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9月，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接到中共杭州市委通知，到市府集合，乘车去西湖国宾馆。不一会儿，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省委书记李泽民、市委书记吴仁源、市长卢文舸陪同下，满面笑容、神采奕奕地走进会议厅，和我们一一握手、问候，并一起合影留念。大家无比激动，热烈鼓掌。

  江总书记的接见，充分体现了党对民主党派的重视和关心，给了我极大的鼓舞。激动的泪光，抖落了岁月的尘埃，我个人的成长历程，清晰地展现出来。

                                       企业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从1949年解放到1950年，茶叶出口一度兴旺，杭州新开设的制茶厂不少，形成了制茶工业。1951年起茶叶出口业务由国家统制，私商只能搞国内营销业务和为国营公司加工。同时，民建、工商联号召私营企业改善经营管理，组织起来走联营、合营的道路。在“两会”的帮助下，我们大成、春茂、和丰等7个茶厂3个茶行组成私私合营的杭州制茶第一合营公司，拥有资金40亿元，职工4000余人（包括季节工）。企业建制立章粗具规模，私方人员主动把高工资减下来，节减支出，经营管理水平有了提高，为接受国营经济领导跨出了第一步。7个厂为国营中茶公司加工外销茶，自营内销茶由国营公司采用公私联购的方式采购，这就纳入了初级国家资本主义轨道。

  1954年，制茶合营公司接受第二次改造。在民建、工商联的带领下，决定把商业部分的资金、人员全部转到浙江企业公司，留下7个厂继续为国营公司加工，每厂保留资金7000元，管理人员5人。这时私方人员对企业前景感到困难重重，都想转入浙江企业公司。针对这一情绪，“两会”领导及时进行思想教育，指出这是一种逃避责任的思想，私方人员应该全部留下来，负责搞好7个厂的加工业务。为了进一步改善管理，创造条件争取公私合营，私方人员的工资再一次调整下减，按工作责任统一为三档，调整幅度较大。

  1955年11月，在民建、工商联的引导下，制茶工业和木材业的私方人员一起学习毛主席《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的讲话，大家一致表示要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

  1956年1月，制茶工业全体私方人员一致要求公私合营，得到杭州市政府批准，全行业实行了公私合营。

  私私合营制茶第一合营公司自1951年成立到1955年，端正经营方向，认真接受国营经济领导，改善管理，积极经营，保持不亏并略有微利。这是在党的教育下，由民建、工商联具体帮助完成的一件大事，民建会员在此期间也发挥了一定的骨干作用。

                                          参加全国群英会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后，杭州制茶工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组成公私合营杭州制茶总厂，下设8个分厂，我被任命为总厂副厂长，其余私方人员分别被任为分厂厂长及科长等职。在党的领导下，公私关系搞得很融洽，大家心情舒畅地从私方人员转变成半公家人，都怀着为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的热情，积极性很高，在搞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为改善经营管理献计出力，提出许多合理化建议。年终企业取得很大成绩，我也获得一项合理化建议奖。

  1957年整风反右开始，我就脱产参加民建、工商联的反右整风，然后参加“大办钢铁”、省政治学校学习等，直到1958年底才回企业。这时公私合营制茶总厂已并入国营杭州茶厂，8个分厂撤销，总厂原址改为杭州茶厂的第二车间，我回厂被任命为第二车间副主任。车间主任这个岗位更能接近群众，接触实际，茶叶生产加工又是我熟悉的，这是我为企业服务的极佳机会。这年在车间党组织的领导下，我与职工打成一片，对车间的生产技术管理、劳动组织等方面作了改进，使车间的生产管理面貌有较大的改观。在劳动竞赛评比中，职工们评我为“先进工作者”，使我受到极大的鼓舞。

