3个孤立地区。敌借此对抗我军，并企图打通北宁线，等待关内增援，保住东北，以支撑全国战局；一旦形势不利，再经北宁线从陆上或海上撤退。中央军委、毛泽东统观全局，运筹帷幄，于1948年的四五月间就提出了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战略方针。为此特别指出，“必须确立坚决攻占锦州、全部控制北宁线的决心。”北宁线西自北平东到沈阳，从天津塘沽起沿渤海湾蜿蜒向东伸展，全长700余公里。沿线有天津、塘沽、唐山、滦县、昌黎、秦皇岛、山海关、锦西、锦州等重要城镇，是连贯华北与东北的交通命脉。国民党军依靠这条铁路不仅可使华北与东北两大战区兵力、物资方面相互支援，同时又可以从秦皇岛、葫芦岛得到海上援助，便于实施海陆机动。北宁线成了东北国民党军的输血管、生命线。因此，蒋介石国民党集团始终把确保北宁线作为他们战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8年5月间，杨春甫调到1948年3月在朝阳地区组建的东北野战军第11纵队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杨春甫调到第11纵队以后，随部队从朝阳出发，集结于宁城附近，先后在二沟、承德象鼻子山、隆化城与国民党军作战。6月中旬，第11纵队进入华北地区配合华北野战军第4纵队发起滦东战役。攻克昌黎之后，国民党军在东西线集中兵力向昌黎进击，为避免不必要的对峙，第11纵队奉命撤离昌黎转移至昌黎以北地区休整，完成了首次出击北宁路的任务。

9月中旬，11纵队再次出击北宁线，给滦县至山海关段的敌军以致命打击，切断敌人的陆路交通，堵死了华北敌军出援关外的道路，华北野战军与东北野战军完成了对华北和东北敌军的战略分割。东北战场呈现大战前的宁静。东野主力经过夏季休整，兵强马壮，积极准备展开锦州战役。而北宁线仍在敌军控制之下，随时能集中兵力实施机动突击，以破坏我军的战役行动。为此，“东总”于8月20日电令第11纵队：为着整个作战行动的需要，我军目前需将滦县(不含)到昌黎一带之敌歼灭，铁路彻底翻毁，枕木烧毁并动员群众挖路基。第11纵队应执行上述任务。9月11日，第11纵队遵照“东总”命令，在各分区地方武装配合下，分3路再度向北宁线昌滦段出击。各师除攻点外，在地方武装和群众帮助下，积极参加破交，摧毁铁路设施。只见上百里铁路线的夜空里，火光熊熊，犹如一条火龙在飞舞。在火光映照下，人山人海，人头攒动，沿线歌声、笑声、号子声此起彼伏，好一幅壮丽的军民破交图!14日，第11纵队分两路对昌黎实施包围，准备围歼守敌。当日黄昏，即发起攻击，晚11时进城。北宁线上重镇昌黎，又被我军收复。第11纵队横扫北宁线昌滦段后，华北敌人从陆上增援东北的通道已切断；为扩大战役行动，决心奔袭山海关一线，堵死敌人从秦皇岛港增援东北的海上通道。15日，遂将昌黎城防移交15分区警备团。第11纵队继续东进，控制了北戴河地区的一些制高点，封锁了敌人东窜的退路。正当我军攻击北戴河地区之敌、威胁秦皇岛海港时，敌军向滦县以东进犯，企图乘隙夺回昌黎。第11纵队根据“东总”“全力阻击该敌”的命令，东线任务完成后当即西返；首先令第32师连夜向昌黎驰援，与15分区警备团共同固守昌黎。纵队主力准备进至高家柳河、田各庄一带，迂回敌人侧后，以求全歼或大部歼灭来犯之敌。敌我经过数次攻防战斗，敌不支遂退回滦河以西。在第11纵队出击北宁线滦县至山海关段的同时，华野第4纵队和冀察热辽军区3个独立师，在北宁线关外西段大举出击。我军将滦县至锦州的各点守敌一概分割，彻底切断了锦州与华北的联系。锦州成了一座孤城。

