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洪慈1933年生于上海大买办家庭，受马列主义书籍和班主任老师的启迪，1948年，15岁加入中共地下党。

十八岁成为华东局青年干部，二十岁参加全国“青代会”，受到毛泽东、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此后就读于上海第一医学院，他成绩优异，极有才华和天赋，英语、德语、俄语样样精通，因此他红得发紫，年纪轻轻，就有许多人叫他老前辈。如果不是1957年的那场变化，他将成为一名医生，成为新中国急需的专业人才。

1957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鼓励大家大鸣大放，向党提意见，他响应号召，和14个同学一起，贴出了一份大字报，共51条意见，不久这张大字报就成了，他向党进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证据，接着，他又被定为极右分子。

优秀的他之前在校园里极受女生欢迎，他的女友名叫安娜，被公认为是学校的校花，安娜的父亲是上海商人，三反运动时被判刑而缓期执行，长期处在监督中。安娜的母亲是小老婆，风雨飘摇、自身难保的家庭，没有为她提供任何物质和精神的支撑。

他被批判后，心中积郁难平，毫无保留地把心中苦闷向安娜倾诉，可那时给他致命一击的，恰恰就是他深爱的安娜。

领导找安娜谈话，对她说：要么揭发你的男朋友，这样还允许在学院继续学习；要么同徐洪慈一样反党到底，这样就没有资格在高等学府待下去。

安娜便将他曾对她说过的两句话，揭发了出来，

第一句是：到底是我正确还是毛泽东正确，三百年以后见分晓。

第二句话是：如果我在这呆不下去，我就想出国，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分国界的。

而当时出国就相当于叛国，他因此立即被开除了党籍学籍，成为少数被送进监狱的学生右派。

1958年，在安徽白茅岭农场劳动改造的他，偷偷给在上海的母亲写了一封信，当年学校说，如果他表现好，会把他重新要回去，他想让母亲去向学校的李书记求助。

然而，学校立即就拒绝了，他的母亲忍不住当面质问对方：我们在国民党时代，把儿子培养成共产党员。为什么在你们手里又被倒退成右派？是你的责任还是我们的责任？向学校求助的希望破灭后，不甘心的他，冒出了一个惊人的念头：逃跑，回到五百公里外的家——上海！

1958年12月14日凌晨，他从白茅岭监狱逃了出来，然后坐长途汽车回到上海，一切都是那么地顺利，可第一次逃跑的他没什么经验，很快就暴露了自己的踪迹。

他到上海后给家里打电话，结果因此被监控抓获，第一次越狱，以失败告终。

可他不死心，又开始第二次越狱，这一次他逃向云南泸水，想通过泸水越境到缅甸。可是解放以后地图改版了，他不知道，以为已经到达安全的他，居然大摇大摆地去吃饭、理发。

最终他落网，被关押进泸水看守所，第二次越狱，也宣告了失败。

然而，他依然不相信自己，会在泸水看守所束手就擒，他又开始实施，第三次逃跑计划……

泸水看守所的墙虽然厚，却是并不坚固的土墙，他决心要挖洞逃跑，便想办法搞到一把不锈钢勺子，每天不停地挖墙，挖不动时，就向墙上撒点小便，让土松软再接着挖，挖出来的土就堆到床底下，令他庆幸的是，一直都没被人发现。

日复一日，土墙终于被挖通了，就在他把手伸出去，兴奋地准备逃跑时，一把叉子突然叉住了他的虎口，伸出的手被外面早已潜候多时的人牢牢地抓住，原来，他所做的一切早就被发现了。

短短一年时间，三次越狱，辗转七千公里，他非但没能证明自己的清白，反而一错再错，罪上加罪。

1959年，他在云南泸水，接受着一场残酷的审判。

法官对他说：你是非法越境，如果没有你这第三次逃跑的话，可能会判得轻一点，更可能就是判得很轻。轻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要用你，因为你是医生。像我们边境落后的地方，太缺少你这样的人才了。你看，你懂多国外语，英语、德语、俄语，是不是？在我们这里是奇缺人才，你还学的是医疗专业，比我们这里所有医生都强多了。你看看，你自己毁了自己，你想越狱，罪加一等。

就这样，他被判了整整六年。

六年刑期宣判后，他先后辗转到几个关押地，不管走到哪，人们都对他指指点点，觉得他是个大坏蛋，管教也对他很凶，当他辗转到大盐农场时，他遇到了一个名叫王金如的人。

王金如主动把他调到自己手下，王金如说：这个大学生脑子活，聪明，很多东西都懂。特别是他有医学的专长，为什么不能到我们医务室来工作呢？

王金如非但不歧视他，还跟他很谈得来，可不久后，王金如就被调走了，他身处的环境开始恶化，结果，他被安排到了最苦的拉马古铜矿，幸好在这里，他遇到了，另外一个管教队长梁满杞。

