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34年3月29日，（钱壮飞）在贵州息烽县沙土镇附近第二次强渡乌江的战斗中壮烈牺牲。”钱壮飞的烈士证书上将其牺牲地定为“息烽沙土镇”。都说是3月底牺牲在贵州息烽县。但是“双百”候选人介绍又说：“（钱壮飞）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遵义会议后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同年4月牺牲于贵州金沙县。”不但时间变了，地点也变了。不过都集中在贵州省的息烽县与金沙县。
息烽与金沙两说争论的焦点是：钱壮飞是否过了乌江（过了江属息烽，未过江属金沙）。为此，总参谋部情报部（三部）于1984年召开专门座谈会，钱壮飞当时的部下戴镜元、贺俊侦、黄华炳、邹毕兆也形成了两份截然不同的意见。但是为什么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在2002年将钱壮飞的牺牲地点定在金沙呢？让我们先看看息烽和金沙各是怎么说的。

息烽说：具体地点是息烽县流长乡宋家寨旁的没量坑（无良坑）。1935年4月1日，国民党空军轰炸息烽县九庄镇后飞过流长乡上空，钱壮飞在流长因躲避空袭而失散。流长乡沿江一带森林茂密，羊肠小道纵横交错。失散后的钱壮飞因人地生疏和有病在身，于4月3日才出现在流长乡的客户寨和宋家寨一带，据息烽县流长乡宋家寨老百姓说，有一名红军因患重病与大部队失去联系后，栖身于宋家寨邻近的一座山神庙内，被跟踪而至的当地 “清乡团”骨干罗绍安抢去行李。这位红军自称名叫夏树云，他找到客户寨里长陈玉顺说：“你们一个大麻子抢走了我的行李，别的东西不要紧，行李中有一枚印章和一些书籍要还给我。否则，找到大部队后，我可不答应。”当地乡长、清乡委员宋子桢得知此事后，遂与手下宋昭荣、傅银成、王相培等密谋，将这位红军骗至没量坑边，推入40米深的坑内致死。解放后，宋子桢因带领反动武装大量杀害红军流散人员被政府处决，当时参与杀害红军的凶手之一宋昭荣被判无期徒刑，1980年减刑释放。息烽县党史办有关人员曾拿着钱壮飞的照片让宋辨认，宋认为，照片之人就是当年被推入没量坑的掉队红军。息烽党史办遂据此断定：夏树云就是钱壮飞，于是在没量坑边树了一座“钱壮飞烈士殉难纪念碑”，碑上刻有“钱壮飞烈士生平”。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认为几十年过去，单凭记忆来辨识照片，证据不够充分。

金沙说：具体地点是金沙县后山乡岩口村堰田岩。1986年1月，中共金沙县党史办、沙土区委党史征集小组联合组成调查组，经过深入群众，反复调查、核实后称：乌江北岸原属息烽今属金沙县的沙土镇(原名狗场)、翁贡、后山乡一带，1935年3月31日当红军各路部队都已全部胜利南渡乌江后，一位红军同志沿着主力红军的过江路线，单独一人向乌江北岸方向走来。这位红军身着青色军装，背一个黄布包和一个小皮包，手里还拿着一包东西，随身带着一支手枪（露在外面）。他高个子，长脸型，外省口音。当这人走到乌江北岸离梯子岩渡口大约二华里的彭桂容家时，向彭家买东西吃。由于彭桂容听不懂他的话，疑惧中彭就背起娃娃往外跑（2006年彭桂容则对记者说她给红军做了四个荷包蛋，该红军拿出一把菜刀相赠）。这位红军追到陈么嫂家，向陈买鸡蛋吃，陈也听不懂他的话，也跑了。这位红军就离开陈家转身住江边方向走去。走了不到一华里，经过当地恶霸地主刘家的帮凶黎丛山家门口，便走进黎家，请黎带路。黎见这位红军单身一人，身上既有手枪，还有包裹，遂生歹意。黎带红军走到梯子岩附近的堰田岩（今后山乡岩口村）时，就站在堰田岩顶上，佯装着给这位红军指点过江的路线。黎趁这位红军站在岩上集中精力观看路径时，黎双手猛将这位红军推下岩去。此岩笔陡，高约30余米。这位红军落至半岩被杂树挂住。黎又站在岩顶用乱石块把这位红军砸下岩底，然后黎又走下岩去继续用石块将这位红军砸死，并抢走了红军的手枪和所有衣物。黎丛山回家后，他的侄子黎志修见他得到红军的一件绫绸衣服，一条灰色裤子，二件毛线衣，一支手枪。后来黎丛山将手枪给沙土镇区员何中培换得两石谷子和一匹马。半年后，黎丛山暴病身亡。黎丛山谋杀了这位红军几天以后，当地群众冒着极大危险将这位红军的尸体就地埋葬。至1977年8月乌江电站库区水位升高，这地方行将被掩没，红军遗骨又被掘出迁葬于后山乡张家垭口，并竖立一块石碑，上刻：“红军烈士之墓”。 联合调查组断定这位红军烈士就是钱壮飞。于是大兴土木在张家垭口重修了占地80平方米的钱壮飞墓，并在沙土镇东隅石观音山峰，建了占地约200平方米、钢骨水泥结构的“钱壮飞烈士纪念碑”。