9月23日，第11纵队接到“东总”命令，准备出关东进，参加辽沈战役。纵队当即于建昌营、燕河营一线集结待命。30日奉命出发，沿途扫清了山海关的石门寨、上庄坨等据点的守敌；3个师都是从这里出关，经馁中、过兴城，于10月6日先后到达锦西地区。为保障主力夺取锦州，阻击锦西东援之敌，我东野第11纵队与第4纵队并肩战斗。第4纵队负责从沿海到塔山段的阻击，第11纵队负责从塔山衔接处往西的阻击。国民党调11个师，由侯镜如指挥，向塔山一带实施全线攻击；后来蒋介石坐镇葫芦岛亲自指挥。敌军在数十门重炮和军舰、飞机等炮火的掩护下，采取两翼突破、夹击塔山的战法，10月10日全力向我军阵地展开了猛烈的进攻，我军整整抗击了敌人20几个昼夜的轮番攻击。就在塔山阻击战处于最艰苦的10月14日，杨春甫冒着密集的炮火到第11纵队第31师与第4纵队衔接的前沿阵地指挥所，给予前线广大指战员很大的鼓舞。 10月15日，锦州为我主力攻克。28日，我军主力又将廖耀湘兵团12个师歼灭在黑山大虎山地区。至此，第4纵队和第11纵队阻击任务也告完成。

1948年10月15日，锦州攻克后，“蒋介石为挽救危局，鼓舞士气，指使傅作义集中3个军又2个师，于10月28日由保定地区开始南下，企图捣毁平山、石家庄一带中共中央及华北人民政府所在地。中央军委除令华北第二兵团由延庆地区兼程南进，准备歼击敌人外，又令东北野战军在锦西附近的第4、第11纵队等组成先遣兵团，由司令员程子华、参谋长黄志勇率领进至河北东部，向通县、北平方向活动，威胁北平，配合华北军区粉碎傅作义部进攻”。第4纵队、第11纵队接此命令后，还没有来得及休整，便火速前进。当部队行至蓟县、平古、山河的交界处邦均一带时进行了整训。这次整训，开展了“三查三整”和诉苦教育。即通过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在此基础上，在部队中又掀起了一次诉苦复仇主动立功运动的高潮，提高了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树立了为穷苦人翻身求解放的革命到底的决心。

之后，两个纵队继续南下，先插到了平绥路一带。南犯之傅作义部，由于遭到华北军区部队的阻击和惧怕后路被切断，于10月31日开始北撤，偷袭石家庄之计划遂被阻止。紧接着，第11纵队挥师南下，承担解放密云的任务。密云城是内外两个城，城墙很高，护城河很宽，易守难攻；加之守敌武器装备比较精良，具有一定的战斗力，所以是一块很难啃的硬骨头。我部队事先由于对这些因素估计不足，开始碰了钉子，耗费了两三天的时间才把密云城攻下来。虽全歼城内之敌，但由于攻城延误了时间，我部队前进受阻，为此兵团还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为了夺回延误的时间，第4纵队由后队变前队，向西进军，一下子占领了怀来，切断了平绥路，堵住了傅作义部企图西窜绥远的退路。第11纵队转过头来继续向前进，杨春甫同司令员贺晋年一起钻隧道、进南口，带领部队把从北平西郊到三家店一带的敌人全部扫掉，北平西郊一带的几所大学都被我军解放。待东野大部队入关后，纵队之间又进行了一次换防。第5纵队先插到丰台一线，接收阜成门以南防区。第11纵队转到朝阳门一带的防区。实现了对北平战略包围，为发动平津战役做了战前准备。1949年1月14日至15日，东北野战军对天津守敌发起总攻，全歼守敌13万人。