  1959年9月，厂部通知叫我参加“杭州市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作为一个私方人员能以先进工作者代表身份参加全市性的大会，我心潮澎湃，十分激动，既感到光荣又感到惭愧。在大会上听到许多先进代表的发言，使我受到深刻的教育。而更使我惊喜和惶恐的是，我竟被推选出席全省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回到厂里，接到中共杭州市委任命我为国营杭州茶厂副厂长的文件。在浙江省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我又被推选为出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的代表。我清楚地记得我离杭去北京参加全国群英会那天，厂党委副书记王桂芳带领工会领导、职工代表敲锣打鼓地把我送到城站。在城站，锣鼓喧天，红旗招展，省市党政工领导也来送行。这一幕是我永远忘不了的。

  在全国群英大会上，我聆听了刘少奇主席和周总理的报告，受到很大鼓舞，内心的激动、兴奋，千言万语并成一句话：“要感谢党，要牢记今天，好好地干一辈子。”这次大会是我一生中参加的规格最高、规模最大、最隆重的一次大会，是党给我的一次最高荣誉，我非常珍惜，时时以此为动力，克服困难，增强信心，鞭策着我跟着党前进。

                                        第一次出国访问

  1956年冬，民建中央接受一项任务，组团访问苏联，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上海、杭州两地民建组织。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民建成员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是一支骨干力量，是一群代表人物，能够组团出国展示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成果，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我平生没有出过国门，对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又是非常向往的，能够亲自去看一看，确是一次机会，而且经费由国家资助50%，国家“定息”政策已经落实，个人经济上能够付得起，在向企业领导提出时又得到厂党委的大力支持，我就向民建组织报名参加。

  中国人民友好访苏团由沪杭两地民建成员20余人组成。杭州参加的有吴贤哲、金志朗夫妇、詹少文夫妇、徐肇坤、周孝高、吴锦江、潘桓高、陆成章、邵义彬等。由吴贤哲任团长、上海的徐礼耕任副团长。民建杭州市委还特地为访苏团杭州成员组织民建临时支部，吴贤哲任主任，徐肇坤、邵义彬为支部委员，在旅苏过程中不定期举行组织生活，学习外事纪律，交流观感心得等，保证访苏团一切活动恪守纪律不出差错。

  访苏团一行于12月20日从北京出发，乘火车经西伯利亚于12月31日下午抵达莫斯科。

  在莫斯科，我们按计划参观访问，先到红场晋谒列宁、斯大林陵墓。当时苏联人民也在排队进场，我们优先入场，看到了两位伟人的遗体，大家都很崇敬。现在回想起来，感到很幸运，因为后来斯大林遗体就被移出红场，再也看不到了。我们参观了利哈乔夫汽车厂，这个厂规模很大，是帮助我们建造长春第一汽车厂的主要单位。据介绍，建设中国第一汽车厂是苏联援助我们156个项目中完成得较好的一项。我和陆成章、潘桓高三人都是搞茶叶工作的，要求参观他们的茶叶厂。苏联方面安排我们到一家中等规模的茶厂参观，受到厂长、党委书记等的热情接待。在参观了管理部门和生产车间后还举行座谈会，了解了他们的产供销情况。这个厂主要是搞红茶经营，从印度、斯里兰卡进的红茶多，从我国进的红茶数量不多。该厂除承担苏联国内的供应任务外还向东欧各国输出。

  第二站是到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红军打败纳粹德国最关键的战役。苏方让我们参观了麦麦耶夫高地，七进七出，每一平方米的土地上，洒下了百吨炸弹，可见这场战争的残酷。斯大林格勒城市道路大部分都是新建的，但仍保留部分战前的旧建筑，是让人民不忘过去，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第三站是基辅，乌克兰的首府，也是苏联的粮仓。我们参观了当地集体农庄，他们非常热情地邀请我们吃饭，农庄的负责人和干部都出来作陪，苏联人和中国人一个间隔一个坐着，大块的肉、大碗的伏特加酒，尽醉方休，我们成员中确有一个人醉了。接着我们又到了列宁格勒和海滨休养地索契。访问五大城市，每到一处都参观当地的博物馆、名胜古迹及工厂、农庄，受到热情友好接待。在马路上走的时候，往往有苏联人前来跟我们招呼问好，足见中苏友好在人民群众中有深厚的根基。

