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岳没有邓文仪那样尖酸刻薄，他见蔡申熙面目黧黑，衣衫褴褛，连声说“受苦了，受苦了”，不由分说，拿出自己的衬衫、外套，招呼沐浴、更衣，然后摆酒设宴。

酒过三巡，薛岳说出真心话：“申熙，我知道你是个热血青年，有理想，有事业心。但现在是国民党当权，共产党成不了气候。如果你不愿在国民党军队里干的话，我可以资助你去日本留学。”

蔡申熙看得出，薛岳与邓文仪虽然一个表面上热心快肠，一个冷若冰霜，但骨子里都是一路货。他本想痛斥一顿、拂袖而去，但是，这样一来，还是解决不了路费的问题。他只好捺下性子，虚与委蛇。薛岳以为自己劝说成功，高兴地拿出几百块大洋送他做路费。

蔡申熙拿到这笔钱后，当天就离开了广州，经武汉来到上海，在中央军委工作。在上海，他与刘伯承共事，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几十年后，刘伯承在*中写道：“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与蔡升（申）熙同志同在周恩来同志主持的党的军事委员会之下工作。他给我的印象是：忠诚勇敢，工作认真。”

刘伯承佩服蔡申熙遇险不惊、从容自若的大将风度。一次，蔡申熙奉命将三支短枪藏在小皮箱内，准备运送到秘密联络点。他坐的人力车在一道关口被岗哨拦下，硬是要检查行李。

“别磨磨蹭蹭的，开箱接受检查。”哨兵一个劲地催促蔡申熙下车。

蔡申熙恼了，下车后挥手就是一个耳光，呵斥道：“哪个教你这样对待上级军官！我是卫戍司令部参谋，有急事要办，延误了公事，你有几个脑袋？”

哨兵被打得七荤八素，懵了，连忙立正，看着蔡申熙扬长而去。

还有一次，蔡申熙与刘伯承在一家大饭店雅座主持召开党的秘密会议，突然一群国民党稽查人员涌入，要把他们带走。蔡申熙急中生智，操着官腔说：“我看今天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识一家人。我是党军驻沪参谋长，在这里商量要事。你们不信，可以问×××。他是我同学。”他点到了一位国民党驻军高官的姓名，也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

稽查人员将信将疑，不敢造次。他们没有胆量直接与这位高官通话，便打电话给他的副官处。副官处的人没听清究竟，就大发脾气：“连司令的同学都敢抓，你们不想活了？”

稽查人员放下电话，满脸赔笑：“对不起，误会，误会。”然后灰溜溜地走了。

事后，刘伯承问蔡申熙：“穿帮了怎么办？”

蔡申熙说：“怎么穿帮？我确实与他有同学之谊。”

在党内，蔡申熙的沉着，人所共知，他曾经当面戏弄过胡宗南。那是1928年夏，蔡申熙在一家旅馆楼梯上邂逅胡宗南。

“哎呀，这不是申熙吗？老同学，现在可好？”胡宗南后面跟着四个侍从，全是全副武装的彪形大汉。

蔡申熙没有正面回答：“你看我这样，好得起来吗？套用李商隐的一句诗，叫‘凄凉宝剑篇，羁泊欲穷年’，失意人一个。”

胡宗南见他衣著简朴，又听一口酸调，以为他流落上海，无处栖身。当时，国民党军队正在进行裁军，大批军队被编遣还乡。他热情地动员：“遇到我，你就不会失意了。校长现在非常器重我，把第一军交给我管理，一军需要大批像你这样足智多谋的人才，到我那里去，先从师长干起。”

蔡申熙见他这样“盛情”，顺着他的意思说：“他乡遇故知，真是人生的一快事。好，跟你干。”他详细地记下胡宗南下榻的地址、电话：“我回去收拾一下东西，就搬到你那里去住。”

分手时，胡宗南还从侍从皮包里拿出两封银元，嘱咐蔡申熙早点搬过来。

蔡申熙脱险回到机关，将银元交给组织。周恩来听说这事后，哈哈大笑，说：“胡宗南志大才疏，他的毛病从来就是盖棉被睡竹床——一面热。”

从1928年到1930年，这是蔡申熙最忙碌的时期。他奔走于各战略区域之间，充当着“救火队长”的角色：

1928年11月，南昌党的地下组织遭受大破坏，每日都有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枪杀。蔡申熙来到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地区，担任*江西省委军委书记，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和重建起军委组织系统和秘密机关，重新打通了与苏区的联系；

1929年夏，担任吉安靖卫大队大队长的罗炳辉不满国民党黑暗统治和对工农群众的屠杀政策。蔡申熙以江西省委军事巡视员的身份，多次赴吉安，与罗炳辉谈话，介绍他入党，最终促成吉安起义，罗炳辉后来成为中央苏区的著名战将；

1929年下半年，蔡申熙奉命前往东固根据地，就任游击队第一路总指挥。仅仅用了半年的时间，就在小型地方游击武装的基础上，建立起江西红军第二、三、四团，这三个团后来与罗炳辉的第五团合编为红六军；

1930年春，蔡申熙奉调到武汉军委办事处和长江局军委工作，担任军事部部长。坐不暖席，他又远赴湖北阳新，指挥红八军四、五纵队北渡长江，在二十多天内战宿松、取六村、攻广济、克漕河、占英山，五战五胜，打出了军威。10月16日，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红八军四五纵队改编为红十五军，由蔡申熙任军长、陈奇任政委，全军下辖两个团共二千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