天津解放后，杨春甫同司令员贺晋年、政委陈仁麒等3人专程前往总前委驻地看望领导同志并了解天津解放情况。天津解放后，我以90万大军兵临北平城下。在解放军的重兵威慑和政治争取下，在北平地下党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有力促进下，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于1月下旬率部接受和平改编，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起义部队全部撤出北平，并进行了改编，国民党第13军编入我第11纵队。东野第2兵团在司令员程子华、参谋长黄志勇、政治部主任刘道生率领下奉命接收北平。他们进城前对杨春甫说：“你是老北平了，那儿你熟悉，同我们一块进城吧。”杨春甫随兵团司令部先进了北平。北平解放后，东野总部在北京饭店宴请北平各界民主人士和知名的大学教授，杨春甫参加了宴会。杨春甫补任为朝阳门以南至通县一片区域的军管分会主任。（注1） 

   1949年3月，林彪、罗荣桓在朝阳门外九王府召开了师以上干部大会，传达了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传达了毛泽东的重要报告。杨春甫参加了会议，并在会议期间，同多年不见的老同志、老战友、老上级见了面，见面时的那种激动心情，真是溢于言表。1949年3月，第四野战军南下之前，毛泽东在西山接见了四野纵队以上领导干部，杨春甫见到了毛泽东。1949年4月底，部队开始南下。杨春甫和军长贺晋年、政委陈仁麟说13年没回家了，想借部队南下之机，顺路回老家任邱看看。军首长深表同情，欣然同意。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四野总部来电话，令杨春甫去北平见陶铸，有要事相谈。

杨春甫接到命令后立即前往北平陶铸处。陶铸通知杨春甫说谭政准备到武汉军管会任主任，拟调杨任军管会副秘书长。之后受谭政委托到天津做些筹备工作。杨春甫到天津首先拜会了黄克诚，探望了黄敬，听取了刘少奇专程到天津所作的有关接管城市的方针和对待民族工商业政策问题的报告。同时，在天津市委和四野后勤部的帮助下，制定了《入城守则》和布告，修复铁路，准备南下车辆，筹集了经费，接收了东北南下干部等等。随后，谭政、陶铸也到了天津。同年5月10日，杨春甫与谭政、陶铸乘车南下，到达解放了的武汉。杨春甫负责组织张贴了事先准备的布告和《入城守则》。刚解放的武汉市，真是百废待兴，百端待举，加之一切经过军管会，一切工作都需军管会派人接管，因此，军管会的工作非常繁忙。由于人员紧张，杨春甫还兼军政接管部部长，组织人员接收机场、海港，接收后还要亲自到现场视察。

1949年5月，河南省政府主席兼国民党第19兵团司令官张轸率第128军及第127军第309师共2万余人，在湖北贺胜桥、金口起义。起义部队后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1军。四野从各个军抽调一大批班、排、连、营干部和从湖北抽调少数师团干部，充实到第51军。起义将领张轸任军长，杨春甫任政委。杨春甫等人到第51军就职，其主要任务是把这支国民党军队改造成为人民的军队。这支部队成分很复杂，其中有些人还很反动。杨春甫等人刚到该部队时，就有一个副团长借与副军长杨焕民谈话之机，准备行刺，幸亏被杨焕民和警卫员及时发现，当场予以制服；同时抓了几个与行刺有关的人，一并扭送到武汉，召开公判大会，对首恶者判以死刑。之后，在全体官兵中，开展了民主运动和诉苦教育，阶级觉悟有所提高，部队开始稳定了。

六

1950年春，刘亚楼受命组建空军，5月间调杨春甫到空军任党委委员兼干部部副部长。同年10月，杨春甫结束了第51军工作后到空军任职。开始组建空军阶段，干部部的工作非常繁重。一方面，苏联帮助建立航校，派顾问帮助培养学员，而这些学员大批都是从陆军调来的，这样就需要一个一个地考察，一个一个地调动。另一方面，还需要成建制地组建空军师、团(飞行大队)，建立大批场站，这都需要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配备干部，组建领导班子。所以，在那一阶段，干部部都是没黑天白日地工作。由于干部部工作协调之好，成绩之卓著，杨春甫于1951年3月，由干部部副部长提升为部长，由党委委员提升为党委常委。

