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朱执信
发布时间：2010-09-18 16:3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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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8h~3u59
朱执信对逃避艰苦偷闲享乐的思想，批评起来也毫不给面子。即使是对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这些当时的患难同志和挚友(汪精卫还是朱执信的四舅)也一样。胡汉民和汪精卫曾领命负责策划收编二十营粤军的任务，为这事，他们两人竟然在北京逗留了数月，趁机过过悠闲安乐的上层生活。军政内部对此颇有闲言却又没有人敢当面指出。唯朱执信见到两人时敢当面责问他们如此悠闲“是否染了官气”。1920年，胡汉民、戴季陶因不满孙中山的政治主张，采取消极逃避政策，跑到湖洲隐居。朱执信知道了，曾两次去信严厉责备，说：“现在有些自命高尚而作隐遁生活的人，都是过分的贪婪。既然吃众人做成的饭，穿众人做成的衣，住众人造成的房子，就应该为众人做事。” 朱执信有这种疾恶如仇，刚直敢言的鲜明性格，因此，“在军政内部，同志间有言行不检点的，都很怕被朱先生所知，因为一旦被执信知道了，定会遭到责备，先生是不给情面的”。“在先生板板的面孔、严峻的态度、威棱的目光之下，那些贪官忘利小人见了就害怕，不敢公然作恶”。 朱执信的挚友林直勉这样评价他：“先生未正人前先正己，且正己极严”。四舅汪精卫也说：“他(执信)第一用省察刻厉的功夫，除去自己的恶；第二用鉴空衡平的功夫，除去朋友的恶；第三是用坚壁清野的功夫，除去世间所有的恶。” 可见朱执信身上所具有的除恶务尽的凛然正气和特立独行的性格“为一般人所不及”。对朱执信苦行节俭、清廉自律的道德品格，孙中山先生用“革命之圣人”来评价，挚友和同事则用“与喜马拉雅山峰同高，如峨眉山下平羌峡的水碧澄”来形容。 同事邓彦华说，大约在1911年到191-2年间，他和朱执信等几位同志到香港“计划党事”。当时，军政府官员外出工作大多都住酒店或租间小洋房，“而先生却在湾仔大王庙附近找寻了一间纵横不及二丈的小房子，前后两间还住着素不相识的另外三人，最后一间是厨房。房子狭小肮脏，终日处于人声烟火的夹攻之中，我们颇觉有点难熬，而先生却泰然处之。” 又有，1916年中的一段时间，朱执信每日都要到黄埔的机关部办公，他不坐公车，天天到珠江边的码头坐小渡轮过江，早出晚归，风雨无阻。“日间饭款仅限二毫子”。有时工作太晚了，回到市区就和同事在长堤一带找间小饭馆吃饭，消费“也只二毫五分的标准，丝毫不得超越”。 据同事们回忆，1913年，执信任广(州)阳(江)绥靖处督办和广东核计院院长之职时，每月薪金500元，而他“每月仅给50元家用，其大半则消费于公事或资助同事……生活之简素，有过于署内的职员”，但对于同志间失业或需要银子救急的，他一知道，总是急忙拿出钱来救应，帮助别人渡过难关。凡是受过朱执信关照接济的人，每每提起，总是感念不尽，觉得无以报答。朱执信有四个儿女，夫人杨道仪是家庭妇女，朱执信虽然薪酬也算优厚，但他的家庭生活开支却常常是捉襟见肘。朱夫人为了孩子，不时要回娘家弄点米粮副食之类的东西，为此，执信常常受到姐弟亲戚和汪家族人的埋怨。三?二九广州起义失败，朱执信带伤逃亡香港，而他的家人还被困在广州无法转移， 同盟会颁给朱执信的革命军功牌