                                        参加统战政策调查

  1983年10月，我参加浙江省政协落实统战政策温州调查组，组长是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崔云溪同志，副组长是省民盟副主委倪保珊同志，我与省侨联办公室副主任项绍棠为组员，另有工作人员2人。调查组在温州工作了9天。

  调查组分工，我主要是联系民建、工商联的统战政策落实情况。除了听汇报、召开座谈会，还同有关人员面对面谈话。落实政策主要对象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领导层46人（除3人不在温外），我们都见了面。白天调查，晚上调查组内交流情况、分析、综合，总起来看，温州市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落实政策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显著成绩，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挤占房屋问题较多，亟待解决。如民建、工商联正副主委中有4户被挤占房屋已基本落实，尚有2户未落实。“两会”成员中有217户被挤占房屋已腾退落实120户，尚有97户未落实。温州市房管局表态年内可全部解决。此外，归还查抄财物、平反冤假错案等方面还有一些尾巴问题待进一步解决。

  通过这次参与落实统战政策的调查，受到一次极为深刻的政策教育。首先，我对各级党委认真严肃地落实党中央的统战政策，深感钦佩。浙江省委成立了落实统战政策领导小组，省政协专门派出调查组。温州市委在我们调查组离温前专门召开常委会，听取我们的汇报并立即行动，当天下午就召开49个部门负责人会议，要求对落实统战政策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对46个落实政策主要对象中尚未落实的提出具体落实意见，由市委办公厅发文有关单位限期落实。“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各类问题面广又极为复杂，处理落实确有很大困难，只有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才能在短期内得到基本解决。第二，进一步体会到党的政策的巨大威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两会”成员“脱帽加冕”一系列统战政策的落实，使大家身受其惠，喜出望外，大大激发了“三热爱”的激情，调动了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积极性。温州市“两会”成员中在职的有40%左右评为年度先进，多数退休成员积极参与咨询、专业培训、协办企业等活动，为四化作贡献。这使我深深体会我们的爱国热情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归根结底，源自党的政策，是在党的政策感召下激发出来的。第三，调查工作过程中对温州市“两会”接触较多，他们在位副主委7人，年事都已高，其中两位是退休留会，干部很少，经费很紧，工作条件比我们杭州“两会”差，而工作干得很实很细。如协助党落实政策的工作，对政策学得较透，对情况摸得较深，做到心中有数，提出处理意见建议中肯，有利于落实政策工作顺利进行。

                                        调查茶叶产销情况

  从1982年起茶叶市场出现外销不畅、内销疲软、供过于求的情况。到1983年末，陈茶积压越来越多，经营者亏损越来越大，市场停滞严重影响茶叶生产和茶农的生计。省政协领导十分关注茶叶业面临的危机，于2月份由省政协工商、农林两个工作组就我省陈茶大量积压、新茶即将上市面临的问题向省委、省政府提出紧急建议。4月份省政协领导再次指示，对茶叶产销情况要深入调查研究，找出原因，对症下药，提出有效措施。当时我任省政协工商工作组副组长，过去又是搞茶叶工作的，由我牵头邀集有关委员、专家、学者和省茶叶公司代表组成调查组，深入到茶叶重点产区，从茶叶生产、收购、加工、经销等各方面进行系统调查。我们先后到杭州市西湖区、临安、绍兴、诸暨等市县的茶叶主管部门、国营茶厂、茶场、生产乡村社队、收购部门等16个单位进行考察调查。通过听、看、谈，了解茶叶产供销情况和问题，听取各方面意见，广泛收集资料。回来后，进行分析研究，找问题症结，提解困建议，历时2个多月形成调查报告，建议改革茶叶流通体制，实行开放式、多渠道、少环节，使货畅其流；对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实行综合治理。这个调查报告由省政协办公厅报送省委、省政府。