梁队长对他说：很多人说你坏话，我看你不是。你只是处处有自己的思想，处处显得与众不同而已，在别人眼里你是不服管教的人，其实我不认为你是这样的人，我希望你在这里能够好好表现，来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

一番真诚的话深深触动了他，在梁满杞手下改造时，他再也没有动过逃跑的念头，他在心里暗暗下定决心：我在他手里，六年就六年。在王金如和梁满屺感召下，他安心服刑，1965年，已经32岁的他终于刑满释放，他急切地想要回上海看母亲，可当时的政策却不让他回家，他对监狱领说：我刑满回家是很正常的要求。可监狱领导狠狠地掐灭了他的希望：不行，就你这恶劣的态度，继续留场！

留场人员，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人群，刑满释放后，他必须继续留在劳改农场从事劳动，但会有一些有限的自由，比如，星期天可以上街去买点东西吃。留场后，他的处境并不好，他被分到管教木世勤的手下，木世勤一直对他抱有偏见，而他性格倔强，从不轻易服软。

一天半夜，木世勤开着喇叭，吵得他没法睡觉，他忍无可忍，冲着木世勤说：请你把喇叭关上好吗？我们睡不好的话，明天是没法工作的。

这一下，他彻底激怒了木世勤，结果之后的命运，变得更加坎坷……

1966年文革爆发，因为跟木世勤之间的过节，他被第一批列入运动对象，运动不断升级，升级，再升级，终于，他被判刑二十年。

在丽江民主广场万人公判大会上，他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甚至被踢、打、枪托砸，受尽屈辱。

1969年，他被安排在丽江五零七农机厂，一个实际上关押重刑犯的监狱，在这里，他又开始计划第四次逃跑……

监狱长名叫李光荣，在李光荣眼里，他足智多谋，有自己的主意，动手能力也很强，而且他视野开阔，知识面广，在犯人里享有很高的威信。

犯人的毛巾硬得像刷子，像皮革一样，怎么把它变软？

他觉得很简单：在水里烧一下，点几滴醋就好了。犯人的鞋都很臭，怎么办？

他就拿白酒含一口，往跑鞋，球鞋里一喷，臭味就没了。

犯人们纷纷竖起大拇指：你真是神，怎么什么都知道？

可偏偏他的才华横溢，给他引来了杀身之祸。

因为忌讳他在犯人中的威信，李光荣一直将他视为了眼中钉，一天，一个犯人冒险给他报信：关于你的报告，正在起草呢，说你在组织大家越狱，组织暴动。这可是李光荣对你下最后的毒手了，暴动的报告如果送上去的话，就是枪毙，看来这次是要置你于死地了。

他知道，凡是打暴动报告的，没有一个活的，李光荣这真是要置他于死地啊，不逃跑，就将是等死，他再次动起了逃跑的念头，并迅速开始了准备工作。

想要在路上经得起任何盘查，必须要单位开证明说，到哪里去，然后盖个公章。

可他要怎么蒙混过去呢？因为在学生时代，他就练就了，一手非常漂亮的仿宋体，这时候派上了场。

他想，活字印刷字是活字，笔画为什么不能是活的呢？汉字是由笔画组成的， 如果把这些笔画刻成一个个小的图章，要用的时候把它们组合起来，不就成字了吗？

用这样的办法，他居然成功私刻了，“云南省云县革命委员会”这几个字。而且他还把介绍信三个字都省了，给人感觉这就是云南省云县，革命委员会的专用信笺。

信笺上面有了抬头，下面就是要用的时候他写上：兹有徐洪慈从某地到某地探亲，特此证明。抬头是要红色的，于是，他又找机会搞到了印泥。

下一步则是需要公章。

他就把肥皂的头切平，很快就刻好一个图章。他又不动声色地，开始攒粮票、备干粮、搭梯子。

监狱四面高墙，有电网，有机枪，有看守，有警犬，要逃离此处，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可细心的他，却观察到了一个，逃跑最好的时机：停电。

由于夏天用电量激增，他预感八月份一定会停电，果不其然，8月7日的早上，监狱宣布断电，原因是要把电拉给一个小化肥厂开工。这无疑是他逃跑最好的时机。

白天，他把该转移的东西，都转移到了钳工间，从钳工间里面把可以拆卸的木梯零件，漫不经心地扔到早已看好的死角。

出逃的时间，只可能选在两次点名之间：晚上9点点名逃出去，早上7点点名被发现。

当晚，他故意谁都不理，给大家感觉自己很不愉快，这样，就没有人来跟他说话了，他晚饭也故意不吃，假装睡觉。

晚上点名前，他先用衣服，在床上卷成一个人型放进被子里，让人以为他还睡在那里。晚上点名时，他很响亮地答：到！让大家都知道他在。

点完名后，所有人就按原来的秩序，洗脸的洗脸，睡觉的睡觉。

而他乘乱一下躲进了花坛，悄悄地从监房中转移了出来。待到夜深人静，他拿出那个放到死角、可以拆卸的梯子准备翻墙，可在过墙时发生了惊险一幕，他发现梯子不够高，墙高三米五，梯子才两米，怎么办？