金沙说问题也很多，“青色军装，黄布包、小皮包，手枪，高个、长脸，外省口音”就能说明掉队红军就是钱壮飞？最大的问题是和周恩来、邹毕兆的说法对不起来。1940年，周恩来把钱壮飞家人接到延安。钱壮飞次子钱一平回忆说：“在杨家岭，周恩来和邓妈妈把我叫去说，‘你爸爸在第二次过乌江时遭敌人袭击，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等国民党飞机停止轰炸后，队伍集合走了一段路，我发现他不在身边，就下令一支队伍回去找……你爸爸牺牲了’”。 原中革军委二局破译科副科长邹毕兆说，他与钱壮飞一起渡过乌江后，翻过一座高山（大岩头）后，走了不远就遭到敌机来骚扰，红军发出空袭信号，他们各自分散隐蔽，空袭警报解除后，他们就失散了。在江西时代，中革军委二局被授予红星奖章的只有四人，破译高手邹毕兆是其中之一，比起戴镜元这样的非技术干部来说，邹毕兆回忆的可靠性更高。也就是说无论周恩来还是邹毕兆，都认定钱壮飞渡过乌江后躲避空袭时失踪。那钱壮飞就不可能在金沙牺牲。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除了野战军外，中共中央机关代号红章纵队，中革军委机关的代号为红星纵队，其中的军委第二局称第四分队，分队长（局长）曾希圣，副队长（副局长）钱壮飞；第四分队跟随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一道行动，为党中央、中革军委做情报保障工作。长征途中，为了确保每天24小时工作不停顿，第四分队采取歇与不歇两梯队工作制，即把人员分成两个梯队，前面一个梯队行军时，后面一个梯队工作；后面一个梯队行军时，前面一个梯队就工作。两个梯队交替工作，交替行军。遵义会议后钱壮飞虽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但未上任，依旧还在军委二局。
1935年3月29日夜，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三团在金沙县后山乡大塘渡口突破乌江，3月29日中革军委纵队（红星纵队）进驻金沙县沙土镇；30日凌晨中革军委发出南渡乌江的命令，限军委纵队在31日上午10时前渡江完毕，干部团做后卫警戒，五军团在沙土一带钳制、阻击追兵。30日军委纵队至后山乡一带宿营；31日经梯子岩、大塘渡口过浮桥至息烽县流长集结宿营。4月1日中午，国民党空军侦察机到息烽县流长乡、鹿窝乡、九庄镇一带侦察，下午国民党空军轰炸息烽县九庄镇，红军牺牲一百多人，数十人负伤。钱壮飞如果是躲避空袭失踪，那只有在息烽县流长乡、九庄镇一带。不可能躲避空袭后再只身北渡乌江回到后山乡的渡口一带被匪徒杀害。就算是31日上午军委纵队过乌江前掉队，那红军干部团和红五军团还没过江，红三军团要到下午14时才渡完。渡口附近都是红军，钱壮飞这样的高级干部怎么可能单独掉队并被暴徒杀害？

至于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裁定钱壮飞于1935年4月1日在金沙县后山乡岩口村的原因，个人认为还是和经济有关，“党史研究工作要为经济服务”。既然息烽说已被中央有关部门否决，就只有金沙说了。何况还是有重量级人物支持金沙说的。原军委二局参谋戴镜元支持金沙说。他1982年12月才从总参三部部长位置退下来，1984年总参三部组织的座谈会上老部长的意见对会议结论的影响不言而喻。原军委炮兵副政委欧阳毅中将的回忆也说钱壮飞在乌江北岸即金沙县后山乡一带被当地土匪绑票后牺牲。
2002年4月后山乡作为钱壮飞牺牲地定论后，后山乡得到第一笔实惠就是贵州省拨款1050万，加上市县的500多万配套资金，为后山乡修了一条20公里长的出山公路。然后国家安全部拨专款兴建了钱壮飞烈士陵园及钱壮飞烈士事迹陈列室。现在位于后山乡的钱壮飞烈士陵园及事迹陈列室分别系国家安全部、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命名的“国家安全教育基地”和“贵州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贵州省委宣传部确定的贵州省16个重点建设和“改陈布展”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同时也是全省50个红色旅游精品景点之一。2005年至2007年两年的参观人数达20余万。

至于钱壮飞牺牲的原因，空袭牺牲说不成立，因为如果是被国民党空军炸死，那会有没炸死的同志为他收尸并报告上级。周恩来不可能不知道。周恩来知道钱壮飞不见后，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命令殿后的红五军团寻找，红五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欧阳毅亲自带队回到乌江北岸寻找，也没有找到。
侦察渡江路线被土匪袭击牺牲更是荒诞不经。钱壮飞到中央苏区后，历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保卫局侦察部部长、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长、中革军委后方第二局局长、第二局副局长，负责的是电台的侦听破译工作。当时担任前出敌区侦察任务的连营团级的军事干部也不会派，更别说钱壮飞这样军级的技术干部，还让他孤身一人去侦察，某些党史工作者想象力太丰富。
《党史博览》2007年第9期发表《钱壮飞失踪之谜》一文，作者王春晓认为钱壮飞可能在1935年4月1日下午牺牲在国民党空军对息烽县九庄镇的轰炸中。上午国民党空军来侦察时，钱壮飞躲空袭与军委二局失散，后与全军后卫五军团一起行军至息烽县九庄镇。因无人认识钱壮飞，只知是首长，因此钱壮飞牺牲后被就地单独掩埋，其余烈士合葬一墓。此说有一定道理，但作者没看过红五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欧阳毅的回忆，五军团奉命寻找钱壮飞，钱壮飞若和五军团在一起，五军团政治保卫局不可能不知道。

钱壮飞失踪后既未叛变，也未被俘，那只有被害了。所以钱壮飞牺牲的原因，论者现在倒是基本一致：掉队后被金沙或息烽的暴徒杀害。问题是金沙说其实基本不可能，息烽的“夏树云”说逻辑上通，但证据又不太足。所以我认为比较慎重的提法是1935年4月，钱壮飞在贵州金沙、息烽一带掉队后被暴徒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