  同年，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针对全国茶叶滞销积压情况，决定举行咨询座谈会，邀请茶叶经营有关部门和各方面人士共同商讨改革茶叶管理和流通体制问题。2月间，发动产茶区16个省、市地方组织深入调查茶叶产销情况。6月初，民建中央派周同善、冯克煦等同志到杭州，召集浙江、福建、上海等省市代表，汇报调查情况，综合分析，研究拟就“建议初稿”。我作为浙江代表汇报我省调查情况，并参与了“建议初稿”的研究。

  全国茶叶咨询座谈会于7月25日至8月1日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除民建、工商联16个省市的代表外，有茶叶主产区、销区的商业、经贸、农业等主管部门负责同志，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100余人。浙江参加的有汪大永、郑志新、邵义彬和省茶叶公司的陈观沧、陈兰归，省农业厅的毛祖法。浙江与山东、济南、福建合编为第2组，推定我与福建的陈德民为召集人。会议着重讨论开放茶叶市场、改革管理体制和流通体制、提高茶叶质量以及调整结构等问题。大家本着振兴华茶发展茶叶生产的愿望，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提出不少好的意见，使“建议”的内容更加丰富、充实。最后，形成《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关于改革茶叶管理、流通体制的建议》报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这个会议对茶叶业在1984年后逐步复苏起了积极推动作用，是民建会在全国范围的一次成功的重大经济政策咨询。我作为一个搞茶叶工作的人，在党和民建组织的领导下，能自始至终，从基层到中央参加调查研究，提意见建议，为茶叶事业贡献绵薄之力，感到非常荣幸，非常欣慰。这是我一生中值得非常珍惜，很有意义的一件大事。

                                           五老出关赴东北访问

  1983年秋，民建、工商联的经济咨询服务和工商专业培训工作，搞得热火朝天。但是以微观的个体咨询活动较多，而对于从宏观上开拓市场，则有所不足。“两会”领导有鉴于此，提出探索开发东北市场的意见。经过分析研究，决定以杭州著名特产茶叶、丝绸、棉布等三个行业的产品向东北市场探索，派出吴仲翔、邵义彬、袁正纲、邵晋卿、吴永年五人组成小组，以市工商联副主委吴仲翔为组长。我们5人都已退休，所以戏称“五老出关”。

  我们出访第一站是天津。天津原是华北最大的商埠，与东北、西北各地都有广泛联系，是一个枢纽性城市，也可以说是杭产品主要销区之一。到达天津，在天津民建、工商联的协助下，邀请天津三个行业有关单位负责人到“两会”来，参观我们随带的样品，座谈市场供需情况。他们对我们这次携样出访探索市场的举措，颇为赞赏，认为这开了全国“两会”工作的先例，对于市场供需状况提了不少有益的意见，而对所带样品兴趣不大。因各有供货渠道，没有成交。我们此行是探索性的，不在于成交多少，能了解当地市场情况和趋势也就可以了。

  到天津之后就顺着铁路先到长春、哈尔滨再回转沈阳、大连。所到之处，我们采取天津模式，先请各地“两会”约请当地有关行业单位看样、座谈，而后上街深入到商场、各类店铺了解供需情况以及风土人情，对杭产品的看法、要求等等。总起来看，由于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下缺乏竞争性，市场很不活跃，有什么，供什么，人们也只好用什么，日积月累连人们的生活习惯也改变了。如茶叶业，大都由国营商场兼营，品种单调又不善保管，受潮、变质，货不对路不能满足消费者需要，业务势必下降。哈尔滨只有一家小的私营茶叶零售商，也是向国营公司批购，自己无力到南方采购，也无力向周围农村推销。与他们谈到过去东北市场茶叶销路，都感叹不可同日而语，相差甚多。各商场反映东北市场对杭产丝绸是很欢迎的，但近几年冒牌货充斥市场；有的正品色泽不对路，销量锐减。棉布类杭产品没有特色，市场上以当地生产和华北各省及江苏产品居多，商场内看不到杭产品的影子。