1953年年底，党中央提出，把实现“一化、三改”作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为了迎接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国家相继成立一些工业部。1954年调杨春甫到主管国防工业的第二机械工业部任副部长，主管航空工业。那时的二机部，发展航空工业是重点，聘请大批苏联专家帮助改造沈阳112厂、111厂，哈尔滨120厂、122厂，湖南株洲331厂，江西南昌320厂。杨春甫在空军工作期间，曾协助刘亚楼和空军司令部组建上朝鲜战场的飞行大队和调运飞机的工作，深知空军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深知进口军用机的艰难和昂贵的代价。所以，杨春甫到二机部上任伊始，就亲自到飞机厂抓飞机试制和鉴定验收工作。

1954年7月，杨春甫率领由空军工程部和二机部有关专家、技术人员组成的国家鉴定委员会，到新中国第一次自己制造飞机的长沙、株洲和南昌飞机厂进行鉴定验收。南昌飞机厂试制的初教6教练机一次试制成功，并通过国家鉴定验收。中央得知这一消息后，高兴万分。

8月1日，毛泽东给这个厂亲笔签署嘉勉信；8月26日，彭德怀批示，同意初教6教练机批量生产。

沈阳112厂、111厂，是我国重要的歼击机生产厂家。为尽快生产出自己的歼击机，在杨春甫的倡议下，首先抓了飞机的心脏——发动机的试制工作。杨春甫带领有关人员亲临现场指导，先把沈阳几家厂子合并起来，经由杨春甫分管的二机部四局批准，于1954年3月正式成立生产发动机的410厂，由于扩大了试制厂家的场地和面积，为试制工作创造了外部环境；同时，由他亲自出面又从太原、株洲、哈尔滨和沈阳等几家军工厂调集精兵强将和技术骨干，组成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和完善的技术指挥系统。在试制发动机的过程中，杨春甫亲自同苏联专家、我方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一起研究、协商，同解难题，共闯难关。

1956年5月，我国第一代歼击机的发动机试制成功。杨春甫又带领国家鉴定委员会，并邀请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一起来厂鉴定验收。1955年7月，沈阳112厂开始仿造苏联米格17飞机，试制自己的歼-5型飞机（也叫比斯飞机)，并于1956年6月试制成功；7月19日第一架首飞成功。8月2日，杨春甫带领国家鉴定委员会，并陪同二机部部长赵尔陆、苏联驻二机部总顾问和空军有关人员，到112厂鉴定验收，并认定各项指标均达到苏联米格17飞机的性能，同意批量生产。紧接着，杨春甫又到成都、西安抓飞机制造厂的新建工作。应该说：从教练机到歼击机的试制成功，为我国航空工业的发展，为建设一支强大的空军，迈出了第一步。而杨春甫为此耗费了心血，付出了代价，功不可没。

正因为如此，杨春甫分管的工作也越来越多，不仅分管航空工业，还分管枪炮子弹、炸药、电子和坦克等工业。1957年11月，以苏联为首的东欧国家，以“经互会”的名义，要召开一次国防工业会议，邀请中国派人列席。中央决定组成一个以杨春甫为组长、以万毅为顾问的观察员代表团列席会议。杨春甫率领二机部技术司长王力、四局副局长许昌裕和秘书隋勤(兼翻译)前往莫斯科。这时，正赶上彭德怀访问苏联，观察员代表团搭乘送彭老总的图-104飞机去的苏联。临行前，二机部部长赵尔陆对杨春甫说：出去一趟不容易，会后可留在那儿多待几天，参观参观他们的国防工业。杨春甫按照赵尔陆的意见，会议一结束，便在苏方同行的陪同下，到莫斯科的电子工厂、研究部门，列宁格勒的光学工厂，喀山的飞机场、发动机厂、直升机厂，新西伯利亚飞机厂和发动机厂等进行了参观考察。杨春甫看到直升机后很感兴趣，便决定引进他们的技术，生产自己的直升机；并与厂方接洽，阐明我方的意图。杨春甫回国后，将这一情况报经赵尔陆同意，把生产直升机的任务落实给了哈尔滨120厂和122厂。杨春甫访问苏联，不仅成功引进了直升机生产技术，而且还受到了热情的款待，深深感到那时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伟大友谊。

