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执信人格特质
发布时间：2010-09-18 16:2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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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执信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一生致力于创建民国和维护民国的伟大事业，是民主革命时期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与廖仲恺、黄兴等同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辞海》记载“朱执信，中国民主革命家”。 朱执信19岁时参加广东官费留学资格考试，在200多名考生中以第一名的成绩夺冠，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结识了孙中山和其他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人物，随即加入同盟会，走上了他毕生为之奋斗并为之献身的中国民主革命的道路。 1920年夕月21-日，朱执信前往广东虎门调停攻人虎门的东江民军和驻虎门要塞的丘渭南部队之间的冲突，在两部官兵突发的骚乱中被流弹击中，壮烈牺牲，殉国时年仅35岁。 民主革命家朱执信石像
后来，孙中山接受了廖仲十岂、胡汉民、汪精卫等人的提议，在朱执信殉国一周年即1921年，创办了执信学校，永远纪念这位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杰出人物。 朱执信出身书香世家，自小受家学熏陶，父亲身上所具有的忧患情怀和正气傲骨对少年执信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以后革命洪流的炼历中，他不但充分体现出过人的智慧和才干，更形成了坚忍勇猛、疾恶如仇和清廉自律的人格特质。 朱执信臼投身革命起，便立下决死为国之志。在短暂的一生中，他曾参加过无数次战斗。“先生不论何役战争，皆曾参与，且必躬冒矢石，不避艰险”(孙中山语)。每逢冒大险之前，他都会给家人留下“诀命书”，以示义无反顾的决心。“吾本东西南北之人，不自珍惜，亦不耐投闲，冒险杀贼，尚差足以自快，家中视吾已死可也。”这是朱执信在给家人和朋友的信中经常表达的人生观和生死观。胡汉民这样评价他：“执信先生生平不晓得一个‘险’字，只晓得主义，只晓得猛进。” 在辛亥三?二九广州起义一战中，他是120名“选锋队”队员之一。起义当天，队伍在小东营集合出发。执信与平时一样穿着一件旧长衫，有人对他说：你穿成这样如何打仗?执信一听，即时从旁人手中夺过一把大刀，“咔嚓”一声割掉长衫的一截，哈哈一笑道：这下方便了吧!起义的冲锋号一响，他腰掖两枚炸弹，大喊一声，和黄兴一起率领起义军冲人粤总督府，随后又兵分两路，攻打粤督练公所，与清军展开血战。炸弹用完了，他又从地下躺着的伤兵手中拿过长枪，继续战斗，直至身中枪伤被清军冲散……。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革命声威却从此愈振”(孙中山)。为纪念黄花岗战役的惨烈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孙中山下令，给朱执信等英勇将士颁发革命军功牌。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和胡汉民等人辗转流亡日本。朱执信则继续留在广东、广西和港澳一带协助该地区革命党人策划下一步“起事”的工作。当时形势十分恶劣。袁世凯在广东的走狗龙济光，发布通缉令，悬赏两万银元缉拿朱执信。另一方面岑春煊军政府(当时岑任军务院代抚军长一职)又处处刁难妨碍朱执信的行动。朱执信当时的情形不但是孤军作战，而且是两面受敌。在那段极其艰辛危险的日子里，朱执信奔走于广东、广西、港澳三地，跋涉于乡村的山坳丛林，在山边的茅寮石洞中策划了周密的“讨龙”军事计划，并联络了南、番、顺、清远、台山、阳江等地的绿林，为后来的“讨龙”军事行动储备了武装力量。任务完成后，朱执信到日本会合孙中山，同志们知道了朱执信在国内开展斗争的艰难后都感慨万分，无不感叹说：执信这人，为了主义，如此坚忍，“如若换了别人，该早就放弃了!” 