幸好墙角有两根扁担，他把两根扁担用短绳绑好，才终于成功地翻越过去。一离开监狱，他就撒开腿拼命往南方跑，然而连续三次越狱失败的他，真的能顺利逃离吗？

徐洪慈一夜疾行三十公里。他打算南下东进，取道四川回上海。一场野外生存考验开始了。金沙江群山中，如果没有学过定方位，很容易困死山中。

徐洪慈不知道方向，也没有指南针，怎么办？他把手表取下来，那时候还没有电子表，机械表都有分针、时针、秒针，只要用个小木棍，对着阳光插入土地，就会有阴影。只要把时针对着阴影，跟阴影保持同方向，那么在时针和12点之间就会有一条中分线，只要是在北半球，这条中分线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南边。

只要当时有太阳，他就不会迷路。

他沿着金沙江走，不会有缺水的问题，但食物吃完怎么办？他就动昆虫的脑子。但凡昆虫幼虫，不长毛的，颜色不鲜艳的幼虫都可以是食物。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尽量寻找各种昆虫的幼虫，野外昆虫太多了，扒开树皮下面全是。长毛的、鲜艳的一般都有毒。最好的就是天牛的幼虫，白白胖胖的，在树皮下挖出来，蚯蚓也是好东西，带壳的昆虫不能吃。

徐洪慈说：“这些昆虫身上布满细菌，生吃不行，要解决这问题，只能烧水，生火，但野外生火会有烟，最容易被发现。但有办法避免生火产生的烟雾。你要先寻找一棵大树，树冠很密的那一类，比如香樟树、青冈树。在树底下，沿着树根，挖一个十字槽。十字槽的好处是会形成穿堂风，不用什么砖头垒灶，也不需要用树枝架篝火，有充分的氧气可以让树枝燃烧，而且操作也简单。选择树冠茂密的树，是让烟往上走的时候，碰到茂盛的树冠被过滤和疏散。这样在远处也看不到烟。”

徐洪慈带着刀，他挖了一个十字槽然后点火，用热水瓶的铝盖子盛点水，放里面一烧，然后将一整把的昆虫幼虫放到里面煮，烧得它们团团转，蜷起来，沸腾，再蜷起来，凝固，熟透了。这样吃起来才不会苦。

正如徐洪慈的事先判断，监狱在第二天早上点名的时候，发现他不见了。507农机厂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所有人都一阵唏嘘。李光荣更是恼羞成怒，一场地毯式的搜捕从丽江拉开。

徐洪慈没有想到，这么偏僻的地方会遇上民兵，这几个民兵当场就问他：

“哪儿来的？”

“我探亲。”

“探亲？从哪里到哪里？证明有吗？”

他就把证明拿出来，民兵一看，有点疑团，但是也找不出什么碴儿，就这样很侥幸地逃过了。如果没有那张云南省云县革命委员会的介绍信，他就一定会被送回重刑犯监狱。

在过金沙江支流的时候，正是大雨后，河水暴涨。支流旁边有两个农民在种地，都劝他千万不要过去，水太急。8月份，咆哮的金沙江，谁也不敢过的。他知道这样很危险，但离开那个地方越快越好，越远越好，因为，后面随时可能有警犬追过来。

徐洪慈没有听从农民的劝告，结果，一下去，水就到了胸部。在走完三分之二的路时，他发现水更深了，越走阻力越大，马上就要没顶。这一刹那，他感觉自己“完了”。

人在最危险的一刹那会想起什么？这一刻，还会有思维吗？经历过生死之间的徐洪慈多年后告诉胡展奋，这一刹那，他想起了他的女朋友，就是那个把他的话向上汇报，出卖了他，以致他被送进监牢的安娜）。一直到最后，他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临死都想着她。这个让他爱恨交集的女孩，在他觉得自己必死无疑的时候，依然会想起……

很快，脚底触到了硬地，而且居然渐渐抬高了。他知道，快到河岸了，那个最低点过去了，他渡过了最低点，慢慢地上去了。

金沙江水没有冲走徐洪慈，李光荣的脚步也没有追上他，十四天后，徐洪慈徒步走出云南。到达四川后，他立即买了火车票，又一次回到上海。

到上海后，他见了母亲，母亲给他一百块钱，并很自豪地说：“你是我的儿子，有骨气啊！”用上海话说就是：“模子，你是模子，侬是男人，侬还要逃啊，娘都服帖你了。”可以看出，他母亲也是支持他这个行动。他拿了这家里最后的一百块钱，走了……

与母亲再次见面后，徐洪慈消失在人海中。

一个月后，他出现在了中蒙边境的二连浩特，打算偷越国境线，逃到蒙古去。当他向边防站灯光走近时，明明亮着的探照灯突然灭了。多年后，边防战士告诉他：这种现象，是千分之一的概率啊，三年才可能碰到一次。就是因为突然断电，否则你过不了。那是非常巧的，那么强的灯照着你，还有雷达。他沿着岗楼的底线走过去， 贴着岗楼走，那地方又正好是雷达的一个盲区。按理说，探照灯没有以后，雷达还有备用的电源可以继续工作，但这个盲区恰恰是雷达扫不到的地方。