1958年4月，中共中央任命杨春甫为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杨春甫是八大代表，5月参加中共八届二次会议后，于6月到辽宁报到。八大二次会议后，全国正式开始了“大跃进”，杨春甫到辽宁时，正值全民大办钢铁，辽宁正为钢铁产量翻番作准备，鞍钢、本钢已修建了一批小高炉。杨春甫到任后同鞍山市委第一书记兼鞍钢党委书记杨士杰、总经理袁振和总工程师马宾一起，根据1958、1959年两年企业管理的情况，总结了鞍钢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经验。1960年3月11日，中共鞍山市委以鞍钢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为主要内容，给中共辽宁省委写了报告，杨春甫签发将这个报告以电报的形式呈送中央。鞍山市委的这个报告上送中共中央以后，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于3月22日批转了这个《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中央在批语中传达了毛泽东为这个报告写的长达600字的批语，宣称“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批语肯定了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是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基本原则。这就是著名的《鞍钢宪法》五项原则。随后，辽宁省委召开各市市委主管工业书记座谈会，讨论研究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问题。会议由省委书记处书记杨春甫主持并做了会议总结。会后，在全省掀起了学习贯彻《鞍钢宪法》，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热潮。

1961年1月14日，杨春甫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8月下旬至9月中旬，参加了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的工作会议；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参加了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七千人大会”。

杨春甫和省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上述会议精神，结合辽宁实际，提出了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具体意见。他带领有关部门深入到企业研究关、停企业的善后处理和企业调整后的整顿工作；研究城市职工精简和安置工作。1965年5月，沈阳市委第一书记焦若愚调任中国驻朝鲜特命全权大使，杨春甫兼任沈阳市委第一书记。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杨春甫作为沈阳市委的一把手，一开始就受到严重冲击，群众组织称他是“沈阳市的最大走资派”，他遭到轮番批斗长达一年之久。1967年冬，杨春甫被接到北京西苑旅社，参加中央专为辽宁举办的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有马明方、顾卓新、强晓初，以及各市、地的负责人。1968年4月，杨春甫接到通知到京西宾馆参加关于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以及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用豹、邱会作参加会议。这个会议主要是研究和决定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问题。省革委会成员名单经过讨论通过后，周总理指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要尽快成立起来，工作要抓紧，并讲了注意事项。

中央于1968年5月8日作出《关于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后，5月10日，沈阳60万军民在市人民广场召开辽宁省暨沈阳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庆祝大会。省“革委会”主任陈锡联，副主任杨春甫、尉凤英和沈阳市“革委会”主任王从周分别在大会上讲话。