为躲避清军搜捕，日日不敢出门，生活十分艰难。当时，城中同志得知朱家的窘况，想将“党内余款二三十元周济，暂解妇孺无米之炊”。执信知道后，从速去信阻止，信中说：“吾妻可往外家，吾妹可往舅处，何等安乐。此乃公众之款，万不可妄予。”见信后，大家十分感动，都说，此等事，唯有执信能够做到。 1920年9月，朱执信在虎门牺牲后，遗下孤儿寡母，度日十分艰难，“家无宿粮，孤寡堪悯”。同志们将情况向孙中山反映，孙中山闻讯十分难过，立即亲笔致信党内：“凡我同志，念执信兄夙谊者，尚祈转为告语，量力相助，毋忘旧交……”阅者无不动容。在朱执信的小女儿朱娱晚年所写的回忆母亲杨道仪的《忆》一书中，也讲到了父亲牺牲后他们一家的生活十分艰难，全靠父亲生前好友和亲戚的时时关照和接济，生活才得以为继。 朱执信特别推崇俄国布尔什维克人的工作精神和牺牲精神。他曾在多个场合说过：“他们共产党员工作的时间，特别比非共产党员多，而所受的俸给则特别比非共产党员少，只有这样的牺牲精神，才可以成就一个革命的事业。”这番对革命党人说的话，朱执信本身就在身体力行地示范着，这也是朱执信革命一生的写照。 正是从小受读书学问清廉耿直家风的熏陶，以及后来大革命洪流的炼历，铸造了朱执信与众不同的人格特质。他面木纳，言语少，骨子里却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和忍耐力；他对敌人，对一切丑恶的东西毫不留情，对同志对百姓却如兄弟般的爱护；他将国家的事革命的事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而对自己的事家庭的事却常常顾不得考虑；他心怀坦荡，观点不同，直言相见，却不屑奉承滑头之术；他对工作极努力，极投入，对生活的要求却极简单，对自己的言行极自律。他的高尚品格深深地感动着影响着所有熟悉他和不那么熟悉他的人，长久地为活着的人所赞颂、所学习，直到今天依然是那么令人肃然起敬，令人洗刷灵魂。正如二十年代执信学校的校歌所写的那样： 执信，执信，好学精神，既殚精以求知，复笃志以力 行，嗟我诸生兮，毋忘执信之好学精神； 执信，执信，革命精神，既鞠躬以尽瘁，复杀身以成 仁，嗟我诸生兮，毋忘执信之革命精神；
为躲避清军搜捕，日日不敢出门，生活十分艰难。当时，城中同志得知朱家的窘况，想将“党内余款二三十元周济，暂解妇孺无米之炊”。执信知道后，从速去信阻止，信中说：“吾妻可往外家，吾妹可往舅处，何等安乐。此乃公众之款，万不可妄予。”见信后，大家十分感动，都说，此等事，唯有执信能够做到。 1920年9月，朱执信在虎门牺牲后，遗下孤儿寡母，度日十分艰难，“家无宿粮，孤寡堪悯”。同志们将情况向孙中山反映，孙中山闻讯十分难过，立即亲笔致信党内：“凡我同志，念执信兄夙谊者，尚祈转为告语，量力相助，毋忘旧交……”阅者无不动容。在朱执信的小女儿朱娱晚年所写的回忆母亲杨道仪的《忆》一书中，也讲到了父亲牺牲后他们一家的生活十分艰难，全靠父亲生前好友和亲戚的时时关照和接济，生活才得以为继。 朱执信特别推崇俄国布尔什维克人的工作精神和牺牲精神。他曾在多个场合说过：“他们共产党员工作的时间，特别比非共产党员多，而所受的俸给则特别比非共产党员少，只有这样的牺牲精神，才可以成就一个革命的事业。”这番对革命党人说的话，朱执信本身就在身体力行地示范着，这也是朱执信革命一生的写照。 正是从小受读书学问清廉耿直家风的熏陶，以及后来大革命洪流的炼历，铸造了朱执信与众不同的人格特质。他面木纳，言语少，骨子里却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和忍耐力；他对敌人，对一切丑恶的东西毫不留情，对同志对百姓却如兄弟般的爱护；他将国家的事革命的事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而对自己的事家庭的事却常常顾不得考虑；他心怀坦荡，观点不同，直言相见，却不屑奉承滑头之术；他对工作极努力，极投入，对生活的要求却极简单，对自己的言行极自律。他的高尚品格深深地感动着影响着所有熟悉他和不那么熟悉他的人，长久地为活着的人所赞颂、所学习，直到今天依然是那么令人肃然起敬，令人洗刷灵魂。正如二十年代执信学校的校歌所写的那样： 执信，执信，好学精神，既殚精以求知，复笃志以力 行，嗟我诸生兮，毋忘执信之好学精神； 执信，执信，革命精神，既鞠躬以尽瘁，复杀身以成 仁，嗟我诸生兮，毋忘执信之革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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