有如神助一般，他误打误撞地躲过了一劫又一劫。过了边境线，到了一个洼地，他终于感受到：这个地方已经不是中国了，第四次逃狱，成功了！他在地上蹲了几分钟，面向南方，向多灾多难的祖国告别，然后转身向另一个陌生的国度走去……

他走进了蒙古边防，蒙古人看到他这个中国人大吃一惊，可他的心里充满了忧虑，当时有很多越境的人，都被送回自己的国家，他们会不会也把自己送回中国呢？

凑巧的是，1972年9月，蒙古刚刚颁布新的法律，凡是越境的，未经审判不能马上送回。一审时，他很明确地表示，越境到蒙古来没有物质诉求，而且他还是个有思想的知识分子。这让法官对他产生了同情。可对方还怀疑他是间谍，认为他到蒙古带着祖国的使命，而他记忆力惊人，他说：请你翻阅1957年8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面有关于我的，对我批判的文章。我可以背一段给你听。这彻底洗清了他的嫌疑。

法官想要和他有进一步的交流，法官对他说：我们救了你，你应该告诉我们一些，我们感兴趣的事情。比如说，中国现在的经济情况。你曾经长期在党内工作，曾经在华东局工作，按你所说，一直和华东局的高层领导有接触。你应该告诉我们你所知道的一切。还有，听说监狱里大量饿死人。你在监狱呆了这么长时间，而且，三年自然灾害，你也在监狱里，你应该告诉我们监狱里的真实情况。

可这个在祖国，连生存都得不到保证的人，却拒绝了法官的要求，他觉得中国出现的黑暗现象，只是暂时的，如果以此博求自己的待遇，以此博取自己的好处的话，自己就是卑鄙的。他对法官说：我虽然是个逃犯，尽管受到不公正待遇，但内外是要有别的。好比我们两家是邻居，我们家出了事情，我投奔你这家邻居。你却说，我是可以帮助你的，不过，必须把你父母的隐私告诉我。你说这样的邻居有道义吗？

法官听后也觉得很难为情，也就不再多问了，很快，法院就对他的越境进行了审判，他必须要在宗哈拉的大森林里服刑一年。

中国的监狱把他驯化了，而蒙古的监狱却把他野化了。

宗哈拉自然条件非常严酷，冬天温度低到只有零下四十度，夏天则是另一种严酷，天一黑，大蚊子就来吸血了。到了早晨，天一亮，牛虻就来叮你了，一叮就是一个大包，午睡时，小黑虫又会钻进蚊帐。一天二十四小时不断地受折磨。

当地人都特别喜好喝酒，他没学会喝酒，却学会了打架，在这里，一言不合就是开打。有一次，他和管教巧灵打架，尽管他身高一米八，可哪里比得过蒙古大汉，巧灵一拳就打断了他两根肋骨。

其他人对巧灵说：你打得太过了，你把他肋骨打断了，到现在他发高着烧。一听这话，巧灵完全不顾自己的身份，立刻拿了一袋马肉去看他，跟他道歉。

还有一次，他在监狱厨房里工作时，有一个犯人的老大来多吃多占，他气不过，就拿起一个，冒着青烟的熨斗上去了。而对方比巧灵还要厉害，而他硬是拿着熨斗在对方身上，烫了个大烙印，蒙古大汉仓皇逃走了，可事后也没有回来报复他。

在这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很简单也很纯粹，他找到了最初的快乐，而尝尽恋爱苦果的他，

在这里，也邂逅了真正的爱情。

一年刑满后，因为患病，他住进了首都乌兰巴托的医院，就在这时爱情之神，向两个国籍不同，民族迥异的，苦命男女射出了情箭。

医院里有一位叫奥永的护士，每天都到病房做清洁护理工作，她身材苗条，肌肤雪白，一双流盼多姿的大眼睛，别有一番南国女性少见的豪放温婉的韵致。

他四十多岁，而她才二十一岁，他俩相识寒暄，渐渐地，竟然开始互生情愫。她钦佩他的学识，更钦佩他的信念，义无反顾地选择和他在一起。许多人都对她说：“这么多条件好的蒙古人不嫁，干嘛去跟一个中国穷光蛋。”

可她觉得，这个男人值得托付一生。

在蒙古腹地的后杭盖省，他终于有了一个温馨的家，为了赚钱，他干各种体力活，搬木头，石头，他一边干活，还一边做饭做家务。

他揽下了所有家务活，心甘情愿地疼惜妻子，愿意为她付出所有。

其他蒙古的妇女们都羡慕不已，纷纷对奥永感慨道：什么活都是徐医生做，你多有福气啊！

然而异乡虽好，终究不是自己的祖国。

他十分非常关心祖国的情况，第一次拿到工资，就动脑筋买半导体收音机收听广播，只要有空，就不断地听国内的情况，他一直没和国内的家里人联系，因为自己还在危险里，万一被政府掌握他的行踪，他极有可能会被引渡，回国对他而言，就像一个可望不可求的理想。