  在东北三省四大城市，经过20多天的调查，我们认为东北市场潜力是很大的，关键在于开发经营。回杭后写出关于茶叶、丝绸、纺织品等三类商品开发东北市场的三份调查报告，提出我们的意见和建议，分送浙江省茶叶公司、杭州丝绸公司、杭州纺织品公司，提供他们开拓市场的参考。我们还订有几份供销合同，也由他们履行落实。

  这次东北之行是杭州市民建、工商联为活跃经济、开拓市场进行的一次有益的探索。

                                          发挥优势 艰苦创业

  创办工商企业公司。20世纪80年代中期，市政协领导从当时国家发展经济的要求和安置待业青年的角度，认为“两会”具有搞经济、办企业的人才优势，应当发挥社会服务作用，筹办企业。市领导周峰、邓鄂等也先后6次召集“两会”领导人座谈，希望我们从国家大局出发想问题、办事情，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大家消除顾虑，统一思想，作出创办工商企业公司的决策，并推荐我和吴仲翔负责筹办，于1985年元旦开始营业。周峰市长曾召开政府机关、金融机构负责人及新闻界座谈会，介绍公司的经营宗旨和业务范围，希望政府和社会各界支持。工商企业公司开业至今已有15个年头，取得了丰硕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我因是民主党派领导不能经商，在筹备开业取得成功后，于1985年8月离开了副总经理岗位。

  创办两会基建咨询服务部。民建“三大”前后，为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引导成员为四化建设多做贡献，市民建、工商联做好成员的思想工作，调动他们为四化建设服务的积极性。1982年,“两会”按行业陆续建立了小组。建筑业小组成立后，面对国家基本建设的迅猛发展，建筑专业人才的严重缺乏，办起了培训班，为丝绸、轻工等4个局培训建筑专业人才。同时，接受九豫丝织厂等单位委托，审核在建工程的决算。审核发现高估冒算数额惊人，一个工程造价108万元的项目，高估冒算竟达15.5万元，占造价的14%。这使我们看到建筑业存在问题的严重性，感到基建预决算的审核工作对四化建设的关系重大，决定开展基建预算审核的咨询服务。开始时只有会员何祖贻等几个人，随着业务的不断发展，通过协作途径，吸纳社会人才参加，扩大了工程技术人员力量，能够接受较大项目的咨询服务。如国家重点工程台州发电厂的18个主体工程和附属设施，省府二号楼等项目的决算审核。由于我们对审核工作认真负责、计算准确、质量高，得到各方面的赞扬。1985年获得全国民主党派、工商联为四化服务先进集体的称号。

  初期，咨询服务强调以服务为宗旨，不以赢利为目的，接受委托审核的基建项目都是无偿的。如台州电厂项目，审核人员的薪酬不计，光计算用的纸张就花去1000多元，仍坚持不收费。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思想观念的转变，1983年后期才根据建设部门关于建筑咨询服务收费付酬的规定，收取咨询服务费和给付审核人员的酬金。

  1985年经济咨询服务组纳入工商企业公司成为服务部，不久又以服务部名义独立对外业务。1986年根据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协商决定，“两会”系统的企业由工商联经营，咨询服务机构由民建经营。杭州的经济咨询服务部才移交民建由我负责经营。经过梳理整治，建章立制，逐步纳入正常轨道。

  基建咨询服务，是国家基本建设的需要，在提高工程质量，缩短建设工期，降低工程造价，节约国家建设资金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到1996年我离开时，完成建设工程审编项目2323个，经审核落实，为国家节约建设资金4698万元。咨询服务部获净利润165万元，历年上缴民建、工商联65万元后，尚余100万元作为资本金和公积金项目现金移交。

