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担任河北省政府主席期间,天津地方局势颇紧张。1931年11月8日夜11时30分,便衣队分三股窜出日租界,在市区进行扰乱,突然枪声四起,居民从梦中惊醒,不知何事,惊恐万状。
王树常为了应付特殊环境,于12日命令成立天津戒严司令部,张贴布告周知全市。张学铭任司令。但便衣队的奸淫抢劫仍时有发生,后来竞发展到昼夜骚乱,连南市警察署分所一度也被便衣队占领,—连多日枪声不绝,人心惶惶,市民叫苦不迭。面对事态的发展,王树常除向张学良及时报告外,还同张学铭联名电告南京,报告津变过程。
日本视中国地方当局的忍让为软弱可欺,就在中国方面拆除防御工事后,便衣队在日军机枪的掩护下,11月26日又发动了攻势。保安队当即予以还击,香椎恼羞成怒,竟惨无人道地用重炮对天津市区疯狂地轰击,造成许多无辜平民的伤亡。南京政府外交部为此向日方提出抗议,谴责日本屠杀天津居民的暴行。日公使重光葵便以王树常调十五旅参战为由,向中方提出“质问”,要求中国撤兵。同时提出惩处河北省及天津市军政长官的无理要求。一批汉奸,也大造舆论要求撤换省市军政长官,妄图把这场汉奸特务的骚乱说成是当地群众由于不满省市当局所造成的。王树常迫于压力则表示同意让步。
王树常镇压便衣队暴乱的态度虽然坚决,但屈于蒋介石的压力,行动上不可能果断,加之便衣队以日租界为巢穴,无法根除,天津形势依然紧张。王树常只得采取每日戒严的消极办法,地方上的小商、小贩以及三轮车夫均叫苦不迭,直接影响到人民生计,直接受害者约30000人之众。天津市各界对王树常颇多指责,使他压力很大。于是便向张学良提出辞呈。鉴于王树常的要求和天津的形势,张学良约于学忠谈话说:“河北问题,庭五很难应付,你做事果断,意志坚强,我想让你二人的职务对调一下。”此时河北地方也有人抨击王树常所任用者多为东北人,而用当地人甚少。
1932年8月王树常任平津卫戍司令期间,赞成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同情学生抗日救亡的爱国行动。曾释放过一些被捕的爱国学生和中共地下党员。 1933年初日军大举进犯热河,张学良于北平誓师,率东北军投入抗战,王树常参与帷幄运筹。 3月热河失守,张学良被迫下野出国“考察”,成了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牺牲品和替罪羊。王树常对蒋介石的所做所为,特别是对张替蒋介石背着不抵抗将军的罪名十分不满,但他为人怯懦,只是敢怒而不敢言。
1935年夏日本迫使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何梅协定》,王树常被解除平津卫戍司令职,调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曾命王树常去西安接替张学良职务,整编东北军,达到瓦解东北军上层集团的阴险目的。1937年1月5日国民政府颁布命令任令王树常继朱绍良为甘肃绥靖主任,王未就。国民党政府为解决西安事变善后有甲、乙两案。于学忠接到甲,乙两案指示后,曾电留居平津的东北人士,征询意见,并希望推代表,同西安代表何柱国共赴溪口晤张。由张作相、万福麒、刘尚清、刘哲、莫德惠、王树常、汤玉麟、胡毓坤、陈兴亚、高纪毅等人,在天津王树翰宅邸会商。大家一致赞同万福麟的意见,实行甲案,继由东北元老刘尚清、王树翰、刘哲、王树常赴溪口晤张。东北军整编后,王树常被任命为豫皖绥靖副主任和豫皖苏军事整理委员会委员。全民抗日战争爆发后,调任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王树常未就。1937年11月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迁往重庆,王树常不久随军避往华南,即辞去南京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职,在野赋闲。未几举家迁往香港,旋即送子去美国读书,而其眷属由香港迁往上海。1940年王树常由美国回到上海,后又迂回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香港沦陷,他又举家迂到北平隐居。王树常不为日伪汉奸的高官厚禄所诱,保持了应有的民族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