然而不久后，转机却出现了。四人帮被粉碎后，整个国家开始转轨。

1981年冬天，我收到母亲的信，她告诉我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为我的右派问题平反，并附上了手抄的改正书。

1982年春天，母亲又通知我，上海市公安局已对我的劳动教养问题平反。这又进了一步。但是久久期待的云南省丽江中级法院的平反书却迟迟不来。我相信这个问题阻力最大，很可能无法解决。

云南那边，像跷跷板一样翘着。云南不同意。

这时候，他做了一个决策，决心克服恐惧心，试试给有关中央领导写信。他在华东局工作过，曾经有两个老领导，一个叫黄辛白，1981年已经担任国家教育部的副部长，还有一个就是乔石同志，已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了。早在50年代徐洪慈读大学以后，和这两位领导联系已经很少了，后来自己出了事就更无法联系。于是，他大着胆子写信，把自己的遭遇告诉这两位老领导。

两位老领导都得到了他的来信，而且两位都有反馈。信中说：“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属实，要查。也并不因为你是我的老部下，就偏信你的一面之词。第二，查出来如实，你就平反，你就是个大学生。”

两位领导无论口头还是书面都有过指示：“这事情要办！”但是，事情依然一波三折。

全国都在为右派平反，凭什么不给他平反？领导都发了话，但事情没那么容易，下面一直反弹，特别是云南省法院、丽江地区法院，他们说：“他错划右派不是我们的事情，是上海方面的事情，在我们这里，他犯下了不容原谅的错误，不能赦免的错误，就是越狱。”

对于丽江507重刑监狱监狱长李光荣来说，徐洪慈这个人是他所在监狱唯一越狱成功的人，他居然能从重刑犯监狱逃出去。现在得知他后来逃到蒙古去了，在李光荣看来，情况更加严重。叛国投敌、越狱，两罪并罚，不能平反。

这是罪不可赦的。

李光荣曾经捏造徐洪慈组织犯人集体越狱的材料，企图置徐洪慈于死地，徐洪慈是在接到别人的报信后才决定逃亡的。因此，1972年的越狱，对徐洪慈来说可谓是一场生死逃亡。

我于是继续向中央有关部门写信，要求丽江地委为我彻底平反。冤案在前，死亡逼迫在后。如果我不越狱、不自救，那么今天的平反书恐怕只能对着徐洪慈的墓碑朗读！

徐洪慈继续写信，直到后来，中央领导有了明确的表态：徐洪慈这个事情，首先判断的就是前提何在。他是越狱的，他是越境的，但是谈任何事情要有前提，如果他不被错划成右派，他怎么会发生后面那么多事情呢？后来怎么发生的？因果，一切都有因果。所以一切的根源，都是因为这是一个冤枉的事。既然冤狱被平反了，前提被推翻了，那么后面一切都不能成立。

这最后一句话为他定了性。

此后，为徐洪慈平反的指示，是直接从中央发指示到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自上而下的。这是来自中央的力量，也是来自道义的力量。

这是一种迟来的公正，虽然迟来，但还是公正的。1982年6月，徐洪慈得到了彻底的平反。

1982年6月19日的上午真的下了一场鹅毛大雪，千山万壑，白雪皑皑，“六月飞雪，天象示冤”，蒙古人奔走相诉，连称千古奇闻。我踟蹰在大街，如痴如呆——难道是老天给我的征兆吗？关汉卿的《窦娥冤》是奇冤，我的案情难道不是奇冤？四次越狱，万里亡命，沉沦异国，娶妻生子，也是闻所未闻啊！

对徐洪慈来说，真正的冤狱平反了。六月飞雪，对他个人来说是一个彻底的拐点。这意味着，他可以回中国了。

1982年10月，中国驻蒙古大使馆致信徐洪慈：按照有关规定，你已获彻底平反，“我们恢复你的中国国籍，你要到乌兰巴托中国大使馆来领你的护照，领了护照以后，你回国探亲也可以，回国定居也可以”。接到信的徐洪慈欣喜若狂。

那是永生难忘的一刻。

然而，蒙古人也找他谈话。

这次露面的是蒙古国家安全局，大意是：“徐洪慈，我们对你不错吧。”

他说：“你们是我的恩人，在我面临死亡的边缘，你们救了我。”

“很好，有你这个认可，我们继续谈下去。你在这儿十年了，你对蒙古感觉怎么样？”

“很好。”他当然说好，因为蒙古对他很照顾。

“既然这样，”蒙古安全局的人说，“那么，现在你的祖国为你平反了，要你回去，你怎么看？”

“我很矛盾，我在这里成家，当然我永远忘不了我的祖国。”