省“革委会”成立后，在领导分工上，杨春甫没有分管具体工作。一天，杨春甫同分管农业工作的王良谈心，说出了要主动找点事干的心里话，因省财政有点盈余，他想利用没分管具体工作的这个机会，把1959年停工的辽阳汤河水库重新修起来。王良欣然同意，并同杨春甫一起深入到汤河原库址进行现场调查。随后，从省水利局抽调技术人员，成立一个技术组，在杨春甫带领下，重返汤河水库，对坝基重新进行地质勘测，对河道走向重新走了一遍，对大坝重新进行设计。正式图纸出来后，由杨春甫审查定案。这些准备工作就绪后，报请省“革委会”批准，并成立了汤河水库会战指挥部，调省军区副司令员、省农业组副组长汪应中任总指挥。汤河水库于1968年10月26日正式开工，于1969年12月28日竣工。在水库勘测设计的初始阶段，杨春甫除了回省或到中央开会外，基本上没离开水库工地，与会战指挥部人员一起，吃住在临时搭设的帐篷中。之后，杨春甫又带领汪应中等人，先后到葠窝水库、柴河水库和臻子岭水库实地勘探，测量规划，选择库址；并由杨春甫原则领导，汪应中具体指挥相继建成。之后，杨春甫又从水利工地转到工业战线上来，先后抓了鞍、本钢改造，开发辽河油田和“两化”(辽阳化纤厂和盘锦辽河化肥厂)建设。

1970年8月，杨春甫参加了中央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察觉到林彪等人为争夺个人权力进行的宗派活动，于8月25日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讲话，责令陈伯达、吴法宪、汪东兴3人检讨，并在全会上放了3人的检讨录音。会后，陈锡联找参加全会的杨春甫谈话，问这3人检讨录音听得怎么样。并说陈伯达是坏蛋，吴法宪、汪东兴是红小鬼，不会反对毛主席。我已给汪东兴打电话，劝说了他。我同吴法宪熟，但不像你那么熟，现在吴胖子(指吴法宪)见人就哭，他身体又不好，你能不能劝劝他。杨春甫按照陈锡联的意见，在庐山会议上就给吴法宪打电话但没打通，马上给吴法宪写封信，信的内容大致是：“你从小孩时起，就当红军，跟毛主席长征，和陈伯达不一样，是忠于毛主席的，不要和陈伯达搞在一块，有错误就赶快检讨改正，不要难过，把身体搞坏了”。全会结束回省后，陈锡联在传达全会精神的同时，也介绍了陈伯达、吴法宪、汪东兴的检讨录音，讲述了他给汪东兴打电话和杨春甫给吴法宪写信的情况。当“批林批孔”开始后，毛远新、曾绍山找杨春甫谈话，问杨春甫去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时所犯的上林彪贼船的错误，怎么没检讨，跟吴法宪的来往怎么没交代，紧接着，“辽宁省委(1974年3月8日至9日)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常委内部开展批林批孔。参加会议人员批判帮助了杨春甫”；同年“3月12日至14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召开常委会……讨论了如何深入批林批孔问题，并联系实际对省委书记×××、杨春甫进行了揭发批判”；同年“4月13日，辽宁省委召开省直机关批林批孔大会……杨春甫检查交代了与林彪死党吴法宪的关系问题。粉碎“四人帮”后，经过专案组内查外调，给予了实事求是的结论，解除了对杨春甫上“林彪贼船”的怀疑。

1976年7月，杨春甫因为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攻击了1975年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粉碎“四人帮”后，通过揭批查，认定杨春甫犯有严重错误，经中央书记处1983年4月14日第57次会议决定，给予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

1985年8月5日，杨春甫写信向党支部(辽宁省委办公厅人事处党支部)提出申请，要求恢复其党员权利。党支部于1985年8月19日召开党员大会，进行了讨论，认为杨春甫在留党察看期间，基本上能够认真检查、改正自己的错误，并能向支部汇报思想情况，征求意见，表现较好，一致同意按期恢复共产党员权利。后经报上级党委同意，恢复杨春甫的党员权利。1986年5月，杨春甫办理了离休手续。离休后，杨春甫每天还坚持读书看报，关心国家的经济发展。2011年8月28日，杨春甫在沈阳去世，享年98岁。

李荣槐：《杨春甫访谈录》

本文出自《辽宁党史人物传》第14辑

注1.叶剑英、彭真、赵振声致电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并中报共中央：提议杨春甫为北平东北区军管会主任，曹致福、江卓为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