  创办杭州市经济咨询服务公司。1988年初，市委统战部一次会议后，部长陆祖德同志找我谈话，说市政协开设一家公司，已与民建、工商联主委商量好，由我负责主办。当时我身为市政协副主席，对由我主办公司，既感到有压力，又觉得义不容辞。经过两个月的紧张筹备，完成了公司的组建工作。公司组成了董事会，选举周峰同志任董事长，由我任总经理，定名为杭州市经济咨询服务公司。公司成立后积极拓展业务，成功地揽进了一桩来料加工的涉外业务，加工费120万美元，主营业务则向科技咨询方面发展。9月份我从北京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回来后，党政机关不能经商的政策已经明朗，市政协决定把公司改名为服务部，我也辞去了总经理职务。

                                     举办“为四化服务成果展览”

  1985年，杭州市民建、工商联为了纪念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40周年，决定举办“为四化服务汇报展览”，总结和展示“两会”成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激发强烈的爱国热情，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取得的可喜成绩。通过汇报展览，推动基层组织和广大会员进一步为四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市“两会”决定由我负责主办。全部展板128块，其中80块是展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5年中“两会”成员响应会中央号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四化服务的突出成绩。展览于1985年12月16日展出到年底结束，参观者达1600多人次。省政协主席王家扬、市委书记厉德馨、市人大主任陈侠、市长钟伯熙等省市党政领导亲临参观并题词，给予高度评价。

                                    关注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

  我们在参政议政中，始终明确要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和关注。在民建市委经济研究委员会工作期间，我从1989年至1995年主持、参与、撰写的35份调查研究报告中，有关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就有23份，占三分之二。不少是连续几年的追踪调查，针对不同情况和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1989年报送的《深化改革，提高经济效益，增加有效供给——对杭州市纺织行业的调查报告》被全国政协收入《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汇编本。1995年，通过3个月的调查研究完成的杭州市软科学研究计划95105课题《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难点与对策的研究报告》，受到市科委的奖励。

  1996年10月，我参加省政协对长兴三狮集团的视察调查，发现该厂管理非常出色。在省政协副主席陈法文的支持下，我撰写了介绍“三狮”企业管理经验的题为《管理科学兴国之道》的调查报告，强调企业改制、改组、改造必须与加强企业管理紧密结合，以“三狮”为例论证了企业改革与管理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这篇调查报告在1997年2月省政协七届五次会议上作了大会发言。

                                      协助国有杭州茶厂实施改革

  1991年国有杭州茶厂由于连年亏损，面临负债大、陈茶积压、人员负担重等困难，已到了难以维系生产的局面。市体改委和市供销社在对“杭茶”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保留主体，压缩规模，调整结构，拓宽门路，消肿机构和人员”的改革思路。杭茶干部和职工人心惶惶，厂长楼苹苹来电邀我去商量办法，大家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希望杭州茶厂主体保留下来，亏损最严重的外销部分机构转移出去。由谁来接收呢？最理想的是省茶叶公司。但据说市供销社已与省茶叶公司联系，对方认为包袱太大，无意接收。楼厂长要求我出面与省茶叶公司再次联系。受楼厂长的委托，我约请省茶叶公司经理李元章恳谈了整整一个下午，从茶叶国内外销售形势、茶叶外销必须经过再整理产生效益以及发展前途等方面全面分析，阐述接收茶厂的有利因素，使李经理有了接收“杭茶”的意向。11月9日市政府常务会议专题讨论“杭茶”的改革问题，我代表杭州市政协出席会议。会上，卢文舸市长作小结时强调“杭茶”改革一定要成功，出路在争取省茶叶公司接收转移，请我帮助抓紧联系协商，条件可以作些让步，服从大局。会后经过一再奔走协调，拟定了财产有偿转让、债权债务分割等合情合理的解决方案，“杭茶”外销部分由省茶叶公司接收，从而圆满地完成了“杭茶”的改制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