“我建议你要慎重考虑这件事情，我们欢迎你加入蒙古籍。”

到这个时候，徐洪慈觉得非常奇怪：你们一直不让我加入蒙古籍，现在为何同意了？他曾经提出过这个想法，那是为了安全，假如加入了蒙古籍，他们就不能引渡他了。引渡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他，他怕被抓回去，他怕再见到李光荣。但是，当时蒙古对他的要求不置可否，一直拖着。现在却说，“欢迎你加入蒙古籍……”

徐洪慈听对方这么说，有点不大开心。他说：“我就直说了，我曾经多次流露过这个意思，你们不理我。现在我的祖国要我回去了，你又要我加入蒙古籍了，就是不想让我回去嘛。”

那个蒙古人说了一句很妙的话：“这是常理嘛，女人的魅力就在于她没有离婚。”

这句话说得很奥妙，简直不像蒙古人说的。他接着说：“这很常见啊，你吃香了，我们就看中你了。”

徐洪慈对他的回答就是：“祖国的魅力就在于永远令人难忘。”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安全局的人就不和他多说了，他说：“那你就是铁了心，去意已决。你铁了心，不过你没有那么容易能拿到。”

这很有意思。他哪怕刁难你，居然会事先告诉你：我是不会让你那么容易拿到的。

二十五年，沉冤终于洗清。有多少次梦里，被李光荣追赶、折磨，又有多少次在梦里，母亲远远地招手。徐洪慈想家，什么力量都阻止不了他回家的脚步。

关键时候，奥永站出来了。她胸脯一拍，很有魄力地对徐洪慈说：“我去。你们大使馆门口都是我们蒙古卫兵，我是蒙古人，我看他们敢对我怎么样？”

结果，她上演了一场硬闯大使馆的戏。奥永的性格也是豪放的，她直冲大使馆，顺利地拿到了他的护照。

但是，要离开蒙古，还有更难解决的问题。

蒙古有一条基本国策，即重视人口，蒙古人少。徐洪慈若要回去，要带走老婆和三个孩子，蒙古人觉得这是国家的巨大损失。“更何况我们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你，你怎么说走就走呢？”所以，在他办理回国材料的时候碰到很多困难。

蒙古的高层官员设有专门接待日，为了获得回国所需的材料，徐洪慈甚至见到了蒙古的最高层——元首泽登巴尔。

1983年，蒙古方面终于同意了他：“你先试着回去一趟，我们让你回去。试着回去一趟，就是老婆、孩子都不带，一个人。”

看到自己的丈夫就这样回国了，奥永担心他一去不回，却又相信他还会回来。临别之时，她告诉好多年没见过母亲的徐洪慈：

“你去吧，去看看你母亲。这辈子也就这么一个母亲，我在家看着我们的孩子，等你回来。”

流亡十一年，徐洪慈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

昨晚我还是“逃犯”，今天已是“华侨”，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做）伴好还乡。……”可是我还有青春吗？我的心一阵阵绞痛着。

上海石库门的房子，邻里之间，鸡犬相闻。听说徐洪慈要回来，全弄堂都出来迎接他。

徐洪慈终于见到了他的母亲：“上次逃回来的时候是1972年，再次回来是1983年，整整十一年了。”母子相拥痛哭。

母亲抱着他说：“你真是我的儿子。”就像当年他逃的时候说的：“你真真是我的儿子。”

这是1983年，徐洪慈从蒙古第一次回到上海。弄堂里所有的老人都流下眼泪，这是发生在他们身边真实的故事。常言道，父母在，不远游，而今游子不复青春，却终于回到娘身边。

从1958年至今二十五年，我第一次在家和母亲共进晚餐，真有说不完的话。我也拿出奥永和孩子们的照片。母亲一直和我谈到深夜。

如果说，在徐洪慈亡命天涯的十一年中，母亲是他始终的牵挂，那曾经留下爱恨的医学院、那梦中挥之不去的云南重刑监狱，他该如何了却这些心事？

学校位置没变，现在还在医学院路，枫林路中山医院旁边。

徐洪慈回到学校，第一感觉就是，学校建筑比以前多了，路比以前窄了；第二感觉就是伤感。很多同学都留校了，而同学们看到他，居然一眼就认出了他。他很有特征：第一，个子高，一米八；第二，两道浓眉；第三，太多的人大吃一惊：“你还活着？！”

传说有很多版本，有的说他早就死在困难时期的白茅岭监狱，还有说他死在云南，死在云南的深山野林中。但没有关于他一个人逃到蒙古的传说，因为这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医学院轰动了。

大家马上决定要开一个欢迎会。在欢迎会上，他泣不成声。当年的同学朱世能，后来成为我国医学界的著名专家，他说：“当时你的成绩比我都好，没想到你吃了那么多苦，相比之下，我们都还算是顺利的。我们经常埋怨命运对我们不公，但命运对你是最不公的。”