朱执信在一次和好友林直勉谈论理想人生时，讲到了他的人生观。他说：“民间常用砂煲来煨汤煮食，有可用以煮饭煮汤经岁月磨损而坏的砂煲，也有可用以盛装炸药掷向盗贼而即刻破碎的砂煲，我宁做盛装炸药掷贼而破的砂煲而不做久煮而破的砂煲”。 疾恶如仇、刚直敢言是朱执信的又一鲜明个性。这“恶”在执信看来有两种：一种是来自社会的“恶”，就是反对革命阻挠革命的人，中饱私囊鱼肉百姓的人，行凶作恶霸道忘利的人，对于这一“恶”，朱执信主张一概以“坚壁清野大刀阔斧的手段清除之”；另一种是来自自身的“恶”，也就是人性深处所隐藏所滋生的丑恶，对于这种“恶”，朱执信也从不放过，从不姑息，他曾十分直白地说过：“我常萌不正的念头，好在拼命做些‘克己’的功夫，所以还不会堕落”。
后来，孙中山接受了廖仲十岂、胡汉民、汪精卫等人的提议，在朱执信殉国一周年即1921年，创办了执信学校，永远纪念这位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杰出人物。 朱执信出身书香世家，自小受家学熏陶，父亲身上所具有的忧患情怀和正气傲骨对少年执信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以后革命洪流的炼历中，他不但充分体现出过人的智慧和才干，更形成了坚忍勇猛、疾恶如仇和清廉自律的人格特质。 朱执信臼投身革命起，便立下决死为国之志。在短暂的一生中，他曾参加过无数次战斗。“先生不论何役战争，皆曾参与，且必躬冒矢石，不避艰险”(孙中山语)。每逢冒大险之前，他都会给家人留下“诀命书”，以示义无反顾的决心。“吾本东西南北之人，不自珍惜，亦不耐投闲，冒险杀贼，尚差足以自快，家中视吾已死可也。”这是朱执信在给家人和朋友的信中经常表达的人生观和生死观。胡汉民这样评价他：“执信先生生平不晓得一个‘险’字，只晓得主义，只晓得猛进。” 在辛亥三?二九广州起义一战中，他是120名“选锋队”队员之一。起义当天，队伍在小东营集合出发。执信与平时一样穿着一件旧长衫，有人对他说：你穿成这样如何打仗?执信一听，即时从旁人手中夺过一把大刀，“咔嚓”一声割掉长衫的一截，哈哈一笑道：这下方便了吧!起义的冲锋号一响，他腰掖两枚炸弹，大喊一声，和黄兴一起率领起义军冲人粤总督府，随后又兵分两路，攻打粤督练公所，与清军展开血战。炸弹用完了，他又从地下躺着的伤兵手中拿过长枪，继续战斗，直至身中枪伤被清军冲散……。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革命声威却从此愈振”(孙中山)。为纪念黄花岗战役的惨烈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孙中山下令，给朱执信等英勇将士颁发革命军功牌。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和胡汉民等人辗转流亡日本。朱执信则继续留在广东、广西和港澳一带协助该地区革命党人策划下一步“起事”的工作。当时形势十分恶劣。袁世凯在广东的走狗龙济光，发布通缉令，悬赏两万银元缉拿朱执信。另一方面岑春煊军政府(当时岑任军务院代抚军长一职)又处处刁难妨碍朱执信的行动。朱执信当时的情形不但是孤军作战，而且是两面受敌。在那段极其艰辛危险的日子里，朱执信奔走于广东、广西、港澳三地，跋涉于乡村的山坳丛林，在山边的茅寮石洞中策划了周密的“讨龙”军事计划，并联络了南、番、顺、清远、台山、阳江等地的绿林，为后来的“讨龙”军事行动储备了武装力量。任务完成后，朱执信到日本会合孙中山，同志们知道了朱执信在国内开展斗争的艰难后都感慨万分，无不感叹说：执信这人，为了主义，如此坚忍，“如若换了别人，该早就放弃了!” 朱执信在一次和好友林直勉谈论理想人生时，讲到了他的人生观。他说：“民间常用砂煲来煨汤煮食，有可用以煮饭煮汤经岁月磨损而坏的砂煲，也有可用以盛装炸药掷向盗贼而即刻破碎的砂煲，我宁做盛装炸药掷贼而破的砂煲而不做久煮而破的砂煲”。 疾恶如仇、刚直敢言是朱执信的又一鲜明个性。这“恶”在执信看来有两种：一种是来自社会的“恶”，就是反对革命阻挠革命的人，中饱私囊鱼肉百姓的人，行凶作恶霸道忘利的人，对于这一“恶”，朱执信主张一概以“坚壁清野大刀阔斧的手段清除之”；另一种是来自自身的“恶”，也就是人性深处所隐藏所滋生的丑恶，对于这种“恶”，朱执信也从不放过，从不姑息，他曾十分直白地说过：“我常萌不正的念头，好在拼命做些‘克己’的功夫，所以还不会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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