当年有过那么多美好回忆的同学又坐在了一起。说到徐洪慈，大家都绕不开一个人，那就是安娜。

那个曾经和徐洪慈爱得轰轰烈烈，又揭批他最彻底的安娜在哪里？热心的同学要立即安排他们见面。这样一个爱恨交织的人，徐洪慈见还是不见？

事实上，徐洪慈无论是在白茅岭的监狱，还是在云南的监狱；无论是越狱的时候，还是渡过金沙江的时候；无论是差点被急流吞没，还是到蒙古的宗哈拉大森林，他永远忘不了的就是安娜。

曾经有记者问：“你有没有仇恨？”

“没有。”他说，“我也觉得奇怪，我吃了那么多的苦头，却没有仇恨的情绪。”

此时，他想，最好不见她，不见最好。

但他抵挡不了一种力量，人心的力量，人性的力量。最终，他就跟着姓沈的同学去了。

姓沈的同学把他安排在一个房间，让他等着。这一刻，他心潮汹涌，所有的往事涌上心头。门一开，安娜进来了。在场的一个是姓沈的同学，还有一个叫小熊的年轻医生。

事后他们回忆说，这个场合他们永远忘不了。那种面部表情，那种尴尬，那种肌肉的抽搐，那种眉眼，无法表述。两个人都非常尴尬，可见双方在对方情感世界所占的地位，这是无法隐藏的，这一切都会自动出来说话，人的情感自动打开。

小熊和沈医生借口走了。他们说：“这个场合我们也看不下去，我们也不合适看下去。”

徐洪慈后来回忆说，两人坐下，长久无语。然后还是他先开口说话，却是他事后回忆起来，都觉得自己很愚蠢的问话，就是：“你还好吗？”

安娜也问他：“你还好吗？你父母还好吗？”

这种时候，两个人的大脑都已经停顿。

两人相见之后，安娜留下了三句话。

她对沈医生说：“没想到他的妻子比他小二十多岁，做他女儿还嫌小。”这是第一句话。这是女人的本性，听上去有点酸溜溜的。

第二句话：“他当时那个处境不能怪我，我也是走投无路。”

第三句话：“我们现在都要感谢邓小平，不管是他还是我，我们永远不要忘记邓小平的恩德。”

这三句话给徐洪慈印象很深，记者曾经问他：“你认可不认可？”

他说：“严格地说，前面两句话总要打点折扣。”

“我现在看来，不是安娜害人，是政治环境害人，所以这场纠结就这么结束了。”徐洪慈放下所有关于他和安娜的记忆之后，这样总结陈词。

悲喜交集、恩怨了结之后，徐洪慈立即回到蒙古。这时，他的小女儿叶塞尼亚刚刚出生。

1984年，徐洪慈带着妻子奥永，儿子安吉尔、波扬特和刚满月的女儿叶塞尼亚一起回到了上海。此后，徐洪慈成了上海石化总厂教育中心的高级讲师，奥永还做了老本行——护士。他们的生活终于恢复了正常。

奥永说：“徐洪慈曾经跟我说过，他要回去。他说：‘我不想住在这里，这不是我的家乡。’我说：‘你要去哪里？你的家乡就在这里。’他说：‘我要走。’来上海三十几年他经常这么说。”

生活重归平静，而徐洪慈内心的不平静却始终没有停止过。记忆的阴影挥之不去，他经常半夜惊醒，突然坐起来，然后就不睡觉了，起来写东西。他仿佛在重走服刑之路，朋友在，仇人现。

云南丽江，这个美丽的地方，在徐洪慈的生命里留下了多少屈辱与梦魇。那些曾经给予他关照的管教如今在哪里？狱友们都好吗？还有那个要置自己于死地的监狱长李光荣呢？

1991年，徐洪慈再次踏上了云南这片土地。他忘不了云南，他回到云南，回到丽江。

他见到很多狱友。在狱友邓巨卿的安排下，李光荣和徐洪慈同时出现了。

从当年徐洪慈越狱，到他们重见，将近二十年过去了，李光荣究竟怎么样了呢？

李光荣陷进了一个谜，他无论如何要猜透的一个谜，徐洪慈是如何越狱的？“如果是挖墙，我可以说服自己，他毕竟挖墙了嘛，他挖墙我没办法。如果是直升飞机把他带走的，我没办法，是直升飞机把他带走的。我现在一个理由都找不到，一个人就这么蒸发了。”他甚至没法向上级交代。

李光荣打那以后，在漫长岁月中的业余爱好，就是研究徐洪慈是怎么逃走的。他研究了很多案例，徐洪慈变成了一个他终身的对手。第一，那天停电，但是停电以前，他所有准备都做好了吗？应该全部准备好了。但感觉没有任何征兆，没破绽啊，偏偏那么一段停电的时间，就能越狱？第二，准备工作要做多少？第三，怎么上墙的？没有梯子，他不可能有梯子，有轻功吗？有轻功他早就没了，早就逃了，他没轻功他怎么走的呢？……这些问题一直在李光荣脑子里盘旋。按照常理，这都是没法想象、无法解释的。他带着这个未解之谜出现在徐洪慈面前。

徐洪慈又怎样呢？多年过去了，徐洪慈说：“一听到李光荣进来的声音，我浑身血液凝固。”这种感觉很少有人能体会。

像演戏一样，徐洪慈走出来，李光荣愣了一下，立刻把手伸出来，徐洪慈看了一眼，觉得他老了很多。

徐洪慈做了一个符合他脾气的动作：手不伸，不握手，不原谅。在一般社交场合，这样的场面是很少的。因为，这是一种很失礼的举动。中国人的习惯是给面子，再讨厌你，握握手，表面文章要做做的。

徐洪慈说：“我对他连这招也不用。我心里直接告诉我，我这一生的成就就是战胜你。就是这样，我不说话。”

邓巨卿不能让这个场面再尴尬下去，就打圆场：“老李，关于徐洪慈逃走的细节，你不一直打听吗？你不是老是问我吗？我怎么知道，我知道我变共谋犯了。现在当事人在，你不问啊？”

到这个时候，李光荣眼睛立刻发亮。一个久已萎靡的人，眼睛里立刻精光四射。他到底还是个警察，还是个监狱长，是很精干的一个人。他的力量立刻迸发，两眼炯炯有神，盯着徐洪慈的眼睛。

这眼神，徐洪慈非常熟悉，当年他注视任何犯人的眼睛都是这样的，职业化的眼神。徐洪慈的记忆一下都翻滚起来了，他不由自主打了个寒战。

看着徐洪慈，李光荣开口了：“我最想不通的就是，你没有梯子，怎么上墙的？”

徐洪慈说：“这是你判断的致命处，致命点。你怎么知道我没有梯子？任何事情都可以分解的，梯子是可以分解的。”

李光荣很聪明，一听，失声大叫：“噢，原来你做了一架可以拆卸的梯子？！”

徐洪慈笑笑：“不错，梯子原本是可以拆卸的，可以用绳索和木头组合，越过高墙以后，再把梯子拆了。让你们永远不知道梯子是用什么做的。”

李光荣瞪大了眼睛，做了个难以描绘的表情

对于徐洪慈来说，似乎所有的恩怨都了结了，2005年上海知名记者、作家胡展奋，震动其际遇之非凡，感动其精气之浩然，对他深入采访，写出了一部，口述实录作品《永不服罪》。组织上也恢复了他的党籍。2008年4月14日，徐洪慈所在的单位给他颁发了老干部离休证书，从颁发日这一天起，徐洪慈由退休改为离休。

然而，拿到这张离休证书后的第三天，徐洪慈因癌症引发的呼吸衰竭去世。三个月后，组织上下发了《关于徐洪慈同志享受局级待遇的批复》。悲痛，留给了他的妻子和孩子。

“跟徐洪慈在一起三十多年，他从没辜负过我，我们从没说过什么过激的话。徐洪慈为什么就这么丢下我和孩子们走了？三个孩子都大了，他怎么就这样走了呢？”

徐洪慈离开了，但孩子们已经长大，奥永的痛，能随时间淡忘吗？

徐洪慈去世以后，记者胡展奋向我们转述了徐洪慈传奇的一生。从1999年开始接触他的胡展奋，回顾他们这些年的交往时说：“我当时没准备写他，当时听人家谈这个故事，觉得他的遭遇很离奇。而第一次和他接触之后，却印象深刻，那就是：“这个人不轻易相信人，有戒备心，为人有点冷淡，但内心很深，见多识广，阅历非常丰富。”

记者这样描述他们交往以后逐渐积淀的印象：

这种冷淡就是，不惊讶。你和他谈话，你说了可笑的话，他这样；你说了很离奇的事情，他也这样。他表情不轻露，波澜不惊的那种。这波澜不惊的表情，不是人为的、刻意的、克制的。有的人我们看得出他是修养所致，有的人修养好，能控制自己的表情。他不是，他是看淡一切的这种表情。你能打动他的事情很少，他自身经历过那么多，惊涛骇浪在他面前是没有传奇的。他就是这么个人。

有一次，胡展奋问徐洪慈：“当时那么多同学不如你，现在还都是有所作为的。但是你的大半生都是在苦难当中挣扎的，你怎么看待自己的人生呢？”

徐洪慈是这么总结自己的：

我在自己的专业上，在自己原先的人生抱负上，我一无所成。像我这样的人，应该怎么说呢？对那种残酷环境、恶劣环境的反抗，这种个人的成功，人格上的成功，我这一生，只有这一点。我心足了。这一点，我对得起自己。

按世俗的标准，徐洪慈没有贡献出什么发明创造，没有贡献多少物质财富，他不是一个成功人士。但对他自己而言，保持了自己人格的完整，昭示了精神不屈不挠的倔强，维护了一个平凡生命的尊严，他的生命，在另外一个维度上企及了一种神圣庄严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